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主政府沒有教化國民道德之權責

在威權體制下的中國大陸，大城小村裡隨處可見到標語，矗立路旁或懸掛於建築物，除了宣導法令要求人民配合之外，意識型態與愛黨愛國固不可省，而對個人品德修養以及文明素質的教化，例如孝順父母、鄰里和睦、勤勞節儉、珍惜糧食、不丟垃圾、不闖紅燈等等，也包含於其中。

在北京(左)與合肥(右)的道德宣導標語 (圖片取材自網路)

中共政府藉著公權力，以標語來「化民成俗」有用嗎？我們先看看一些實例--稍早有擄禁女人當生孩子工具和九男圍毆二女的案件；最近的新聞又有河南.南陽舉辦音樂節，當地人公然翻找參加者的行李，竊取財物；而出國遊客破壞古蹟、隨地便溺吐痰、撒潑蠻鬧，已深植外國人印象之中；喧嘩、佔小便宜、插隊、咆哮爭執、炫富笑貧在其國內也屢見不鮮。以上所述在在顯示，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多官吏特權貪腐敗德，法律不被信任，對人民暴力執法，能奢求百姓遵禮守紀行仁重義嗎？

<國民生活須知>手冊 (圖片取自網路)

往昔臺灣在威權統治時期，同樣也有繁多的標語，出現在牆面、立牌、電視跟報紙上，也對人民推行道德教育，要學生背誦青年守則，警察還會管留長髮的男人和服裝太暴露的女人。又頒行《國民生活須知》，告訴百姓該怎麼吃飯、穿著、走路、坐車，如何與長輩、後輩進退應對，要常說請、謝謝、對不起等等。但那時的臺灣人上火車、公車會爭先恐後；會隨便把垃圾往外丟；會吃狗肉，烤伯勞；會仿冒名牌，盜版唱片；而汽車、機車、腳踏車遭竊，商店訛詐外行，計程車向外地人敲竹槓等種種情事也經常發生。

然而，當《國民生活須知》與標語被逐漸淡忘許久之後，臺灣人卻悄悄地改變了，普遍表現得友善禮貌，樂於助人，守分排隊，在公共場所保持安靜，拾獲財物會送去招領，不拿無人看管的東西，商家重視信譽，店員客氣周到。這些特質紛紛成為許多外國「油抽伯」(Youtuber，請用河洛語發音)製作影片的題材，備受讚譽。至於為何產生這些變化，到今天無人能完整地說清楚。

國民素質的進步，我認為其動力來自於兩方面--外在的法律約束，以及內在的道德提升。法律通常在有人危及甚至損害他人權益時啟動，道德卻可更早發揮力量，自我克制違法與侵害別人，並與人互相幫助，促進社會和諧。

在民主國家裡，政府的目的就是服務人民、保護人民以及維護社會公平秩序。法律約束的工作，自然由掌握執法權力的政府機關承擔。當社會上有某種行為、習慣，對他人造成傷害或困擾，政府宜乎經由議會通過立法，予以禁止、取締或懲罰。只要執法公正不偏，嚴格無懈，國民當樂於遵守自己選出的代表所制定的法律，久之內化成行為準則。

然而，我覺得，政府不應管到人民的道德，他們怎麼想，怎麼過生活，要做甚麼，不論是道德高尚或卑劣低下，只要不違反法令，公權力都不必也不應插手干涉；政府部門與諸官員不宜藉著文宣或講話，告訴國民怎樣是道德怎樣是不道德。

佛教團體的公益活動 ([陳傳義]拍攝)

然則，誰來提升國民的道德情操，促使社會更美善？我認為，此目標當交給公民自發達成。由學校教育下一代，使之了解傳統道德信念的價值；由宗教引領信眾修己利他；由知識分子思辨論證該拋棄哪些舊教條，建立甚麼新思維；由公益團體提倡值得追求的理念，逐漸影響於大眾；由輿論透過自由辯論與批判，形成願意遵循的共識。

自從臺灣更加自由民主，政府收斂管控的手之後，國人的公民活動在各方面蓬勃起來。臺灣社會進步文明升級的一部分原因，想必就藏在這裏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