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說我很幸運嗎？
三十多年前，我爸媽搬到台北生活。這對年輕夫妻都有大學文憑，事業前景看好。但是，隨著我大哥與二哥出生，家庭壓力日趨繁重。當時他們想到的解方是，把孩子送到花蓮，託阿公阿嬤與保母照顧，週末才到花蓮探望。直到我出生後，我媽再也沒辦法好好當個「職業婦女」，決定先把孩子們顧好。
她辭職了，直到現在。我佔盡了各種好處，我一出生就「有媽媽陪我」，而不是被轉到其他的照顧環境中。我的童年都有媽媽的陪伴，頗符合中產階級的教養腳本。然而，每當她若無其事地說「為了孩子」時，我不免感到有些矛盾。媽媽是自願回歸家庭，還是被迫回歸家庭呢？
如果她繼續留在職場，她現在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呢？她有自己的夢想嗎？她真的喜歡照顧小孩嗎？我的「幸運」，是否為媽媽可能有的事業而換來的？這樣的交換值得嗎？
職業婦女因為家庭而離開職場後，她們的人生長什麼樣子呢？她們只是待在家照顧小孩，還是會想盡辦法重返原先的職場呢？美國社會學者Pamela Stone與Meg Lovejoy追蹤訪談43位退出職場的高學歷媽媽長達十年，分析她們回歸家庭後，決心重返職場的過程與經驗，並將結果寫成《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Opting Back In: What Really Happens When Mothers Go Back to Work）一書。
是自願選擇，還是被迫選擇？
在21世紀初，美國記者Lisa Belkin認為這些高學歷女性「自願退出職場」，可說是「新傳統主義」（new traditionalism）的興起，她們偏好家庭勝過職場。但是，Stone與Lovejoy指出，這些媽媽並不是「自願選擇」，而是「被迫選擇」。她們其實很想工作，但回不到原本的工作。生兒育女後，由於原先高工時與缺乏彈性的工作文化，再加上丈夫不在家庭的第一線，這些菁英媽媽只好「回歸家庭」。儘管她們常常強調這些是她們的「選擇」，但作者卻點出當中的「選擇落差」，即「女性承受壓力的事實（缺乏選擇），以及用選擇來修辭（女性說自己決定辭職是種選擇）之間的矛盾」（頁76）。
認為這些媽媽是「自願辭職」的論述，乃是掩蓋了她們在面對強大體制的重重阻礙，以及想努力平衡事業與家庭的渴望。「全職母親是她們辭職後做的事，而不是她們辭職的原因。」（頁72）
成為家庭的CEO，支持先生與子女的成就
她們辭職後，回到家都做了什麼呢？
作者發現，這些菁英媽媽回到家後，並不只是想當「傳統的家庭主婦」。她們開始以兒女的生活為中心，成為「家庭的CEO」，確保丈夫與兒女可以在工作與學校達到最好的成就。她們積極地帶小孩參加各種課外活動，也樂於參與社區與學校的志工，來提升自己的形象與影響力。相較於過去毫無時間彈性的高壓職場，現在她們的時間變得更彈性了，生活也更有品質，她們得以享受為人母親的滿足感。
Stone與Lovejoy認為，辭職之舉常導致菁英媽媽不可逆地飄向「家務特權」的世界。她們享受在自己的舒適圈內自我發展，卻犧牲了女性擁有經濟與社會自主權的利益，以及再次將自己嵌入性別分化的傳統角色中。然而，這種務實的做法，乃是為了好好在「幕後支持」先生可以毫無顧慮地在賺錢，盡量擴大自身階級的優勢，好累積家庭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本。
重返職場，重視意義勝於金錢
不過，等子女長大後，她們各自找到回歸職場的方式。她們「再拚一次」，期待能透過工作找到新的意義感與自我認同，而不只是為了賺錢。作者發現，「轉換跑道」是最受歡迎的策略。由於她們待在家中開始對職業的取向有所改變，也渴望有更多的家庭彈性，因此她們大部分都從以男性主導的職場中，轉向以女性為主的兼職工作中，尤其與照護與教育相關。
雖然重返職場的路上充滿波折，既充滿驚奇但也夾雜風險，但她們因為階級的特權，得以讓她們有時間與資源的餘裕去嘗試，將工作的意義與樂趣至於實質的報酬之上。因此作者認為，菁英媽媽職業生涯的再造既是被迫的選擇，但同時也是「特權選擇」。
職涯重啟後，她們普遍對工作的滿意度上升。她們選擇彈性高、工時低、富有人生意義的工作，這似乎是對過往以男性為主、無人性、高工時工作文化的「沉默抗議」。她們透過階級優勢，把握機會活出一個更有品質的工作與家庭生活；她們並非恢復原先的職業，而是重構自己的職業，並找到新的身分認同。
不過，Stone與Lovejoy認為長期下來，這會讓我們付出嚴重的代價。為何如此呢？
特權者的矛盾：追求經濟自主或維持階級利益？
第一，這會造就一個性別高度分隔的市場結構，她們被迫離開薪水比較優渥的男性職場，轉而從事薪水比較低且以女性為主的職業。但是，職場仍然沒有提供一個穩固、有保障且兼具家庭彈性的工作環境。
第二，菁英媽媽享有自由去選擇她們的職業，是因為她們有階級特權，但一般蠟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卻很容易被視為在職場上「不夠盡心」，又被認為對家庭「不夠付出」。
第三，媽媽被迫離開她們可能有的事業成就，而爸爸也被迫離開家庭。這對男女兩性而言，都造成了傷害。
第四，菁英職業中的女性人力與人才更容易流失。
我認為本書最精彩之處，在於Stone與Lovejoy特別提出「特權者的矛盾」（paradox of privilege），即高成就女性的性別利益（專業成就、經濟自主、性別平等），會違背她們所屬家庭的階級利益（讓丈夫無後顧之憂拚事業、增進孩童的文化與社會資本），因而使女性退出職場成為最務實的做法，好成為照顧者與地位維持者的家庭角色。
這導致的矛盾是，女性離開她們湧入的男性領域，前往她們過往迴避的女性領域；而她們的經濟特權又使她們得以自由地追求在經濟邊緣的照顧工作（無論有償或無償）。
有點諷刺的是，跟教育、職業、性別平等態度相當的人結婚，竟為婚姻帶來了不平等（不過，這些媽媽有沒有認為這是一種不平等，本書並沒有詳加探討）。
「家務特權所帶來的回饋和樂趣誘惑著女性，即使這使她們在父權體制的議價中成為附屬品。藉此循環，選擇退出職場強化了工作僵化、性別歧視的結構，也強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性別從屬地位，同時也加強了菁英間的男性特權。女性不僅成為地位的維持者，也成為父權體制的維護者。」（頁224-225）
不過，我覺得作者直接將這群菁英媽媽視為「父權體制的維護者」有點太過激烈。她們並非有意識地強化工作與家庭的性別分隔世界，而是因著一連串的有限選擇所導致的非預期後果。
體制改革：家庭友善職場、終結職業間性別歧視、男性共同養育
這些菁英媽媽還有能力改變自己的處境，但一般的平民百姓可沒有這樣的階級優勢，用夢想去工作。那該怎麼辦呢？Stone認為，我們應該要在三個面向上進行體制改革，使得男性與女性都能在家庭與工作間獲得平衡。
首先，創造對家庭友善的工作場所，政府應規範彈性工時與工作時間的上限。研究顯示，其實彈性工作的員工有比較高的工作滿意度、績效與忠誠度。
其次，終結職業之間的性別歧視。由於以女性為主的工作普遍低薪（因社會系統性地貶低以女性為主的照顧工作），因此應增加女性工作的收入，肯認照顧工作的價值與意義，消除因性別區隔所造成的薪資差異。這同時也能吸引男性進入這些以女性為主的職業領域，促進性別平等。
最後，鼓勵男性共同養育子女。我們應將照顧工作視為一種「公共財」（public good），呼籲男性多分擔照顧責任，不會因休育嬰假而受到薪資懲罰。例如，瑞典政府就為一個家庭中的媽媽與爸爸分配了「單獨且不可轉讓」的帶薪休假，如果爸爸「不用就沒有了」。這個政策讓爸爸更願意參與孩子的照顧工作，改變了社會傳統的文化態度。
結語：追求真正自主的選擇
在我長大後，媽媽也開始陸續做一些兼職工作，重拾對工作的熱忱與滿足感。我為此感到感恩，也時常支持她去完成擱置的夢想。不過青春歲月確實就那麼流逝了。寫到此，突然感到另一種矛盾情緒。媽媽的犧牲與付出，換來的是我的教育成就以及可以反思這議題的能力。
工作與家庭的投入，很常變成全有或全無的零和遊戲。這過程中犧牲最大的，往往是抱有事業理想的職業媽媽。男性的職涯歷程通常是直線性地往上升，但女性常因生育的緣故而變得曲折且坎坷。
我想，無論是全心投入職場、全力照顧兒女或兼顧兩者，這些都應該要成為母親真正自主的選擇，而非因工作或育兒不夠「盡力」產生罪惡感。這需要我們一起重視照顧的價值與友善家庭的職場環境，才能改變性別不平等的樣貌。
（原文刊載於：https://news.readmoo.com/2022/08/31/220831-opting-back-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