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夠從哲學當中得到救贖嗎?

一道古老的命題橫亙在古往今來的所有哲學家之前：假如人類能夠窮盡自身智識的一切，並且將自身消融於這廣大的知識當中，是否就等同於在現世當中找到了「至福的救贖」?哲學作為一門經常要面對人類理知極限的學問，自然而然也會面對到這一將窮盡理知當作通往幸福道路的「實用」問題。

然而，悲觀的是，除了那些許諾透過或多或少智力優秀之人的智慧便能打造出「塵世天堂」的「政治性」許諾之外，任何一位嚴肅且誠實的哲學家們必然會坦承人類不論如何追求自身理解能力的極限，終究只能夠看出悲劇乃是塵世生命的主旋律，救贖往往只能屬於「來世」或者「我外之生命」的。

何以如此悲觀?你只需想想當一位哲學家在他的書房內看透了關於人類知識的表象和本質之秘密之後，卻在欣喜步出房門的那一刻因滑了一跤而從此與世長辭，便不難認知到人類在面對「外在風險」方面總是沒有像在顱內那般具有「可預測性」和「明確性」，心智的世界是一個被感官加以扭曲的「虛擬外在世界」，人類無法從既有的感官去預測任時隨時可能發生的「變化」。

那麼，有關人類善用自身智力已達到至福或者降低變化之風險的生命策略終究只是某些少數人的虛妄嗎?或許並非如此，但我們必須要從人類運用自身智性的經驗裡去尋找答案，並且適度地去修正運用智力能夠達到至福或降低風險這一說法的有效性。

我們可以從孩童的智識成長經驗當中來加以考察：當一個孩子因為打翻了一瓶牛奶而遭到大人的責罵時，他會因為這次受挫的經驗而歸納出自己必須小心對待自己面前任何一杯盛滿牛奶的杯子，他才能夠不用擔心任何可能因為打翻牛奶而被大人責罵的風險。這樣不斷在意外、受挫與驚訝中累積起來的各種避免再次發生意外或感受驚嚇的各種生活規則與信條正是人類之所以渴望透過智識不斷的累積與整理已達成無憂無慮或者零風險的信心之動力來源。人類將智識視為克服外在世界的來源，正因為每一次遭遇外在世界的挫折或驚嚇均產生於意識當中，脫離了意識則外在世界也如同不存在，任何挫折與驚嚇也不見蹤影。正因如此，智識是人類認識一切「存在」的唯一可抓的浮木，也因為浮木相對於腳下的深淵是如此令人感到踏實且安全，於是便將浮木當了世界唯一的救命工具，甚至是世界本身。

但是，一個孩童打翻了牛奶後便學會了如何小心牛奶，但不一定表示他下次不會因為上課遲到、挑食或跑到危險地區而遭大人責罵，人永遠無法保證自己的這個行為究竟是否能讓自己保持不受挫折、不受驚嚇的狀態，挫折和驚嚇總是伴隨著人的一生接踵而至，一個人總是為此不斷戰鬥，卻又如此徒勞，彷彿像在夏日驅趕蚊蟲一般。這樣一幅令人絕望的景象似乎要勸誘著人們對生命中一切的「橫逆」都放棄抵抗，要人們成為純粹由反射系統支配的動物，任由外在世界安排自身的命運。或許，感受與思想本身只是反射神經與動物慾望的另一種形式的表現。或許，人類只不過是如同其他生命形式一般平等的生命，既不高於，也不低於世間萬物的一切。或許，「我」即是「無」。

當思想嘗試將自己讓位給反射神經與動物慾望時，卻會發現思想仍然繼續運作著：我將手抽離尖針不只是因為反射神經的自我保護，而且我也「感覺」到了痛，而使我也「想」抽離那尖針。不錯，反射神經固然是思想的另一種形式，但或許正因為他同時也是思想本身，因此只能由思想來認之一切的我們人類更應該積極肯定思想與意識在我們與世界之間的積極作用。思想確認了一個既使不完美，卻是唯一能確認自身狀態的媒介，並且能夠在人們確認這一狀態之後依照自己的「想望」(不論強烈自覺與否)去作出相對的行動。

所以，當一個人開始進行哲學思維的活動時，他所渴望的或許不是像那佛教涅槃的終極處境，而是在尋求一個當下，在那個當下他將得到「慰藉」而非救贖。慰藉是一種短暫的狀態，安慰著某個人刻因外在之不安而感到困惑的人們，使他們能夠從此刻之不安當中走出來去面對另一個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