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退役球員轉職為社科學者的作者Chris Anderson和David Sally在2013年共同出版了一本關於運動比賽的書籍"The Numbers Game",在這本和著名的、之後改編為電影的"Moneyball"有著相似關懷的書中,兩位作者提出了一組重要的區分:"Strong-link/Weak-link"。
雖然同名同姓,但這位Anderson並不是那位風格鮮明的、滿身刺青的前NBA選手、台灣女婿「鳥人」,而是一名曾經的足球守門員。恰好,籃球與足球,也被這兩位學者區分到了兩種不同的競賽類型。
根據"The Numbers Game"的分類,有較多取分機會的籃球屬於Strong-link Game,也就是比賽結果更大程度取決於強勢面向。只要你的隊上有一名「奇蹟的世代」,你就能輕易的輾壓對方球隊。相反的,足球與棒球沒有那麼多得分的機會,即便是最傑出的得分手,也並非場場都能得分。在這樣的比賽當中,球隊的弱勢環節會更大程度的影響結果。一個沒有破口的團隊,往往才能成為比賽的贏家。
對於這兩種比賽的理解,對應到了兩種成效思維,更對應到了我們應當如何分配資源。除了從小接觸《三國志》、《文明》等策略遊戲的人之外,我們生命中最早一次重要的資源分配很可能是學力測驗前的讀書時間分配。在那個時節,許多的老師都會根據學生的狀況提醒我們「強勢環節」與「弱勢環節」的思維。
對於更加著重總級分的科系而言,我們應當要把時間與精力優先投入最不擅長的科目,來讓它至少不要拖累總成績,尤其至少要達到基本的門檻;而對於有明確偏重的科系,我們則是要力求首先在最相關、有最高權重的科目拿到滿分。其餘資源才分配到其他科目。
所以要善用這樣的想法首先要問的問題是:我們所要處理的事情,屬於哪一種類型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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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生活中,我們並沒有像球類運動那樣的一種明確的得分判准,我們很難直接複製"The Numbers Game"中的分類方法。但從資源分配的角度,我們明顯已經看到擁有資源的人對這件事情給出的答案。無論是台灣的「五年五百億」與台清大量獲得的企業捐款或美國富豪嚴重傾斜於常春藤名校的教育捐款,都可以看到人們總是優先想要把資源投入在他們認為最「菁英」的地方。
這是很自然的想法,當我小時候在玩《三國志》時,也總是把最好的武器與最多的兵力分配給武力和統帥值最高的幾個武將,以他們為征戰的主力。而當今更加快餐化的遊戲中,玩家也都是把資源集中投注在最強的角色和裝備上,其他卡片與道具不是被「吃掉」、就是被分解、賣錢。形成一種強勢者取得一切資源、弱勢者則被盡可能轉化或壓榨出資源的格局。
但實際生活並不是遊戲。這樣的分配方式導致的是社會貧富與階級差異的嚴重不均。當知名對沖基金經理人Ken Griffin給哈佛大學捐贈一億五千萬美金的時候,哈佛的帳上還有三百二十億美金的捐贈資金。當一些故作中立的人試圖去說「哈佛能更好的使用這些錢」的時候,我們實在很難不去想像,如果那筆錢能平均地分配到任何一個開發中國家的主要教育機構,將能改變多少人的命運、能給世界帶來多大的幫助。
又或者說,對我們而言,社會什麼狀況下算是「得分」?我曾和一名馬斯克的崇拜者就「火星計畫」有過一些意見碰撞。我並不否認這樣的夢想有可能在未來催生出幫助、改變、甚至拯救人類文明的科技,但我的疑問是,如果投入在這當中的資源能夠用來大幅改善飢荒問題,能夠幫助到當前的、真實的、活生生的受苦中的人,那我們為什麼會覺得應該要優先投入在遙遠的外星探索?
如果他當時能夠給我一個艾連.葉卡式的回覆,說不定我能比較被說服。但往往我們得到的答案更接近某種效益主義式的「合理的犧牲」,宛若當前的人類與未來的人類都只是一些人口數字,再大的真實痛苦也能因為乘上的基數較少而忽略不計。而這也是所謂「更有效率的資源分配策略」時常不願意去面對的真實。
羅爾斯式的「最大化最弱勢者所得」的想法是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如果我們的社會是這樣一場足球比賽:對手是天啟四騎士與他們的軍隊,每當有人無法抵禦瘟疫、戰爭、飢荒、死亡的攻勢時,我們就失去分數。那我們要做的,將不會是把社會上最多的資源首先投入到最尖端的軍事與航天科技,而是去確保更多的人能夠在健康、和平與溫飽之中存活。
就像橫越大半個世界的亞歷山大,擁有資源的人總是想要繼續攻城掠地。但面對種種當下真實存在的人的艱難,或許就像那句運動界的老話說的--「防守才能贏得總冠軍」。
延伸閱讀:
〈《記憶與救贖》讀書會(四):必須回到「那未曾被實現過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