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倦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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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社會：為什麼我們越積極行動，越陷入無止境的倦怠？

📖文獻筆記

規訓社會的彼岸

規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是由禁令的「否定性」所規範。主導否定的情態動詞是「不可以—不允許」，「應該」也帶有強迫意味的否定性。功績社會擺脫越來越多的「否定性」，並持續解除管控，漸漸將「否定性」給揚棄。無遠弗屆的「能夠」是功績社會肯定的情態動詞。肯定的集體複數，「是的，我們可以辦到！」正足以表達功績社會的肯定性特質。禁令、誡條或法令的領域則是被專案計畫、自發性行為和內在動機所取代。規訓社會依舊充斥著「否定的回覆」，它的否定性製造出瘋子和罪犯，相形之下，功績社會則產生憂鬱症患者和失敗者。

雖然功績主體比服從主體來得更快速、更有生產效率，可是「能夠」取得主導地位的同時，並不會因此使「應該」失去它原有的地位。因為，功績主體依然可以保持在規訓的狀態，但是又能將規訓監控的場域拋諸腦後。「能夠」提高了生產的水準，而這個「能夠」，事實上是透過規訓的技術，也就是「應該」的無上命令，獲得了正當性。就提高生產率而言，在「應該」和「能夠」之間並沒有斷裂，反而有連續性。

法國社會學家艾倫貝格認為，憂鬱症是規訓社會轉型到功績社會的過渡階段中出現的一種症狀：「憂鬱症的高峰期是從行為控制的規訓模式時期開始的，在這段時間裡，透過威權和禁令分配社會階層和兩性的角色，塑造有利於正常萌芽發展的條件，而所謂的正常，就是要求每個人採取自動自發的行為：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成為他自己。……憂鬱症患者並不全然過著地獄般的苦難生活，他只是拚命努力成為自己，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

新型的人類，只是毫無保留地提供過度的「積極正面性」，完全缺乏尼采所說的主權獨立性。憂鬱的人像是「勞動動物」，那種會剝削自己的動物。更確切地說，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心甘情願的，完全沒有任何外來的威脅逼迫，他們同時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

積極行動的生活

人們以過度的活動、歇斯底里的勞動和生產，來回應變得赤裸而極為短暫易逝的生命。現今加速的生活，甚至有很大一部分與這種缺乏存在意識有關。勞動社會和功績社會並非自由的社會，它製造了新的強迫性。主人和僕人的辯證法到最後推導而出的結果，並不是每個人都是自由人、都可以享受閒暇的社會。相反地，主僕的辯證法將社會發展導向一個勞動社會，主人自己也成了工作的奴僕。在這個具有強迫性的社會，每個人被迫隨身帶著他的勞改營。這個勞改營的特點在於，人們同時是囚犯和看守員，是受害者，也是肇事者。人們用這種方式自我剝削，即使在沒有主人的情況下，剝削也成為可能。深受憂鬱症、邊緣性人格疾患或身心俱疲症候群之苦的人身上出現的病症，和集中營裡伊斯蘭教徒的症狀很類似。全身無力、瘦弱不堪的囚犯，有如患了嚴重的憂鬱症，變得麻木不仁，無法區分身體的寒凍和獄卒的命令。我們不得不懷疑和聯想：晚期現代帶有神經障礙的勞動動物，就跟這些伊斯蘭教徒一樣，兩者的差別僅在於，晚期現代的勞動動物吃得很好，經常有著肥胖的身軀。

觀看的教育

尼采如此評註「積極有為的人最主要的缺點」這句警語：「一般而言，積極行動的人，欠缺的是從事更高層次的活動……就這個觀點而言，他們是懶惰的。……積極行動的人像石頭一樣，如機械般愚蠢地運作，不斷地滾動著。」活動有不同的種類，其中一種依循機械般愚蠢運作的活動，缺乏暫停運作的機制。電腦這種機器是無法暫停的，儘管電腦擁有龐大的運算能力，當它缺少猶豫不決、遲疑的能力時，它很愚笨。

「無作為」的負面性，也是沉思的一項特點。舉例來說，禪修就是透過擺脫蜂擁而至、情不自禁不斷浮現的妄念，試圖達到「無作為」的純粹否定性，也就是空性。這是一個極為活躍的過程，完全有別於被動性。這種練習，讓人們在自身中達成主權獨立，置身在中心點。如果人們只有積極正面的力量，反而會完全處於被動的狀態，聽任客體的擺布。矛盾的是，過動症是一種不再容許自由行動、卻又處在極端被動的行為。它是一種片面絕對化的肯定力量。

抄寫員巴托比的案例

巴托比仍然是個服從主體，沒有晚期現代功績社會的典型特徵憂鬱症的症狀。自覺不足和自卑，或面對失敗的恐懼，都不存在於他的感受清冊裡。不斷自我譴責和自我攻擊，對他而言也是陌生的。他不需面對晚期現代社會典型的無上命令：必須做自己。巴托比不會在「做自己」的計畫中感到挫敗。機械式地抄寫是他唯一必須完成的工作，既不需要自發性行動，也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行動。巴托比生病的原因，不是過度的積極性或可能性。他承擔的壓力，不是晚期現代中「自我」已經開始拋掉的無上命令。抄寫只是一件不容許有自主性的工作，巴托比仍然生活在有明確慣例和體制的社會中。他不懂會導致憂鬱、沮喪的「自我倦怠」，也就是自我被過度消耗。

附錄　一篇講稿：憂鬱症的社會

晚期現代的功績主體不從事義務勞動，他（指功績主體）的座右銘不是服從、法則、履行義務，而是自由、欲望與喜好。他對於勞動的期待，在於能夠滿足欲望。勞動之於他，是一種樂趣。他不會聽從他人命令採取行動，主要只聽從「自己」。說穿了，就是自己的老闆，如此一來，他擺脫了「權威他者」對他的否定。但是擺脫他者，不僅只代表了解放和解脫，其辯證在於，它又發展出了新的束縛。本應是擺脫他者的束縛，卻突變成自戀型的自我參照。而自戀型的自我參照，要為今日功績主體的眾多精神疾病負起最大責任。

現代的精神疾病中，例如憂鬱症、身心俱疲症候群或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卻不見壓抑過程和否定過程的影子，而是「肯定過剩」所導致，也就是「過度積極向上」。換句話說，不是因為遭到否定，而是因為沒有能力「說不」；不是「不可以」，而是「什麼都可以」。因此，精神分析理論在此派不上用場。憂鬱不是超我之類的威權者所壓抑的結果，而且也沒有出現「轉化」症狀，能夠間接指明精神內容受到了壓抑。

從規訓社會轉型到功績社會的過渡期中，超我越發往正向發展，就會轉變成「理想自我」。超我是壓抑的，主要代表禁令，具備「權威的『應該』所有的強硬、無情特色」和「嚴苛限制、殘酷禁令等特徵」，以此控制自我。而理想自我是吸引人的，與壓抑的超我截然相反。功績主體「勾勒」出理想自我，服從主體則是「屈從」於超我之下。屈從與勾勒是兩種殊異的存在模式。在超我中，存在著負面的壓迫，而理想自我對於自我的壓迫卻是正面的。超我的負面限制了自我的自由。但是勾勒出理想自我的，卻是一種自由的行動。自我若是糾結在一個無法達到的理想自我當中，反而會飽受理想自我的折磨。如此一來，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的鴻溝，將演變成自我攻擊的行為。

晚期現代的功績主體誰也不屈從。事實上，他不再是一個還擁有「屈從性」的主體，而是正向發展，甚至解放自己，轉變成為一項「專案計畫」。不過，即使「從主體轉變成專案計畫」，卻沒有消弭暴力。外來的壓迫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打著自由之名的自我壓迫。這樣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緊密相依。從特定的生產水準來看，自我剝削基本上比外來剝削的效率更高，績效更好，因為自我剝削是伴隨著自由的感受同行的。功績社會是自我剝削的社會。功績主體剝削自己，直至身心俱疲才肯罷休，還從中發展出攻擊自己的行為，最後激化為毀滅自我的暴力。「專案計畫」則是功績主體拿來對準自己的砲彈。

在理想自我的面前，真實自我是失敗者，總是自我譴責。自我會和自己發生衝突。一個以積極向上、以肯定為基調的社會，以為擺脫了一切外來壓迫，實則陷入自我壓迫的毀滅性困境。身心俱疲症候群或憂鬱症等精神疾病是二十一世紀的主流疾病，全都顯露出自我攻擊的特性。人對自己施以暴力，剝削自己。本是外來原因引起的暴力，取而代之為自己造成的暴力，後者比前者更加致命，因為這種暴力的受害者誤以為自己獲得了自由。

功績主體不受強逼他勞動或者剝削他的外在統治權力所控制，他不屈從任何人，或者說只聽命於自己。然而，廢除了外在統治權力，卻沒有除掉強迫結構，導致自由和強迫同時崩解。他把自己讓渡給自願的強迫，以求取得最大績效。他就是這樣剝削自己。自我剝削若是伴隨著曖昧虛假的自由感受，與外來剝削相比之下，效率會更高。剝削者同時也是被剝削者。這裡的剝削，是在未受控制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是自我剝削的經濟效益。資本主義制度將外來剝削換成自我剝削，以便加快速度。功績主體的荒謬自由，使得他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既是主人，也是奴僕。自由和暴力在此同時崩毀。本是「自由人」、是自己主權者的功績主體，結果成了神聖之人。功績社會的主權者同時也是「自己的神聖之人」。功績社會中，在某種荒謬矛盾的邏輯下，主權者和神聖之人是彼此相互創造而生的。

功績主體以為自己是「自由」的，是自由人，是自己的主權者、自己的老闆，實際上卻處身在「功績的禁令」下，把自己變成了神聖之人。換句話說，功績社會的主權者是他「自己的神聖之人」。

由於社會分裂切割以及社會性受到腐蝕，只剩「自我的身體」，因此不惜任何代價也要維持健康。理想價值喪失了，自我除了「展示價值」之外，就只剩「健康價值」了。裸命導致任何的拓撲關係和目的消失，只求身體的健康。健康變成自我參照，逐漸空洞，最後成為一種「沒有目的的目的」。

📝閱讀心得

最近剛好看到「自我客體化」，這本可以作為傅柯《監視與懲罰》的前導（如果要啃下去的話），從規訓社會到功績社會差異在於：

• 規訓社會：應該、否定
• 功績社會：能夠、肯定

「能夠」提高了生產的水準，而這個「能夠」，事實上是透過規訓的技術，也就是「應該」的無上命令，獲得了正當性。就提高生產率而言，在「應該」和「能夠」之間並沒有斷裂，反而有連續性。

「晚期現代社會典型的無上命令：必須做自己。」這點可見於自主性、熱情、尋找天賦等多數積極取向的書籍中，這也與新自由主義一拍即合：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信念強調個人應該對自己經濟上的成功與失敗負責，政府援助與社會福利供給不但不必要，還會讓人變得消極。—《失控的熱情》

這種積極的自我剝削，書中提出與勞改營、集中營類似：

在這個具有強迫性的社會，每個人被迫隨身帶著他的勞改營。這個勞改營的特點在於，人們同時是囚犯和看守員，是受害者，也是肇事者。人們用這種方式自我剝削，即使在沒有主人的情況下，剝削也成為可能。

讓我想到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也曾經歷過集中營，這解開了我認為「意義」具有虛無性的觀點，法蘭可讓集中營的人活下去的意義感，與功績社會的自願自我剝削「是的，我們可以辦到！」如出一轍，自願追求意義感而受苦的社畜、人礦是否格外諷刺？如果集中營的人都自願死亡，那麼集中營的政治操作價值是否也喪失了？就如人質被撕票，綁匪也失去談判籌碼；韭菜如果躺平、減少繁殖，資本就難以剝削收割。

功績社會有點像卡BUG，如果預設「積極」是好的，那麼「過度積極」似乎說不出那裡不好，如果你能夠追求熱情，那麼你應該拿出最好的成績；如果你喜歡物理，那麼你應該每次都考滿分、成為佼佼者、拿到諾貝爾獎，你卡在「被應該積極」的意義、熱情、自主性中，而且自認為理應如此，並感到正向、積極、熱情，直到精疲力竭，而倦怠、疲潰（burnout）。

不過書中並沒有太具體的解方，大致上提到「無作為」的負面性能抑制「過度積極」，我個人則認為，加速主義是在這種短注意力時代的簡單解方，與其用冗長批判肯定過剩的功績社會論述，不如加速肯定過剩，例如當人們焦慮煩惱時，可以建議他們滑短影音、購物療法、喝酒等。

這個時代長篇大論就留給自己，大眾需要的是簡明、斷言、淺白，而複雜理論之上可以演變出劍走偏鋒的創意偏方。就如戒菸的廣告，長篇大論的說明抽菸壞處效果不彰，但如果有未成年小孩跟你借菸抽，那影響力就比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