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YouTube上看到了查理和Jonas
的影片,標題是「The reason she didn’t want to come back to Taiwan」,他們是一對異國戀情侶,查理來自台灣、Jonas來自瑞典。
在影片裡,查理說:「當我辭掉工作、搬到瑞典時,我對自己不太有自信,當我媽對我說:『你應該找這類型的工作,你的薪水太低了!』我便覺得這世界上沒有人真正肯定我,我處在一個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的狀態。」
Jonas說道:「我後來也問過自己的父親,當我辭掉工作,開始拍YouTube影片,他有什麼想法?他對我說:『我覺得你真是太傻了,我當時真的很擔心!』我便問:『那你為什麼當時什麼都沒說?』他說:『因為你可以親自去體驗錯誤。』這大概就是歐洲父母和亞洲父母的差別。」
原生家庭是建構價值觀的第一個場域,我們的是非判斷標準,都是從父母那兒形塑。在我們建構出自己的是非觀之前,極其容易將父母「神格化」:認為父母的判斷就是正確的,當我們的價值觀彼此衝突時,做兒女的就容易陷入一種價值觀被摧毀的「存在焦慮」。
「我好像沒有一個堅定的立場。」
「我所建構的世界總是會被媽媽輕易戳破。」
當你認定的事情,不被最重要的人肯定,就會將事件擴大為「自我存在價值」的否定。因此,為了對抗這種否定,在華人的世界裡,我們好像一直很努力地在證明,向父母證明自己的能力;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價值;向世界證明自己存在的意義。
為什麼「自卑感」是華人世界很大的課題?因為華人的世界觀太缺乏多元性,社會對「成功」的定義都過於扁平,高學歷、穩定的工作、和諧的家庭,以上條件就足以構成一個美好人生的圖像。
那麼,要如何成為一個真正有自信的人?出生的時候,醫生用刀剪下母嬰相連的臍帶,我們也必須割下自己與原生家庭相連的枷鎖。原來父母也是一般人,他們也有身而為人的限制與盲點,我不必事事按照他們的認知做決定,我擁有自己人生的掌控權,我必須建構出一套屬於我自己的價值判斷系統。
社會文化的集體影響、家庭教養的塑造,使得華人社會普遍活在一種「自我認同危機」的生存模式,但「分離與個體化」的意義就在於我們能建構自己對世界的信任感,找到屬於自己的存在價值,給自己愛與認同,成為自己的父母,溫柔的接納真實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