教室內的權力與責任:不在場的權力者

2016/09/12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關於權力與責任的關係,之前已經在另一篇文提過社會學家Mills和蜘蛛人的叔叔說的話,這一次我們要聚焦在學校的教育現場,先從另一個故事講起。

 

應該是十一年前吧,我是人本教育基金會新竹分會的冬夏令營活動負責人,跟幾個年輕的同事一起去一間苗栗的小學看場地。剛調來沒多久的校長非常支持我們去借場地,帶我們東看西逛,對自己的學校很有自信,也提到不少未來自己在這個學校將要展開的各項改革,意氣風發啊。

 

但臨走之前,他略微猶豫地說:「雖然我是很支持你們來,可是呢,你也知道,老師是教室裡的王者……。」他講得含蓄婉轉(有嗎?),我們也徹底瞭解了。過了一個多禮拜,辦公室響起這位校長打來道歉的電話,果然如他所料,教室裡的王者聯合起來,成功將校長的意志阻擋在教室門外了。

  3年J組 ツッパリ先生

老師在教室內有很大的權力啊……  Photo source: 3年J組 ツッパリ先生 

 

如果單純以一個教室來看,教室裡的教育者掌握了非常大的權力,他幾乎不需跟任何人報備,就可以動用大人和教師的雙重優勢。至少在小學階段,教育者與小孩的權力差距讓教育者在教室裡幾乎有如神聖國王般不可侵犯。這份至高無上的權力容易讓教育者迷惑,不過這份迷惑可能讓教育者犯下怎樣的憾事,並不是本文關心的範圍,我想在這裡確定的是:教育者確實擁有莫大的權力。

 

有權力就有責任,擁有越大的權力就有越大的責任。單純以一個教室來看,教室裡的教育者與小孩之間有著巨大的權力差距,教室裡的各種不正當結果,教育者幾乎得扛上全部的責任 。

 

是這樣嗎?

 

這學期,有個在我這邊跟課一年多的年輕人進到公立學校的教育現場了,他說他每天以淚洗面,慘爆了啊,不過我聽到的時候一直笑啦。

 

他說開學沒多久親師會的時候他就(快)哭了,現場父母接力發言,要他「管嚴一點」、「要處罰啊」,已經被我洗腦啟蒙一年多的年輕人懷抱著對理想教育的熱情、對民主自由的堅持、對教育現場權力失衡的敏感度,面對滿堂父母的強烈要求,然後他梨花帶雨,該怎麼辦呢?

  crying, 哭

駿逸:本圖完全為示意圖;本人完全沒有這麼可愛。  Photo source: Pixabay CC0 

 

他只好推薦這些父母去看我的Blog

 

呃,弱弱的。我知道啊,不然你跟他角色對調,你能更高明嗎?我是不能啦。

 

乍看之下教育現場裡只有教育者跟小孩,但其實還有「不在場的權力者」透過各種直接/間接的方式干擾著教育現場。這些人包括校長、行政、教育者的同事以及最麻煩的父母,形成了「結構」。

 

一個相對進步開放的教育者若處在相對保守封閉的結構之中,他將面對多方勢力的夾殺,再加上結構長久以來的各種奇妙瑣事、由上而下的各種新奇花招,教育者光是應付這些有的沒的,可能就耗費了絕大多數的精力。也就是說,從結構的角度切入教室內的權力分析、將那些「不在場的權力者」也納進分析的框架之中,教育者就未必是教室裡權力最大的人了。

 

譬如說,在那些商品化的教育現場,如私立補習班或學校,父母透過經營者對教育現場施加的影響力甚至大於被工具化的教育者本身。在這些時候,教育者未必比父母更有權力,有時甚至比父母的權力更少些。也就是說,在這些時候,父母對於教育現場「變成怎樣」的責任,可能會比教育者要更大些。

  盧駿逸

小心媽媽就在教室外啊。盧駿逸提供 

 

學校裡不乏堅持教育理想的教育者,地方也不乏堅持教育理想的父母,因此結構內存在「教育者與結構之間的衝突」以及「結構與父母之間的衝突」。但雙方在教育商品化的潮流之下喪失了親師的信任基礎,加上親師雙方普遍都缺乏辨認「結構」的能力,上述的兩個衝突面向因而時常被雙方誤解為「教育者與父母之間的衝突」,以致於堅持教育理想的教育者與堅持教育理想的父母們,時常無法結為同盟共同對抗結構。

 

如果進步開放的教育者和父母無法在戰場上認出彼此、無法辨識出他們之間的矛盾其實更多是他們分別與結構的矛盾,進而聯手對抗結構的話,那這場弱弱相殘的悲劇,也許就無可避免了。

 

 

 

延伸閱讀:

【好孩子權力故事】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好孩子權力故事】營養午餐傳說

【好孩子權力故事】教育現場的溝通成本


更多【好孩子權力故事】

盧駿逸, 教育現場, 好孩子權力故事

封面圖片:f_a_r_e_w_e_l_l @Filckr  CC BY-SA 2.0

編輯:宅編

盧駿逸
盧駿逸
從2008年開始,我持續待在光合人文/教育工作室的合作式教育場域裡,這是一個師生比大約1:4的教育現場,我陪小孩一起工作的主題包括社會議題、科學、歷史、創作、自助旅行等等。除了陪伴小孩之外,我也和父母一起面對教育上的各種難題,像是自主學習、親子關係、兒童發展困境。
留言0
查看全部
發表第一個留言支持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