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大腦存在各種不同的「偏誤」如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當原先因為各種偏誤產生的想法、說法、做法後來發現有大錯，很少有人會爽快承認，多數人會想辦法遮掩、調整說法、或乾脆不認錯到底。
即使是教授、醫師、律師、各種專業人員都一樣，越有知識、權力或財富的人，越會加強「像我這樣的人怎麼會犯錯」的想法，而且肯定會覺得「我的各項能力一定會在平均值之上」。即使是擅長邏輯的哲學家、可以開課講「認知失調」的心理學家，也都無法避免各種認知偏誤帶來的錯誤理解。要克服各種認知偏誤，在學術界要靠「同儕審查」，在企業界或團體就給靠「魔鬼辯護人」之類的反覆思辯。至於「個人」，也只能靠多瞭解人類大腦運作，時時提醒自己要找出盡量減少犯錯的方法。
一、二〇〇三年，美軍在攻入伊拉克之後不久，發現找不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這下似乎是師出無名了。共和黨支持者有一些在十年後還認為美軍確實有找到大規模武器，民主黨支持者呢？他們「忘記」自己曾經支持小布希出兵。開戰前，有46%民主黨人支持美軍開戰，到了二〇〇六年，只有21%記得自己曾經支持出兵。
二、心理學研究生卡恩設計一個研究，他假扮醫療人員，在進行研究時蓄意罵髒話惹怒受試者。原本要測試「有機會跟卡恩主管通報宣洩怒氣」的人是不是心情會比較舒坦，結果反倒發現，「指控卡恩」行為，反倒使受試者更加討厭卡恩，血壓飆高更久。「一定是這個人很糟糕我才會這樣指控他害他可能被懲處」，行為需要合理動機，大腦需要更多理由來合理化自己。之後的研究發現，小孩罷凌同學、老闆虐待員工、戀人彼此傷害，通常不太會在情緒發洩後和好，反倒在激烈的行為後，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徑，就要把對方講得更不堪，然後又反覆引發更多精神或肉體的虐待。
三、《錯不在我》的「我」有時是「我方」，只要是我方提出的，就通常是對的，跟我方不在同一陣線的，說的話就很可能是錯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間有各種和平方案，巴勒斯坦的方案，如果告訴以色列受試者說這是以色列人提出的，就會得到比較多支持。共和黨提出的促進社會福利方案，如果跟民主黨支持者說這是民主黨人提到，也一樣會得到比較多支持。我們對一些政策是否支持，影響力最大的往往是「這政策是否是我支持的政黨所提」。
四、現在的藥物研究理論上已經有嚴格規範，但，獲得贊助、熟悉對方，對人的大腦還是會有影響：獲得企業贊助的研究，只有14%指出化學物質對人體有害，獨立研究則有60%證實化學物質不利健康。當新藥與傳統藥物比較時，指出傳統藥物療效較佳的研究，87%是由非營利組織（而不是藥廠）提供資金。也難怪二〇一三年某五個月的統計，美國藥廠付了四十五億美元在醫療院所的許多人身上。熟悉與互動的確就是會影響我們的思考與判斷，讓我們輕易地、不知不覺地將攸關利益的人納入「我方」。
五、人的記憶會因為自己對現實世界的想像而塗改，即使是充滿情感與感情的細節也會錯得徹底。如本書作者卡蘿一直記得父親送她一本童書、讀這本書給她聽、跟她一起討論書的內容（第四個帶有O的重要的字是什麼？書名叫做《美妙的O》）。後來當她找到這本書時，發現那本書是在她父親死後才出版的。送她書、跟她一起唸書、討論書的顯然是別人。所以卡蘿是按照心裡對父親的「設定」，去調整了這個記憶。或說，這記憶就是迎合卡蘿的需要（我有一個溫暖幽默又愛我的父親）創造出來。
所以，我們對初戀的記憶，對過往感情的記憶，恐怕也是會按照我們的需要去美化或恐怖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