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就是國家對經濟的高度集中,就是全盤國有化,不留一點私人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的原因是,中國人與西方人的覺醒能力不同,而歸根究底還是國家意識形態不同。然而,分配正義可能意味著結果平等而非機會平等,那麼,這樣的平等,還具有意義嗎?
畢竟所謂的平等,應該是基於「不平等」所設立的一切條件才對。舉個簡單的例子,譬如女廁和男廁裡的廁所間數一樣的話,真的是平等嗎?看看觀光勝地女廁門外,那些大排長龍的人們便可得知。有些媽媽甚至會直接帶著尿急的孩子趕緊進男廁解放。
在疫情下全民紓困的年代?或者應該說是「全民社會主義」的開端嗎?人們開始重新合作、重新檢視彼此的競爭關係、重新審視自己之於職涯該做出如何的取捨。年輕一代的人們,我們意識到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抗衡間、在三十年房貸與十年車貸間,在這些巨大的無能為力之下,在認知失調的擺盪之中,更多人選擇的是「躺平主義」。
因為躺平主義,是對階級固化和貧富懸殊發出最深沉絕望的抗議。
美國可以選擇走利益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吸納全世界懷著美國夢的菁英、移民、受迫害之人;中國可以選擇走特色社會主義,把資產資源集中化做大外宣、捧一個人拔星摘月,卻也可以毀一個人奪他身家、甚至不顧一切的關閉國際的經貿中心——上海;而當代的亞洲年輕人,包括日本、韓國、臺灣等,卻連選擇往躺平主義「靠攏」,都成為被抨擊的對象。
「主義」作為一種信仰的方式,呈顯了我們的所思所想,在我們這代年輕人被數落往躺平主義「靠攏」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之時,是否彰顯了整個大環境下的社會不准我們擁有思想?因為中國官媒批評躺平主義是一種「精神的鴉片」,而馬克思也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說道:「宗教是一種精神鴉片」。
即使在美國這種追求個體利益極大化的國家,也存有躺平主義,後疫情時代,從矽谷裡的高科技人員出現大離職潮便可看出。因為我認為,躺平主義不是一種宣稱「躺著發懶、榨取社會價值」的思想與行為,躺平更像是一種回歸到內心深處問問自己,究竟想追求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在矽谷,房價、薪資、通勤距離,永遠只能三選二。想要房租便宜、房子寬敞但又想高薪?沒問題,請每天通勤八小時去上班;討厭當極限通勤族?只想好好睡覺?沒問題,請花三千美金在矽谷中心租一個閣樓的床位。
究竟要信奉哪個主義,社會才會安然和諧?其實沒有一定的答案,更重要的是,社會有沒有讓我們選擇每個人自己想過的生活,而不是「國家」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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