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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民主之春—美麗島事件四十週年》

在美麗島事件40週年的這一天，2019年12月10日蘋果日報隨報附上的是美麗島雜誌的特刊，在發刊詞中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說道：「四十年前，美麗島事件是爭取內部民主，在對抗內在威權，爭取美麗島的誕生；四十年後，我們是爭取民主社會的生存，在對抗外來極權，護衛美麗島的生存。」這著實是振奮人心的，但我認為多少是有些偏誤的，在四十年的期間內，有著「台灣人」的身分認同者，對抗的都同樣是威權也同時是極權的體制，都有著「CHINA」作為國名的一部分，而這些人所認同或信奉的是中華文化五千年的神話，同時也有著文化相對論的虛無定調，尤其，在這民族主義的大旗之下，巧妙地掩藏著殖民主義的氣味，而這，就是台灣人面臨四十年來，不，依照史明的說法是四百年來面對殖民的反抗。

美麗島事件對我一直都是陌生的，即便在我的政治啟蒙之後，我仍然對於美麗島事件一無所知，依稀只知道幾個人的公開審判而已，為了不讓這成為我知識上的缺憾我找尋過素材，也曾購入楊青矗的著作《美麗島進行曲》，然而因小說式的寫作讓我不曉得虛實故而捨棄，而恰巧逢上這個事件的四十週年紀念經友人的告悉，無懸念地購入這個特刊，補足這知識上的缺口。

按照時序而言，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被逐出中國代表，1978年中美斷交，1979年初發生橋頭事件，年底則為美麗島事件。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的成員在申請紀念世界人權日的遊行多次未獲准許仍照原定計劃舉行，而在前一天，兩名司機因駕駛宣傳車遭警察拘捕並予以毆打，這也促成了當日的活動更加盛大，而在當天的警民衝突後數日就是美麗島大逮補，無人倖免。而先予以鋪敘時程是要呈現可能的事後之明的短淺，美麗島事件之所以會是公開審判並不是執政者網開一面，就像1987年的解嚴也是順著前先的歷史接著1980年的林家血案，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以及1984年的江南案才導致的。換言之，在內外壓力的交迫下，包括在世界各地的台灣組織以及在美國的國會遊說，才讓國民黨政權在正當性的考量以及過度自信之下犯下以威權統治者的角度而言的失誤。而這場審判，在前先鋪天蓋地的國家機器宣傳（propaganda）下所捏造出的匪諜惡徒形象，卻意外成了破除幻象的公開除魅，這些人只不過是爭取民主的人民。而美麗島事件軍事審判的結果，黃信介、施明德、林弘宣、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張俊宏和陳菊，除施明德受判無期徒刑外，黃信介受判14年有期徒刑，其餘皆為12年有期徒刑。而我們也不能或忘在一般法庭仍有33名民眾受到追訴。從當今觀之這是十分嚴重的刑期，然而在當時有著二條一的年代，一個非常的年代，一個戒嚴的年代，這是萬幸，何其諷刺。然而，在當時他們被審判著，但是同時他們也在審判著司法，歷史也在審判這個世間。這或許也是姚嘉文會說：「付出一些代價是當然的，這是甘願的！」、「推動政治改革，不是什麼冤枉，不要一直講很可憐。」的理由。

80年代有的黨外雜誌諸如《八十年代》、《美麗島》、《政治家》（鄧維楨）、《深耕》（許榮淑）、《博觀》（尤清）、《鐘鼓鑼》（黃天福）、《進步》（林正杰）、《新潮流》（邱義仁、吳乃仁、洪奇昌）、《自由時代》（鄭南榕），而美麗島雜誌社的特別之處正在於雜誌社是黨禁時期集會的合法掩蔽，也是在報禁中突破言論的禁制，同時也添上更多的運動上的色彩。簡而言之，這是一群以民主自由作為信念的人群聚而成的：「沒有黨名的黨」。不僅是被抓捕的美麗島事件人物，呂秀蓮在訪談中說道關押時感嘆著：「自由的滋味只有在失去後才會真正體會。」，在當時所有的人們都無從知悉自由的滋味，因為不僅是身體上的自由，在當時心靈上是完全不自由的。但我們許多人因為不曾失去自由，以為如同盧梭所說的我們是生而自由的，但卻忘了這句話之後是說著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我們看不見隱形的鎖鏈，我們卻想再往自己身上多加上一些桎梏，但這卻不難理解，五百年前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就分析了這種自願為奴的現象，或者是說，奴隸都是自願的。我們情願相信著英雄式的人物，就像許多人仍然懷念著蔣經國的時代，在Huntington的話語中這叫做威權懷舊症（Authoritarian nostalgia），在台灣的情形，也就是懷念著那段時間的經濟成長卻覺得政治不自由無傷大雅，在今日的政治自由經濟卻漸趨停滯時則寧願出賣自由換取經濟。然而，從任何角度來察看，統治者並不傻，進行了30年的戒嚴與白色恐怖，出身特務機構的蔣氏二代並不會突然找到良心開啟公開審判，也不會突然想解放土地上的人民而宣布解嚴，這些不是慈祥的產物，即便面露慈祥，這些是經濟理性冷血計算的決策，這些都是蔣經國的民主妥協，在壓力的增高下例如在美麗島事件中，大逮捕後若再上演三十年前的屠殺綏靖清鄉，或許會引來更大的抗爭並鬥垮政權，而這樣的決策也讓國民黨得以在和平移轉政權的民主化後在這自由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而認為台灣的民主化重要推手是主流的重大錯誤，而去理解這其中的原因或許也只能歸因於能省去解釋美麗島事件的困難。而這也同時彰顯出美麗島事件與二二八事件的差別，後者的鎮壓後產生完全地噤聲，而前者的鎮壓程度並不亞於後者，但不同的是在高壓措施後人民社會補上了更多的能量，蓄積出足以在日後衝破沈默的可能。不過唏噓的或許是，正因為並不附隨著大量的血腥味並接連著到今日的民主自由，我們才對它印象不那麼深刻，忽略了這場審判，這個事件的重要性。

我們應該知道，身處民主自由社會，我們都是重要的一員，我們應該拋棄英雄式的幻想，就像在美麗島事件時也有著不為人知的三榮印刷廠老闆張榮華，幾乎前開所有雜誌都出自他的廠區，而他這麼說：「美麗島的英雄好漢為台灣民主犧牲坐牢，我的金錢損失不算什麼。」學者吳乃德以《最好的時刻》作為題名是借鑑自英國在二戰美國尚未參戰時獨自面對納粹德國時所說，若千年後英國仍存，那時的人會說這時是「是他們最好的時刻（this ws their finest hourt）。」，而吳乃德則稱未來若台灣仍在，美麗島將會是台灣最好的時刻，我想這是因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們，卻彰顯出勇氣的德行，是令人感動的。學者陳芳明也提到美麗島的雜誌是開啟島上的一扇窗，讓人民看見公平正義的同時也照出現下的社會是如此的不公平不正義，就像公開的審判產生了意外的民主啟蒙，人民也被種下民主與自由之芽。

二二八的意義是什麼？是紀念日？是假日？是歷史的傷？還是傷口的花？美麗島的意義又是什麼？是車站？是地名？是地點？是雜誌？是事件？是審判？又或者是台灣民主的起點？又或者也是我們的這塊家園？生而為人我們有創造意義的能力，相較於偶然契機啟蒙的過往時代，我們有著無限寬廣的資源去獲取我們需要的意義資源，我們無需再將自己禁閉在內化並傳承的警總之內，如果要自由，我們必須主張並實踐自由，必須要吶喊出自由的聲音，而這就是自由以及脫離奴役所唯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