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像是顯影劑，社會階層差距在絕對資訊、有限資源下無所遁形。窮人得費盡很大的力氣才能和犯罪保持距離，我們防備病毒之餘，卻也提防種族、迴避勞工權益。這是場國難，沒有人該在被病毒淘汰前就先被丟下。
關於移工
苗栗縣縣長於6月9日祭出移工禁令，在個人臉書公布「全縣所有移工禁止外出」。用「移工」這個標籤來限制自由，毫無法源依據和防疫的合理性，難道病毒會依種族選擇宿主嗎？
因為是非我族類的移工，所以就可以將個人失誤導向集體錯誤；給予一份工作，就自我擴權到得以剝奪其全部生活。為他好的家父主義，不就是不願溝通、理解下的便宜行事，用強硬作為掩蓋施政失誤，犧牲弱勢者權利來平息民怨。
關於知溝
隨著傳播科技發展，知識被期待會有下滴效果達到資訊均富，但早在1970年提出的知溝理論就發現，因為選擇性暴露、社會接觸，和資訊接收管道及技巧的不同，反而使認知差距擴大。但當時實驗中認定的「知識」，包含對聯合國、世界性事務的理解，對許多人來說是可有可無的相對知識，也劃定了知識份子的籌碼為核心知識，其餘為邊緣知識。
而在疫情下，防疫規範、新頒布的制度為絕對資訊，便暴露出接收訊息並理解的能力，確實存在差異。
第三級警戒、實聯制都是必須再轉譯才能依循的名詞，疫情指揮中心直播也要有網路或電視才能觀看。街上未戴口罩的人、不執行實聯制的顧客……，他們是故意忤逆規範，還是根本不知道有這個規定？見到就以獵巫心態丟水球、謾罵，這些陷入個人責備論、未能理解其處境的情況，都令人心寒。
關於貧窮
先賦地位女性者、無法負擔外送費用的階級，必須在疫情下承擔出外採買的風險，且回歸原先生活，往往需負擔較高的成本。
台灣汽車貨運暨倉儲業產業工會也指出，疫情期間每日司機員的平均送貨量增加為以往的1~2倍，雇主用<勞動基準法>第38條和第40條回應，合理延長工時、停止假期，也有宅配通公司實施「取送件獎金、加班費二擇一」，試圖用原先就該領到的獎金取代加班費、減低成本。
外送員送餐時會被當確診者般閃避，在餐廳禁止內用後失去用餐空間，戶外進食則會被責怪未配戴口罩。疫情試煉著身體免疫力，也考驗人心。只為自己便利卻不願付出相對成本，分化彼此彷彿能隔絕病毒，在貪生面前，我們是否可以放下自利、收起戒備的眼神、在社交距離下給予關心或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