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確定你能否理解我的感受，但自從我兒子在五年前被殺之後，我就丟失了一部分的自己，彷若我還留在2015年，那天的事也如昨天才發生一樣鮮明。這五年，我每天不是失眠，就是從噩夢中醒來，我感覺自己活得像行屍走肉，好幾次也嘗試過心理治療，但你怎麼能要一個沒失去過孩子的人體會你的感受呢？我真的很想振作起來，但我的時間已暫停太久了。」
個案O，55歲，憂鬱症病史，五年前十歲的兒子被謀殺身亡之後，承受不了打擊而辭掉了原本工程師的工作，當時的婚姻也因此觸礁，現在靠著一點存款和失業救濟金過活，一個人承擔著生命最不可承受之重。
其實，O很討厭現在的自己，過去的他樂觀積極，無論是工作還是家庭，他總是盡心盡力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面對生活也從沒怠惰過; 然而，現在的他卻整天待在家，很想做些什麼卻提不起勁，儘管能勉強維持生活，內心的空洞卻一點一滴地將他吞噬，除了失去，他一無所有。『喪子的父母沒有特定稱謂，因為無以言表，沒有任何詞彙能表達出那種無以復加的痛苦』我之前分享《哈囉掰掰，我是鬼媽媽》這部韓劇的時候，曾經提到這句令人心碎的台詞。在許多與悲傷有關的心理學研究中，喪子之痛被描述為最難以承受的痛苦，因為孩子代表了希望和夢想，他們的成長和可能性是無可限量的，所以當父母失去孩子的同時，彷彿也一同失去了所有美好的期待和想像。除此之外，如果孩子還是嬰幼兒時就過世了，父母內心會產生一種錯過的失落感，無論是無法陪著孩子玩耍、讀書的失落，還是孩子再也沒有機會上學、工作或結婚生子的失落，某種程度上，父母會感覺自己給予孩子的承諾也一併被抹煞，一部分的自己似乎也隨著孩子的死去而死去了。
我想，對於O而言也是如此吧，從孩子出生時的喜悅，到第一次會說話、走路的感動，那十年之間，他付出了多少心血養育，又犧牲了多少來確保孩子能健康快樂的長大？O說，作為一個父母，他不求孩子大富大貴或多成功，只求他們能在充滿愛的環境好好長大，成為他們想成為的人，但他始終沒料到他以為會永遠存在的父親的這個角色，竟然在一瞬間就被奪走。說著說著，O問我是否能想像他的痛苦，我沒有回答，我知道我不能。
如果說哀傷能夠被放在天秤上衡量，或許可預期的死亡比突如其來的死亡更容易接受？
研究所時，我的畢業論文就是關於哀傷和哀傷輔導，當時讀了許多資料和文獻，記得其中有幾篇文章提到預期與非預期死亡的差別，預期死亡通常因慢性疾病而過世，非預期死亡則可能是自殺、他殺、意外等等因素，這兩者都會給當事人的身心狀況和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但非預期的死亡往往帶來更嚴重的創傷，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當事人是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面對所愛之人的死，最後連說再見和表達情感的機會都沒有。相反地，如果是可預期的死亡，當事人可能早已知道所愛之人的生命期限，雖然艱難，但剩下的時間能作為一種緩衝，讓當事人逐步接受和放下。
然而，無論是預期或非預期死亡，失去的是誰或失去的形式為何，我始終認為哀傷是無法被比較的， 它或許可以被大致定義或歸類，但死亡的意義對每個人的意義都不同，每個人的反應和療癒的方式也不一樣，他更不能被輕易的病理化， 如同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DSM-5)中的持續性複雜哀痛疾患(Persistent Complex Bereavement Disorder)，裡面將許多人在至親去世後的身心反應列出，像是想到摯愛時會經歷強烈的悲傷和痛苦、避免接觸任何讓自己想起摯愛的事物、長期無法接受至親死亡的事實、無法信任他人等等，而當這些情況超過一年時，當事人就會被診斷為持續性複雜哀痛疾患。
當我第一次知道這個疾病時我很驚訝，因為在東方國家中，摯愛過世帶來的傷痛是再正常不過的，如果是古代，兒女失去父母後還得戴孝三年，但現在人講求簡便，才將服喪的時間縮短。不過，就算時間被縮短了，我認為悼念摯愛的人並沒有所謂正常或不正常的表現，時間的長短也不該有所限制。如果我是O，經歷了他所經歷的痛苦，那我或許也會和他一樣，甚至會花更久的時間，仍久久無法釋懷、遺忘，更別提與哀傷共處了。
與哀傷共處的儀式感
「心理師，我到底該怎麼走出來？」O最後這樣問我。
其實，面對哀傷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如同前面提到的，每個人對悲傷的處理都不同，也沒有所謂正確的悼念方式。但根據研究，當至親過世後，如果當事人參與越多悼念的儀式，且是與其他親朋好友一起悼念時，當事人接受死亡和重新適應新生活的速度就越快，像是參與葬禮之後，家人們好幾天都聚在一起，就算沒有直接表達出自己的悲傷，也會透過群體的凝聚力和共同的感受而獲得療癒。
儘管時間無法倒轉，O也無法改變自己這五年的生活，但O能改變現在，也許在兒子的下個忌日寫一封信、送一束花、買他最愛的玩具車，撥通電話給久未聯絡的前妻或朋友，整理遲遲不敢處理的遺物。
也許，O能在某天領悟，兒子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而他，幾年來在懊悔與苛責之間擺盪的自己，足夠了，可以被原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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