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末的語言認知戰看台灣當下的「中國用語」爭議

近來某出版商生物教材以中國用語「土豆」指稱馬鈴薯，再度引發認知戰爭議。巧的是，清末中國也打過一場很類似的語言認知戰，交戰雙方是嚴復等人所創的「本土」翻譯名詞和外來「和製漢語」。而結果又尷尬，又值得借鑑。如今提起嚴復，一般都尊為翻譯大家，然而他在這場認知戰裡卻是丟盔棄甲。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便提到：「嚴復冥思苦索、刻意創立的名詞……絕大多數都競爭不過從日本轉譯的新名詞。」

黃克武《惟適之安》於上引文句外，還舉了好些當時人的尷尬實例，其中多數都和張之洞有關。一個是張之洞的門生出國前來訪，說是「手續」辦妥便啟程。張之洞覺得「手續」一詞很刺耳，囑咐門生不要使用類似的「新名詞」。門生笑著回答：「『新名詞』三個字也是『新名詞』。」另一個例子：「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張之洞〕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云：『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話』。」

重點是，中文，或說華文，難道因此敗壞滅亡了嗎？又或者，中國是否因為這樣的文化「敗戰」而最終於政治上選擇與日本合併呢？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黃克武歸結整場晚清認知戰時說：「論者以為它們〔和製漢語〕成為漢語外來詞彙中『主要來源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大的來源』，而且這些詞彙的流行『不僅使漢語的詞彙更加豐富』，同時也為科學技術輸入中國，帶來很大的便利。此一論斷應無疑義。」

當然，歷史雖然會重複，但每次重複總有不同。筆者並不認為當下台灣的語言認知戰會走至一面倒的局面，更不主張不加區辨套用語彙。但那種因為意識形態作祟而自打嘴巴（或說「打臉」）的情況竟出奇相似。原因在於，主張禁用中國語彙的人其實都無法清楚定義，要禁的到底是怎樣的語彙，只能籠統貼上「中國」標籤。於是，在人人自由心證下，隨各人語感及語言知識有別，不免產生歷史倒錯的謬誤。也就是一人所認定的「中國」語彙，也許在另一人或另一族群的經驗裡，已在台灣行之有年，又或是歷史悠久，早就成為華語通用詞彙。即使將須禁的「中國語彙」寬鬆定義成中國晚近流行用語，也會像張之洞的例子所呈現的，若語彙因種種主客觀因素而普遍為使用者接受，並於文化中扎根，那麼高築意識形態壁壘只能是徒勞無功。反之，若只是一時風尚，大張旗鼓嚴禁就成了庸人自擾。

話說回來，「禁用中國語彙」說之所以能有這麼大的號召力，正是因為並非理性論述，而是訴諸人們對中國崛起的非理性恐懼，以及對中國打壓台灣的厭惡與憤怒（再加上，由於欠缺細緻的操作定義，反而人人都可以憑己意操作）。真要理性貫徹起「禁用中國語彙」，在台灣的華人就幾乎無法溝通了，除非是改以外語，或法令明文歸為國家語言的原住民語，以及手語。

再者，不僅無從以華語溝通，台語何嘗不然。沒錯，台語有「字」，但這些所謂「正字」越是古奧，豈不越接近傳統中國？縱然將台語全改成拼音表記，語彙內涵也有一大部分源於中國大陸。畢竟，再怎麼否定「閩南」、「福佬」等用語，都改變不了身為對岸移民後裔的事實。必須強調，在文化發展上，根源與流變並重，且根源不只一種，同時流變也會形成新的根源。然而，硬要藉切割中國元素來包裝源於台灣的假象，容易流於掩耳盜鈴，無法讓台灣文化「更加豐富」，更無助於台灣文化的健全發展。

筆者出身語文科系，相當清楚語言並非中性的工具，而是實實在在制約著使用者。但縱然是從文化認同的角度看，要從語彙選擇過渡到政治認同與政治體制的改變，乃至生活方方面面的轉換，那是極大的跨越。真有一天集體走到這一步，那麼以土豆指稱馬鈴薯只會是小之又小的因素。最大的問題絕對是「台灣」作為共同體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力量。而最須警醒的是，以認知戰為名，行自由心證式的排除與切割，只是製造不必要的內耗，削弱台灣共同體的根基。這不是打認知戰，這是不戰自敗。

日本人創造的漢字詞彙在晚清中國流行起來的時候，有不少人大肆撻伐，認為東洋用語不「雅馴」。但服部宇之吉以玄奘自鑄譯詞為例，說明詞語雅俗其實是習慣問題：「玄奘等所創作之語，在當時未必皆雅馴，而今人則不復問其雅馴與否。由是觀之，語之雅馴與否，畢竟不過慣與不慣而已。」當前的語言認知戰，在語用層面，說到底也是習慣問題；儘管有好壞之分，「畢竟不過慣與不慣而已」。現在有多少人會回頭學嚴復那樣用「常住母財」、「無遮通商」等語來對譯「fixed capital」和「 free trade」呢？

而在政治層面，最要緊的是以民主鞏固共同體，讓原住民、早期移民（與後裔），和來台時序又晚一些的陸配、香港人，及各種群體的新住民都能在台灣尋得安心的發展空間，不會在一言堂氛圍下連用語習慣都動輒得咎。已故學者余英時引朱熹「硬相守底道理」強調民主精神的重要性。斯人漸遠，通達的睿智卻總教人懷念。

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初稿，四月十九日修訂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初稿以筆名「魯育人」發表於「獨立評論」網站（2023.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