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是亞里士多德經常被引用的名言，對真理的追求凌駕於對師長的敬仰之情，這是西方文化獨有。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弟子，柏氏認為有抽象的理型世界存在，亞氏反對，指理型不過是對種種具體事物的歸納的結果。著名壁畫《雅典學院》，柏氏指天而亞氏指地，正好展現二人思想分歧。二人又並肩而行，反映其在哲學史的地位不相伯仲。何以亞氏能具有和老師同等地位？因其能不跟隨老師的腳跟轉，有自己對真理的另一種看法也。中國傳統儒家講究師道，對真理的追求難免有所壓抑。已故台灣思想史家韋政通回憶跟新儒學大師牟宗三交往的往事時提到：「中國思想傳統以『傳道』為第一優先，『授業』、『解惑』這類知識層面的事，只是為傳道服務的，在知識真理探索上，根本沒有發展出如西方哲學的獨立性。西方哲學則很早就擺脫了道德價值的糾葛，為了追求無限可能的真理，抱持著批判的態度，甚至冒險、叛逆的勇氣，成為追求真理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以傳道為優先的中國思想傳統裡，成德的工夫和道德人格的塑造 (成聖成賢)，成為終極價值的追求，因此，人格的典範，後人只能企慕追循，冒險叛逆當然被視為罪惡。」(《異端的勇氣》) 可謂點出中國文化的破綻。
韋政通原本師從牟宗三，立志弘揚儒學，因在思想上逐漸傾向自由主義、發現儒家的理論缺陷，加上愛上一有夫之婦、不願聽從牟宗三建議「趕快、立刻斷掉」，遂脫離師門，走自己的路。他說：「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如此出格的行徑，在德行上是很嚴重的問題，這問題困擾著我，使我很長時間內心難安。後來我終於想通了，才使我比較坦然......當我蘊育脫離當代新儒家氛圍的過程中，希臘哲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話，起了一定的作用」(同上)。換言之，韋政通成就出屬於自己的無悔的人生，多得亞氏的名言。
胡適說：「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不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不被孔丘、朱熹、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即是「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有了「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覺悟，才能成就出真正獨立的學術、真正獨立的言論、真正獨立的思想，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方得以可能。
奈何學術界常存門戶之見，如果還有「聽黨話跟黨走」纏夾其中，此對真理的追求無礙構成窒礙。錢穆晚年呼籲要摒棄門戶之見，陳寅恪堅持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都是發人深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