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獎補助一條龍與小圈圈裙帶的玩法，正在持續玩掉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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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寫於2022/1/1)

台灣一直以來都有各種獎補助，然而「台灣有台灣的玩法」這類說法也未曾斷過。這一套玩法究其核心，乃是決定誰出線的不是實力，而是關係與相近程度。其帶來的影響並不只侷限在資源浪擲，還包含英才排擠與干預風格形塑等問題。因此實際對於台灣在特定領域國際競爭力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比人們想像得還要更嚴重一些。這同時也是一個明顯的，即使最初動機是善意也可能帶來不良結果的案例，如下述說。

一般而言，台灣在很多領域的獎項、補助與一部分出線機會是由評審與委員協會等少數人來決定結果。這些決定往往不需面向群眾，只需面向上層或主辦方。倘若這是私人的獎補助或比賽，那一切結果由主辦方決定與負責未必會遭遇很大問題；然而當資源與出線機會是來自國家稅收與代表國家時，質疑就可以變得很大聲。

而究其原因，乃是因為從已知的結果來看，不少獎補助資源與賽事出線機會，往往是由和特定評審族群走得很近或風格相似的人獲得，並且評審、委員甚至牽線介紹人也都是同一批小圈圈或性質相近的人——也就是說，裙帶與風格排他性十足。而如果選出的人或作品本身實力也是頂尖，那質疑自然將減少，可若明顯存在著其他更好的作品與人選，就會很有疑慮了。

同時這種狀況，你會發現不是侷限在單一領域。台灣非常多領域都有這種情況。這代表著背後有更基底共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台灣很多領域都有形成類似獨占和寡占的結構，尤其是在資源、名聲和話語權上。

當政府機構要辦一個獎補助或決定出線代表時，需要先尋找那個領域有名的人。當私人金主想要辦活動或投資時，他也需要尋找能找到圈內人的牽線人。此時如果一個圈子因為歷史或當前人為因素已經形成寡占，那麼你會發現檯面上能找到的評審或牽線人，多數也都是既定集團或風格的人。就算偶爾有一兩個不同的人進入決策圈，最終往往也會因為人數劣勢而發揮不了影響力。

而對於池子較大的圈子，例如流行音樂圈，要形成寡占並不容易，且主要仍必須面向於市場。話語權較大的圈內人雖會影響，但難以全面干預，加上流行音樂圈本身就是較為包容多元新穎的圈子，因此即使不是獎補助所喜愛主流，有時仍有機會突破。

然而如果是池子較小或門比較窄的領域，那麼寡占就容易形成，並且由獎補助得到的資源和稀少的出線機會也變得更加重要。在這樣的圈子裡，若如前所述評審與委員等都是同一圈的人，那麼這些資源和機會還會如此延續給同一圈的下一輩。於是，整個小圈圈只容得小圈圈進去，但又只有小圈圈的成員能獲得資源和機會，來收穫社會的名利成為下一代大頭。而新起的大頭又進一步只將資源給予小圈圈內部的下一代。這一套遂不斷循環延續著。如果沒有不世出的奇才橫空出世，單打獨鬥突破無資源的困境，或有外來集團如黑船般打入，那麼資源就會長期由特定集團把持。

然而這種寡占同時也充滿缺陷。在一般市場中，寡占的一個特點便是其價格並非來自商品競爭力，而是依靠寡佔的局面來取得議價權。再回到台灣的裙帶領域中，則是獲得資源的人不需要依靠國際實力來交換，他們只需打點好國內小圈圈的關係即可。

而在此之外，對這些寡占者而言更重要的是避免英才或外來集團打入破壞寡占。畢竟他們的商品價格並不來自實際價值，因此最害怕的情形就是有人迫使市場開啟對競爭力的比拚，如此一來則那些簡單的獲利方式就得面臨挑戰。所以通常這類小圈圈的排他性也很強，會竭盡全力吹捧自己人並打壓異己。於是在他們自身競爭力已低落的前提下，寡占者還會盡量阻礙國內其他英才出線的機會，進一步削弱相關領域在國際競爭力提升的可能。

所以這也是有時候我們會見到，一些國家的國內王拿到國際領域卻競爭力低落的原因。因為他們只需適應國內特化的環境即能依靠裙帶獲取資源，從來不需為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真正價值負責。於是，國家每年花著大把人民納稅錢，卻多只是拿去供養特定集團的延續。而黨群的庸才們在國內只需打好關係，不需比拚實力就能出線或名利雙收。長期下來反而鼓勵人們行走發展關係而非發展實力的路線。可當真正面臨國際市場或賽場時，真正的競爭力自然也低落不已。

如果獎補助或出線機會鼓勵這種寡占局面，那麼它所帶來的環境，那個看不見的手就不會篩選出實力最強的人，而是篩選出最會打點關係和風格取近的人。因此，獎補助給錯了人給錯了方向，帶來的並不只是資源浪擲而已。它還會影響環境的塑造。將資源給予庸才並使其壯大而名利雙收，本質上也就是對英才的排擠。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很多，明明是能做出很好成績或作品的個人與團體，但在台灣能拿到的資源卻遠遠不成比例。況且庸才們既善於打點關係或風格取近，那藉由收穫的名利或其他手段進一步打壓異己也可能將是常態。

此外，在一些沒有既定標準，存在不同風格可以展現的領域，例如文藝界，獎補助方向會實際形塑當前與下一代發展的風氣。譬如在台灣，有些比賽一看就知道只有特定風格的作品才會得獎，而政府對補助的風格擇取更是會直接造成市場干預。於是我們便也常見到很多作者和團隊急著創造的，是投於國內獎補助所好，而非有價值能外銷國際的產品。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台灣某些內容生產的圈子怎麼都是那種類型的內容，而且明明在國內還頗受吹捧，可是拿到國際上卻怎麼好像幾乎沒有競爭力。因為它們所適應的正是國內特化的環境，卻未必需要面臨國際壓力。而更為嚴重的，則是這種形塑如果長期持續，最終將連帶影響讀者與觀眾的審美偏向：因為長期出線的都是那種作品，導致國內讀者或觀眾以為好的作品就該長那樣。反倒是有著國際視野因而不行走這類風格的作者或團隊將更難崛起。

於是最終政府撒錢撒獎補助撒得很高興，適應國內環境的人領獎補助也領得很高興，但歡騰過後相關領域卻看似更衰退了。到頭來一些台灣出身最後能到國際高度的成功者，不少都必須仰賴國外環境或單打獨鬥，某些領域甚至只能期待橫空出世的奇才。這有部分正是因為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有所差異：最會適應台灣式玩法的，未必能適應於國際玩法；而能適應國際玩法的，在國內卻必須面對更大的阻礙才能出線。最後這種不當獎補助會對環境產生不良形塑的情形，也自然成為道德討論上其中一個，即使最初動機可能是出於善意，但結果是帶來不良影響的案例。

至於可能的解決方案，其中有兩種右派的作法。一種是市場實力為王，有國際實績者再給予補助。雖然錦上添花不比雪中送炭，但至少還是給到對的人手上。至於第二種，則是將補助的資源轉用在塑造環境。在右派的概念裡，要依靠人為擇取去選出值得補助者，往往會導向背離市場和效率不佳。真正利於發展的方法反而是將環境塑造好，讓人們向上的趨力和看不見的手順環境塑造的方向自主蓬勃。

而可以留意的是，這樣的概念並不只限於特定領域的獎補助，經濟發展和產業政策也是相同的。即環境會影響一個地方的熱力學。將環境塑造為利於裙帶，則黨群之輩就將橫行；將環境塑造為利於炒房，則投資者便將趨之若鶩。而如果想要產業和投資往哪個方向發展，直接補助往往只能吸引暫時的假象。將環境塑造為利於想要的方向才能真正引導趨力。

不過雖說如此，現實中上位者的主要關懷未必是整體利益，比較可能以它們自身利益為主。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是誰上位，冒然改革還不如將結構留著，一邊撒錢表示自己有在做事，還能藉此形塑風格利於自身黨派；另一邊則可嘗試將手伸入寡占結構安插自己人。將能掌握利益的結構留在自身黨派手裡，往往會比將其改革清除，還必須要面對既得利益者來得更有利一些。因此類似情況若想真的有大變化，或許還是得等到累積的民怨足以讓介入改革可以收穫夠多的選票，才比較有可能催動政黨去大力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