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上國運的熙寧變法：慶历新政·真心半解

2022/10/29閱讀時間約 22 分鐘

2012年，兩位經濟學家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土耳其語：Kamer Daron Acemoğlu， born September 3, 1967年9約3日。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MIT）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lan Robinson，1960年，Harri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合作出版了《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運用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和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的理論，通過廣泛的历史案例研究，令人信服地解答了為什麼有些國家成功地實現了強盛與繁榮，有些國家則失敗了。

在該書第四章：微小差別和關鍵節點：历史的重要性中，他們認為：

關鍵的历史節點（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上的重大事件和細小的初始差別（small initial differences）是導致國家選擇了各不相同的制度 — — 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關鍵的历史節點是指“一個社會中破壞既有政治與經濟平衡的大事件”。

Such critical junctur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re are formidable barriers against gradual improvements, resulting from the synergy between extract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the support they give each other. The persistence of this feedback loop creates a vicious circle. Those who benefit from the status quo are wealthy and well organized, and can effectively fight major changes that will take away their economic privileges and political power.Once a critical juncture happens, the small differences that matter are the initial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that put in motion very different response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relatively small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in England, France, and Spain led t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The paths resulted from the critical juncture created by th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to Europeans by Atlantic trade.

這種關鍵時期很重要，因為漸進式改善會碰到強大的障礙，障礙來自榨取式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合力運作及兩者的相互支援。這種反饋環會制造惡性循環，從現況得利的人既富裕又有組織，他們可以有效對抗會搶走他們經濟特權和政治權力的重大變革。
一旦關鍵時期出現，那些重要的小差異便是引發極為不同反應的初始制度分歧。這就是為什麼英格蘭、法國和西班牙間相當小的制度差異，會引導各國走上從根本上分歧的發展道路。這些道路的源頭是，大西洋貿易帶給歐洲人的經濟機會所創造的關鍵時期。— — 德隆·阿西莫格魯&詹姆斯·羅賓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現在，在連續經受了夏和遼打擊的宋國，仁宗面對了一個新的艱難時刻，宋朝面臨著關鍵的历史節點。

天道正朔

宋朝從立國之初就面臨著一個尷尬的境遇。按照中原王朝的正統觀念，繼承唐朝的宋朝是很難選擇和遼共享唐朝疆域的。

《禮記》是孔子學生及戰國時期儒家學者解說《禮經》和“禮學”的文集。這些篇章大多無法確知作者的姓名身份，所以《漢書·藝文志》泛稱為：“《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所記也。”。

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用新，隨寅、醜、子所建也。周子，殷醜，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

— — 禮記·大傳

正朔，在中原王朝的大一統思想觀念中，是基於華夷之辨等儒家思想發展而產生的政治概念。即“正統”的意思。象徵著一個王朝統治、代表中國的合法性與唯一性。

西夏三戰立國之後，宋朝不僅無力解決遼國臥榻之側的威脅，還要忍受新興王朝夏給予的屈辱。即使仁宗這樣“庸常”君王也無法忍受。雪恥必先強兵 — — 這才是仁宗施行慶历新政的初衷。

名相有術

劉後聽政

仁宗慶历二年（1042年），當朝宰相呂夷簡（979年-1044年，字坦夫。北宋壽州[今安徽壽縣，一說鳳台縣人]人，進士出身。呂龜祥[呂蒙正父呂龜圖之弟]之孫。昭勛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中風，宋仁宗授呂夷簡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呂夷簡固辭。作為宋朝開國以來在位最久的宰輔，呂夷簡從仁宗天聖七年（1029年）拜相，主持中書省達二十年。

自上初立、太後臨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為多。

…

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複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卒配食廟庭，為世名相。

— — 宋史·卷八

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十九日，仁宗的父親宋真宗趙恆（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原名趙德昌，又曾名趙元休、趙元侃，北宋的第三位皇帝。他是宋太宗的第三個兒子）崩於延慶殿，十二歲的仁宗即皇帝位。養母章獻明肅皇後（969年-1033年5月11日，姓劉，名字無記載，野史稱劉娥，益州華陽縣[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境內]人。宋真宗趙恆的皇後，宋朝第一位攝政的皇太後）垂簾聽政。史書稱贊劉太後“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

世界上第一個紙幣交子（交子是古代四川省的俚語，其中“交”是“雙面印刷”的意思，詞語的意思解釋為雙面印刷的票券或憑證），是中國北宋時四川省民間流通的紙幣，也是世界上最早“正式”發行的鈔票。

交子是古四川的俚語，“交”是“雙面印刷”的意思，交子就是雙面印刷的票券或憑證。私交子最早產生的時間不詳，大概產生於宋太祖時期。

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劉太後採用轉運使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今山西永濟]人）的建議，由朝廷設置益州“交子務”，自天聖二年二月發行“官交子” — — 世界上第一個官方紙幣誕生了。

夷簡八事

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後聽政十一年後病卒，23歲的仁宗開始親政。罷免了太後重用的張耆[qí]（?-1048年，初名旻，字元弼，開封[今屬河南省]人）、夏竦[sǒng]（985年-1051年，字子喬，江南西路江州德安[今江西]人）等，啓用呂夷簡。

太後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後所任用者也，悉罷之。

— — 宋史·呂夷簡傳

呂夷簡的手疏八事，是真宗親政後的施政綱領。

正朝綱：依照朝廷的法度綱紀，依法依例治理，糾偏聽政時期政策的隨意性。

塞邪徑：人事巡制度升遷，防止走捷徑，走門路。

禁貨賂[lù]：反腐倡廉例來是新時代最好的整頓人事的方法。

辨佞[nìng]壬：禁止為博名利的言政，不能聽用小人 — — 暗含的意思就是說的和我不一樣的，要謹慎勿聽。

絕女謁[yè]：禁止通過宮中嬖[bì]寵的女子求情幹政。

疏近習：君主對寵愛親信的人，要註意尺度。

罷力役：取消徵用民力的勞役節冗費：節約財政支出，減少沒有實效的費用。

呂夷簡輔佐真宗、仁宗都是以此為準輔理朝政，自己也不計較私怨，顧及國家的大體。

張方平（1007年-1091年，字安道，號樂全居士，應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記錄的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呂公神道碑銘，特別贊頌呂夷簡的父親呂蒙正（946年-1011年，字聖功。宋代河南洛陽人，知名大臣，曾三度拜相，贈中書令）是開創北宋盛世的功臣，“隆無疆之基者也”。

皇宋受命，光宅天下，唯上帝顧保，世賚[lài,賜給]良弼。在太宗朝，有若呂文穆公蒙正，率循大卞，乂[yì,治理;安定]寧王家，克左右、亂四方，以底綏[suí]大業。聖上纘[zuǎn,承接並繼續]服，有若元宰太尉許公，寅亮一德，謨[mó,謀略]明修輔，答揚祖宗之猷[yóu]訓，以緝熙於光明，此所以持盈保成，重雍[yōng,和諧]累洽[qià,廣博]，隆無疆之基者也。

— — 張方平，樂全集·卷三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呂公神道碑銘

仁宗父親宋真宗為太子時，呂蒙正擔任過太子真宗的老師。宋太宗去世後，宋真宗即位，也非常器重呂蒙正。呂蒙正有七子兒子出仕。宋真宗曾問呂蒙正：“你的幾個兒子中，誰可以擔當重任？”，呂蒙正回答說：“我幾個兒子都不足重用，唯姪子呂夷簡倒是具有宰相的才能。”

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後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

— — 宋史·列傳第二十四呂蒙正傳

太監監軍

唐開元二十八年（747年），高仙芝（?-?，高句麗人，唐朝軍事將領、唐玄爵封密雲郡公）出徵小勃律（Patola Sahi，或Palola Sahi。之後吐蕃譯Bruzha。克什米爾北部印度河流域古國，扼印度、中亞和西藏之間的交通要道），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唐朝第九代皇帝，712年-756年在位）派內侍邊令誠（?-756年，唐代宦官，安史之亂時誣陷大將高仙芝和封常清，致使二人被殺）作監軍。

杜佑（735年-812年，字君卿，唐代政治家、史學家，京兆萬年縣[在今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境]人）历時三十餘年編成《通典》二百卷。隋未或以禦史監軍，大唐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也。

— — 杜佑，通典·職官十一

監軍是臨時性職務，唐徵討小勃律之戰是第一次啓用太監作為監軍。

至開元二十年（732年）以後，朝廷無法有效節制軍隊，委派宦官擔任監軍成為常態，監軍職權為“監視刑賞，奏察違謬”。一直到唐唐昭宗李曄[yè]（867年3月31日-904年9月22日，原名傑，即位後改為敏，又改曄。是唐朝第22個皇帝[不計武則天以外]，888年-904年在位）天複三年（903年），朱溫（852年12月5日-912年7月18日，五代時期後梁開國皇帝，梁太祖，907年6月1日－912年7月18日在位）盡殺宦官，唐代宦官監軍制度終結。

宋太祖趙匡胤於960年正月初四（2月3日）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登基為帝。因此特別警惕武將。北宋自開國以來，為了保證軍隊忠於皇帝，又採用了宦官監軍制度。但在實際作戰中，宦官監軍形成了對宋朝軍隊指揮的掣[chè,拽;拉]肘[zhǒu]。西夏立國三戰 — — “鎮戎三敗”中，宋軍慘敗，引起朝堂上的震動，百官把矛頭指向宦官監軍制度，強烈建議取消這一體制。宋仁宗考慮再三，還是虛心請教呂夷簡如何應對。

呂夷簡對宋仁宗說宦官監軍制度已經八十多年，不可取消。只要選擇忠誠老實的宦官去軍營就行了。仁宗便問如何知道哪些宦官忠誠老實呢？

呂夷簡說祖宗規定，外臣不得結交宦官，不如您下旨讓各位宦官的頭目推薦合適的人選。為了保證人選不出問題，規定若被推薦的宦官不稱職，推薦他的宦官頭目要與之同罪。

仁宗覺得這個主意不錯，當天便按呂夷簡的意思下旨。到了第二天，這些宦官頭目們怕推薦有失，紛紛向宋仁宗磕頭，主動懇求撤銷宦官監軍制度。

宋仁宗這才明白過來，召呂夷簡入見，問呂夷簡為什麼剛開始要勸朕不要撤銷宦官監軍制度呢？

呂夷簡回答，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更多的朝堂紛爭。我雖然之前沒有給陛下說實話，但也是為了這個計謀能夠執行得更徹底。

馮夢龍（1574年-1646年。字猶龍，又字公魚、子猶、耳猶，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前周柱史、顧曲散人、綠天館主人等。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是明代的文學家和戲曲家，同其兄畫家馮夢桂（?-?，明朝畫家）、其弟詩人馮夢熊（?-?，曾經跟隨馮夢龍治《春秋》，有詩傳世）、其弟詩人馮夢熊，並稱“吳下三馮”。馮夢龍最出名的作品為《喻世明言》（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合稱“三言”。三言與淩濛初（1580年6月18日-1644年2月21日，字玄房，號初成，別號即空觀主人，浙江烏程[今吳興區織里鎮晟舍]人，明朝文學家、小說家）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三言二拍”。

馮夢龍晚年根據稗[bài]官野史、傳奇故事、筆記叢談等古代文獻整理而成《智囊》一書，又稱《智囊補》，也稱《智囊全集》、《增智囊補》、《增廣智囊補》等。共分上智、明智、察智、膽智、術智、捷智、語智、兵智、閨智、雜智十部共計二十八個小類，記載先秦到明代一千多則古人事跡。

呂夷簡智取消太監監軍的故事即出自《智囊》一書。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對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翼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有謀。

— — 馮夢龍，智囊·上智部·呂夷簡

宋史稱贊呂夷簡舉重若輕，治政有術，真世之名相。

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為世名相。

— —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呂夷簡傳

慶历新政

真心半解

“鎮戎三敗”不久，呂夷簡因病辭相。慶历三年（1043年）七月，仁宗將西線的三名統帥夏竦、韓琦和範仲淹，一同調回京師，分別任命為最高軍事機關的正副長官樞密使和樞密副使，範仲淹以樞密副使，任參知政事(副宰相)。

宋仁宗多次召見範仲淹、富弼，給筆札，責令條奏政事。但是宋朝從唐朝的貴族政治演變至宋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重視儒學，以兵為兇，不能輕言戰事。

陳邦瞻（1567年-1623年，字德遠，高安[今江西高安市]人）。明朝政治人物，著有有《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荷華山房集》等。

今國家之制，民國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

— —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序

迪特·庫恩（Dieter Kuhn，1946年生，德國著名漢學家，專精宋史，現任維爾茨堡大學漢學系教授）編寫了《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The Age of Confucian Rule : The S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哈佛中國史”叢書的第四卷）認為：

對宋朝的道德觀念起支配作用的還是儒家學說，這個自古流傳下來的信仰是構築教育、科舉和公共及私人生活的基石。它是在現實中發揮作用的宋代國家意識形態。在促使社會轉型、使宋代明顯區別於先前的朝代的過程中，儒家的治國之道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宋帝國在面對進攻時表現得比較軟弱，儒家學說在原則上對戰爭是譴責的，和平之路被視為王道，戰爭被認為是霸道。…宋朝的苟延殘喘以致最後滅亡的原因絕不是單一的，但它對內政比對軍事的重視可說是其國家衰弱、士氣消沉、世風日下的重要原因。

— — 迪特·庫恩，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

對於仁宗來講，變革的真實目標就是強兵，恢複山河，以雪國恥。但是對於範仲淹、富弼等以儒學觀念立世的士大夫來講，一切變革都只能是內政的“政治清明”，而不能好戰言兵 — — 历史在關鍵時刻，給中原王朝開了一個哭笑不得的玩笑，以強兵雪恥的為真實目標的變革，都必須包裝為“德政”，以致最後目標不清。

慶历三年（1043年）九月，範仲淹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折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仁宗表示贊同，並頒發全國。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yōng]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釆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

— — 範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

新政十條

帝既擢[zhuó]任範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

帝再賜手詔督促，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zhá]，使疏於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一曰明黜[chù,降職]陟[zhì,上升]，二曰抑僥幸，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 [tán,延及]恩信，十曰重命令。帝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下；獨請設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