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就是國家對經濟的高度集中，就是全盤國有化，不留一點私人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的原因是，中國人與西方人的覺醒能力不同，而歸根究底還是國家意識形態不同。然而，分配正義可能意味著結果平等而非機會平等，那麼，這樣的平等，還具有意義嗎？
畢竟所謂的平等，應該是基於「不平等」所設立的一切條件才對。舉個簡單的例子，譬如女廁和男廁裡的廁所間數一樣的話，真的是平等嗎？看看觀光勝地女廁門外，那些大排長龍的人們便可得知。有些媽媽甚至會直接帶著尿急的孩子趕緊進男廁解放。
在疫情下全民紓困的年代？或者應該說是「全民社會主義」的開端嗎？人們開始重新合作、重新檢視彼此的競爭關係、重新審視自己之於職涯該做出如何的取捨。年輕一代的人們，我們意識到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抗衡間、在三十年房貸與十年車貸間，在這些巨大的無能為力之下，在認知失調的擺盪之中，更多人選擇的是「躺平主義」。
因為躺平主義，是對階級固化和貧富懸殊發出最深沉絕望的抗議。
美國可以選擇走利益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吸納全世界懷著美國夢的菁英、移民、受迫害之人；中國可以選擇走特色社會主義，把資產資源集中化做大外宣、捧一個人拔星摘月，卻也可以毀一個人奪他身家、甚至不顧一切的關閉國際的經貿中心——上海；而當代的亞洲年輕人，包括日本、韓國、臺灣等，卻連選擇往躺平主義「靠攏」，都成為被抨擊的對象。
「主義」作為一種信仰的方式，呈顯了我們的所思所想，在我們這代年輕人被數落往躺平主義「靠攏」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之時，是否彰顯了整個大環境下的社會不准我們擁有思想？因為中國官媒批評躺平主義是一種「精神的鴉片」，而馬克思也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說道：「宗教是一種精神鴉片」。
即使在美國這種追求個體利益極大化的國家，也存有躺平主義，後疫情時代，從矽谷裡的高科技人員出現大離職潮便可看出。因為我認為，躺平主義不是一種宣稱「躺著發懶、榨取社會價值」的思想與行為，躺平更像是一種回歸到內心深處問問自己，究竟想追求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在矽谷，房價、薪資、通勤距離，永遠只能三選二。想要房租便宜、房子寬敞但又想高薪？沒問題，請每天通勤八小時去上班；討厭當極限通勤族？只想好好睡覺？沒問題，請花三千美金在矽谷中心租一個閣樓的床位。
究竟要信奉哪個主義，社會才會安然和諧？其實沒有一定的答案，更重要的是，社會有沒有讓我們選擇每個人自己想過的生活，而不是「國家」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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