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底層挖掘生命的樣貌——張作驥導演與《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

1996年，張作驥導演憑藉首部自編自導的電影《忠仔》，在台灣和國際影壇打開了知名度，成為延續台灣電影新浪潮精神的大將之一。和林正盛、易智言、陳玉勳、王小棣等同樣崛起於九〇年代的張作驥，在敘事風格上獨樹一幟。大量起用素人演員、關注社會底層人物、觸碰邊緣弱勢議題和充滿生活寫實的影像形式，讓張作驥在這一批導演中，成為相當特別的存在。

有幸曾於《醉・生夢死》（2015）與張作驥導演共事過，當時跟著導演在寶藏巖和林森北路的酒吧等地方場勘、拍攝，至今想來依然印象深刻。導演總是親力親為，他會和拍攝地方的居民、業主打成一片；他會讓演員在現場自由發展表演，他會在下工後親手作飯招呼大家共進晚餐；他甚至可以為了讓故事足夠真實，花時間安排演員體驗角色的日常生活樣態。對於這些細節，他總是特別看重。

​張作驥導演在開拍《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2019）曾找了幾位之前在《醉・生夢死》接觸合作過的朋友到西門紅樓的酒吧聊聊，那次我也出席了。導演說他那陣子在思考一個問題：一位得了阿茲海默症的同志，會不會忘記自己喜歡的是同性？這個小小的提問，讓我引頸期盼他究竟會拍出怎樣的作品。後來，導演交出了《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這是一部敘事龐大且複雜的作品。多語言交織以外，還有對家庭、政治、性／別、身分認同、意識形態的探討。透過影像，他在思考的是台灣社會內部的各種差異，以及遊走在差異邊緣的人物。

若再往前追溯，《忠仔》以八家將為題材；《黑暗之光》（1999）裡有盲人按摩師和地痞流氓的晦暗人生；《美麗時光》（2002）描述年輕人加入了黑社會；《蝴蝶》（2007）訴說的對象是一名剛出獄的青年；《當愛來的時候》（2010）以未成年少女未婚懷孕為電影主人公；《暑假作業》（2012）關注三代家庭間的親子關係；《醉・生夢死》則觸及同志議題；最新的作品《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2022），則展示了居住在濱海小鎮的父親和他三個兒子的真實生活。張作驥導演，總是不斷地在底層挖掘生命的樣貌。

​如果說《醉・生夢死》和《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是張作驥對於母親的告白與和解，那麼《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就是將目光投向了父親，其中當然也不乏有對愛情、手足之情的描繪，但電影的厚度絕不僅止於此。11月6日，電影在金馬影展世界首映後，張作驥導演說：「我很想看到一匹紅馬出現在天上」。又是一個特別簡單的念頭，然後他便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把這個故事說出了只屬於張作驥的「感覺」。張作驥的電影總有他自我生命的痕跡，但也總能折射到每一個觀影人的生命經驗裡，他的影像極富詩意和文學性，但於微小之處又是如此寫實且深具普世性。

​《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就完全展現了張作驥導演非常個人化的影像風格。大量的空景，讓鏡頭去凝視天空、海景、路燈、漂流的垃圾和那個紅馬氣球。父親和三個兒子有著不同的相處方式；大哥阿威不常回家，在有限的篇幅裡仍然體現了他對回家的期待；二哥阿庭雖然智能不足，但卻始終掛念病臥在床的母親；三弟阿亮是家中「多餘」的成員，喜歡畫畫、經常仰望天空，他也有自己的生活的苦澀和無奈。還有跑來亂認父親的女孩謝卉臻，她與母親、前男友，關係間皆橫著一道無解的難題。

​所有人在影像裡，拼了命的想要活著，而那個破損消風的紅馬氣球，在暗夜裡被風吹雨打，像極了所有人物的共相。張作驥導演用最後一顆父子相繼登場的鏡頭給出了他對生命的理解——所有千瘡百孔的傷疤，總能被修補縫合，就如同那個高高飛在藍天之上的紅馬氣球一樣。阿庭就一直想讓媽媽看到紅馬，我相信媽媽一定看到了，而所有渴望被看見的人也終將被看見。

​另外，我還特別喜歡後來阿亮和卉臻在路口擦身而過的那場戲。那時的卉臻已經結婚生子，老公問他：「你朋友喔？」卉臻回答：「是一個很幸福的人。」原來幸福竟是這樣簡單！仔細想想，為何張作驥要花時間去拍父親、阿庭和阿亮坐在家門外吃飯的場景？他們一邊吃飯，時不時看看天空，然後陽光灑在了阿亮的臉上，灑在了他們父子三人身上，這顆鏡頭是躲在門內向外拍攝的。那個介於在場與不在場之間的距離，或許正好能丈量出幸福的模樣。

​我經常在想，台灣電影還能拍出怎樣的故事，還有什麼題材值得再深挖？張作驥導演已經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告訴我們問題的答案。或許那些人那些事，有時候會顯得疏離而殘酷，甚至都沒有人在意；但張作驥的影像卻彷彿是一種見證，既近又遠地見證了人的現實、記憶和情感，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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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馬影展放映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