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十年前寫過的雙語詩歌，做過的詩詞翻譯，的確是在能力過於青澀的時候就急著「登堂入室」了，畢竟年輕。又過了一兩年才算是真正踏入專業的翻譯世界，此後越走越遠，筆譯、口譯、同傳等等，在不一樣的地方做著陳詞濫調「橋樑」的角色。
一直覺得做翻譯【此處及下文主要講口譯】是非常分裂的一種工作——
一種在頭腦中的分裂：口譯時的全神貫注【同傳更甚】並需要以極快的速度瞭解當前情況，結合現時對話與瞬時記憶，然後儘量完整、準確地翻譯出來。身份的分裂：有時候翻譯的身份常常帶著一種「他者」的符號感。無論從哪一邊的角度來看，翻譯從來都不是完全屬於這一邊的角色，而更不曾得到過任何一邊的完全信任，總是遊走於一種微妙的語言關係中。此處，總是會想起郁達夫之死。
極度中立的「分裂」：如若身處氣氛緊張的商務會談中，無論是惡意收購也好，還是正常融資也罷，有時會議空氣緊張凝滯，翻譯的極度中立總彷彿時時受到一種從「沈默不語的表情」裡滲透出來的考驗。微妙，再微妙⋯⋯
時時處處都需要權衡「精準」&「信達雅」的分裂：「精準」和「信達雅」都很重要，商務會談或許更重精準，而人文旅行則可以盡情發揮「信達雅」，但是，翻譯不可以100%準確對每一個擔任翻譯的人而言依舊是心中一塊山石，就好像西西弗斯，石頭總會滾落，但是依舊努力推。
近期一直在想一句非常短的中文表達，在英語中怎樣，究竟怎樣【😫】才能翻譯出來。
中文(Source Language)：「對不起了。」
當然，這四個字是有語境的。語境如是，對話其中一人提到曾經受到來自另一人的傷害，另一人極不情願地說：「我沒想到那件事會傷害到妳，對不起了。」
這樣的語境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覺得後四個字不能翻譯成「I'm sorry.」、「I was sorry.」或者整個句子「I didn't expect that stuff could hurt you, sorry.」無論如何，都無法凸顯中文裡加上的這個小小的「了」字。因為大家都知道，去掉這個「了」，這個句子可以被理解為真誠的道歉。而小「了」的出現，讓整個「對不起」三個字完全失去了意義，甚至加上了一層近乎極端的相反的「含義」，也就是說，對話者幾乎是通過這四個字達到了這樣的目的——既在理論上說出了「對不起」三個字，同時又將這個「道歉」收了回去，以一種極輕蔑的語氣羞辱了對方。思前想後，覺得彷彿置身於一個「無法翻譯」的境地，或者至少是無法用言語直接表達，需要描述。
沒錯，隨著時間一年一年的疊加，能夠被打上「無法翻譯」這個標籤的已經少之又少了。似乎在兩個語言/兩個世界之間的穿梭也越來越自如，然而，很多時候就是那種最簡單、字少的中文表達一下子找不出適合的翻譯，憋在那裡，腦子裡反覆說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最終，覺得在英文中，或者說在英文的世界裡，有一種帶著表情的表達方式，說話者翹起一邊嘴唇，從嘴邊擠出短短幾個字，往往給聽者一個「言下之意」——I don't mean it. 我覺得，「對不起了」四個字能通過這樣的表達完全傳達出其意味。
做翻譯會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各式各樣的事。各行各業都彷彿自成一個世界，都說「隔行如隔山」，那要是隔的是一種語言呢？萬水千山？至於，翻譯到底是不是再創作這個問題，我自己的答案其實一直左右搖擺，好的翻譯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錦上添花，壞的翻譯就成了豎在聽眾/讀者面前的一道玻璃屏障，無論如何，經翻譯「染指」的總會留下痕跡。
關於翻譯的故事有好多好多，略感繁冗，暫提一二。
每每去哭牆的時候，無論導遊也好，當地人也罷，都會這樣告訴低頭寫字條的遊客，「上帝能讀任何一種語言。妳無論用什麼語言寫上帝都能讀到的。」而我相信，很少有去哭牆而不寫字條塞進牆裡的人，那時，在聖地最神聖之所，拇指大的字條上承載的大概多數是我們用母語道出的願望吧？不知道自己塞的那些紙條是不是被上帝一一讀過了，但有一點總是稍感懊惱——既然上帝能讀任何一種語言，那上帝是絕對不需要翻譯的，作為站在哭牆前的一名翻譯，似乎有點諷刺😂。
© 哭牆 Jerusalem. Mary Ven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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