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主題策展】戰爭如何轟炸我：《安妮日記》個人的真實 feat. 癮君子、嘎拉嬉皮

戰爭看似遙遠，但來襲時往往猝不及防，打斷所有熟悉的生活軌跡。這與後疫情時期的此刻一樣，疫情爆發後才發現再自然不過的日常如此脆弱。日常生活中細小的斷裂，讓我們明白熟悉的日子是再也回不去的。戰爭／疫情後的「非常」，成為我們的日常。

歪文系、癮君子、嘎拉嬉皮三位創作者共同發起「戰爭」主題策展，分別以文學、影劇、ACG等不同領域的作品，勾勒出我們眼中的戰爭圖像。戰爭不只有前線的磅礡與英雄，它也從細微瑣碎處滲透進常民生活。除了本文，以下是這次的策展合作文章，歡迎與我們一起用不同的視角，看見「戰爭」：

炮火隆隆焦土還冒著熱氣，遍地是受傷流血的身軀，如果有希望，寄託在領軍終結戰事的英雄身上。這些是我們在歷史記錄得到的，戰爭印象，似乎距離這個和平時代有點遙遠了。然而，「經歷戰爭」的方式不是只有從軍，不同身分與年齡層的人用各自的方式活著，在他們的回憶之中，更貼近戰爭的描述或許是：從微小地方開始，感受到生活出現裂痕，日常的秩序好像再也無法回復，然後意識到，翻天覆地的破壞。個人的生命歷程被中斷，先於國家，先於時代。

《安妮日記》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寫得誠實，所以殘忍。女孩安妮描述自己在戰時藏匿的感受，呈現出官方敘述中看不到的另一面，這在當前尤受重視，2015年《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2018年《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等震驚世界之作，也都以「個人」視角出發，寫出一般人感受到戰爭真正的「破壞」。《安妮日記》於二戰期間寫成，被說是「改變世界的10本書」之一，讓我們看見個人臉容之於時代，如此真實。

《安妮日記》一開始並不為出版而作，它是戰時荷蘭猶太裔少女躲避納粹藏匿期間（1942-1944）所寫，出自安妮‧法蘭克之手。為了躲避被徵召到集中營的厄運，安妮在13-15歲期間與家人和其他猶太人躲在父親原本工作處的地下密室裡，寫下這本「與自己對話」的日記。

最初，戰爭對於這名少女來說，是不得不的告別，但你來不及說再見。集中營徵召令寄達的那天，安妮與家人離開原本的家，把愛貓留下，來不及也不被允許和正在約會的男孩說聲再見......製造逃亡的假象遷入密室後，他們從此生活在地下，自由在街上行走的記憶與安妮的童年一起遠離，就連開窗透氣也要注意時間、避開眼線，這是新的日常：

逼仄的空間，侷促的視線，限制人的行動也打碎想像，安妮一家靠著父親公司裡幾個知情的好心人接濟，偷偷送來物資並在黑市中介交易食物，讓他們能簡單烹煮。由於公司仍正常運作，每天都有工人進出，他們過著「不能發出聲音」的日子，一點風吹草動都提心吊膽。「共享」密室的還有范普一家人、杜瑟爾醫生等，8個人努力重建生活秩序，安排可使用空間的範圍、時間、餘興和節日儀式等。

然而患難生活並不溫馨，安妮在日記裡誠實記錄她的心聲，原本互有好印象的幾家人自從被禁閉在狹小空間，生活的摩擦讓他們對彼此失去耐性。可是，戰時不存在「自我」的表達權力，他們被迫成為緊密牽連的共同體，隨著戰爭逼緊，人性自私也被逼了出來，比如范普一家總是藉機佔據食物資源，幾戶人動不動埋怨、吵架等，卻又無路可退、動彈不得，一邊怨懟一邊互相依賴，矛盾地一天天把日子過下去。

什麼時候能走出密室？走出密室之後，日子會怎樣繼續下去？這是安妮，也是藏匿者奢侈的自問。「密室」宛如整個時代的縮影，與隨時監控、搜捕、轟炸的外在壓力形成對應，不知道什麼時候有解放的可能。

在密室中，看不清外界，對於安妮而言，戰爭一直以生活微小的斷裂持續逼近，最終帶來翻天覆地的破壞。

旁觀他人苦難的罪惡感席捲而來，儘管那帶有一點不得不的冷漠。在納粹監控之下，人們出於自保或利益等去做加害者或旁觀者的紀錄不少見，而這本日記揭露出另一種面貌──受害者生存艱難，即便沒有互相分化，也被迫自私些，安妮描述自己得知其他人被帶走時的反應：

人們被迫連成共同體，窺見彼此私生活的暗面，卻又必須互相依存。而安妮有著敏感心靈，本就對周圍環境有強烈的感知，加上年紀最小，比起其他人顯得適應不良、神經兮兮，她的青春叛逆與戰時的「集體意識」格格不入──這種情境容不下太多「個人」聲音，地下密室又是不見光的存在，因而安妮的敏感天性引起群體焦慮，處處受批評，范普太太就說過安妮的不聽話會「害死我們所有人」。

從眾，是戰爭中最安全的做法，個人臉孔被抹平、犧牲是常見的，可是安妮是個正在成長中的少女，她的「社會化」因此變得艱難、無標準可依循，而成長不可能重來，這場戰爭的代價之於安妮，是錯失被理解、陪伴的機會，與母親關係的破裂亦是。等到戰爭結束，滿目瘡痍的城市可以重建，個人生命史缺失的部分卻不能重來。

或許是有意填補密室生活中言說自己的匱乏，這本日記以個人角度感受著一個時代的破壞，讓我想到《往事並不如煙》紀錄文革期間，羅儀鳳怕被清算，丟掉所有進口高跟鞋，又用熱水澆死滿園玫瑰的一幕。時代的暴力，有時看上去也不過是逼著一個人親手澆死她心愛的玫瑰，但那場面之可怕，讓你確切感受到暴力無所不在，不允許誰擁有多一點點的思想或空間，自由那麼微不足道，活著彷彿就只是呼吸本身。

黑暗籠罩之下，安妮卻展現出生命光亮的一面。

這本日記誠實寫下許多抱怨和批評，出自她對人事的判斷，自信地表達「安妮如何看待世界」本身。與納粹搜捕對照，她寫下冒死協助他們的好心人，溫暖的面容；安妮痛罵范普太太自私可笑，又以另一種抽離眼光看待這件事；她埋怨父母對自己的忽視，明知會傷害母親卻也不願說謊假裝愛她，與父親爭執時發出自省。這是一個在成長之中，尚未定型的眼光，她想著：那些，或許都是人類的脆弱面。戰火轟炸，安妮靜靜感受著城市仍在呼吸，外面有許多新鮮的生命，以及，自己蛻變中的身體。

隨著這段期間的相處，安妮與范普家的兒子彼得戀愛。她寫下對身體的好奇，愛欲烈火燃燒，恍惚猛爆，在那之中一種生命熱情被釋放，此時安妮個人的聲音、面貌重新立體了起來，對自己的身體，愛，和性的掌控欲望，讓她以女性的身分重新看待自身，相對於周圍大人的保守，她大膽地感覺這一切，意識到自己與戀人有能力互相理解，並快樂起來。這顆敏感心靈，於此脫離種種批評的聲音，重新看見了自身能量：在集體意識被放大的氛圍下，她的格格不入不過也只是被放大了而已。安妮頭腦清晰，或許有著善感而緊張的性格，因為記憶著痛苦，卻也比起旁人更強烈地感受到快樂與希望。

安妮期待著未來，她能準確說出自己作為一名青少年，相對於大人來說更不自信──因為大人已經長成了，他們摸索過世界的樣子，青少年卻不是，尤其在戰爭之中，他們比起大人更不清楚自己的未來會變得如何。但是，經歷了這些黑暗，安妮仍堅持愛，道出信念與希望，在密室小空間裡不是只有死亡，也有愛欲和生之喜悅，最後她說出在戰後想成為一名記者與作家的期待，用文字書寫個人的面貌，反抗時代的暴力。

最終，密室遭到搜捕，成員被送往集中營。和平在幾年後到來了，只是安妮沒能活過這場戰爭。

《安妮日記》是在戰後由她的父親（法蘭克家唯一倖存者）為完成女兒遺願集結出版成，這位傷痛的父親沒有再去追查，到底是誰出賣了他們。那間密室在戰後仍被保存，閱讀這本日記時，感受到這名少女的真實情緒，不論愛恨欲望都那麼強烈，書末得知安妮的結局，於讀者是很震動的事情。

以個人經歷書寫戰爭的作品，近年來越被重視，比如2015年諾貝爾獎得主Алексиевич С. А.系列作《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報導二戰時期女人們前一晚還穿著高跟鞋想像結婚，隔天即投身戰場，這些曾經的「女兵」存在卻在戰後的官方敘述中銷聲匿跡。2018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Nadia Murad《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以自傳揭露ISIS俘虜性奴、實行種族滅絕的暴行。幾本作品很巧合地都是女性執筆，我們得以看見更多「女性」在戰爭中的真實處境，填補了過去敘述的大段空白，也可以發現，當代很有回歸「個人」視角去還原、重現「真實」的意圖，意在打破過往描述戰爭史的宏大敘述──那經常是經過美化的版本，刻意營造戰爭英雄的存在去「挽救」國家形象，以國族想像帶過暴力的成分，但對劫後餘生的人而言，官方敘述經常與他們的記憶不一致。生命是沒有辦法「補償」的，國家的歷史，與個體生命史之間，又要怎樣去比較輕重呢？

有時候，接收到戰爭的資訊，是某年某月戰役中出現多少犧牲者，那樣的一行數字會讓人驚悚，卻沒辦法太深刻地共感。但一本日記，一部自傳，或許多微小身影的報導集結，讓我們看見一個活生生的面容與生存痕跡，在戰爭之下那樣輕易地被抹消，力道絲毫不減於幾千萬人的死亡，在那一刻人類才忽然意識到，個人生命之重，從不只是幾百億分之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