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的精神內耗│撒旦的情與慾 Antichrist (2009)

本篇影論重點：

這是部厭女電影嗎？

如何以符號解讀本片？

為什麼性在本片中這麼重要？

拉斯·馮·提爾為何以本片題獻塔可夫斯基？

不確定除了成為恐怖題材外，現代人對於撒旦、魔鬼還有多少敬畏。遠早於羅柏·艾格斯（Robert Eggers）<女巫 The VVitch, 2015>、<燈塔 The Lighthouse, 2019>帶有宗教神祕氣息、超自然力量的作品，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才是這類主題硬核的創作者，他的電影像在虐待演員、沒在討好觀眾，觀影的痛苦過程是場精神修煉，媒體說他自大、厭女、憎恨人類，但我情願相信他是刻意把對未知事物的揣想搬上銀幕，就他的執著來看，那些在我們之外的，其實滲透骨血、混亂腦髓，人類不必知覺、不必在乎，只要祂/牠知覺你、在乎你就已足夠。

符號，是拉斯·馮·提爾電影裡的標配，透過符號的異化質疑約定俗成、習以為常的文化的正當性，各種符號是如此顯而易見，幾乎人人都能說上幾句，因此在多重解讀、誤讀下，拉斯·馮·提爾注定充滿了爭議。

像是<撒旦的情與慾 Antichrist , 2009>的維基條目上寫著：「劇情暗示了女人本質便是罪惡，男人則是女人的『基督』……女主角夏洛特·甘斯柏格（Charlotte Gainsbourg）憑此片在坎城影展封后，也因為本片反女性意象濃厚，坎城評審團特別頒給此片『反獎項』(anti-award)……」，劇情中，女人的瘋魔理當算不上「暗示」了，但男人想要「治癒」女人的意圖完全沒有傳統意義下「基督化」（赦免、犧牲、苦民所苦）的塑造，所以就這麼容易接受直觀的二元對立反倒變得可疑，像是正中下懷似的讓主流媒體得以炒起政治正確、意識型態之爭，刻意忽略非黑即白的價值觀自身的破綻。

首先，剛學會步行還顫顫巍巍的嬰孩─這個片中最接近純潔無瑕的意象─開場沒多久就因（父母的）性而死亡，與聖經中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受的詛咒：「我必多多加增妳懷胎的苦楚；妳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形成顛倒，嬰孩的死斷絕了傳宗接代的意義，作為「懲罰」的性，卻同時也能是純粹、放縱的歡愉，藉由這個死亡也才開啟一連串男人、女人精神辯證的衝突。

兩人經歷不同的悲傷過程，唯有女人的悲傷被視為不正常的，而「必須」幫助妻子度過難關的丈夫，表現出男人的「正常」必須建立在他人（通常是女人）的「不正常」之上；身為心理治療師的男人、瀕臨崩潰的女人，在二元性別又堆疊上理性/感性、精神/肉體的對立，女人為了暫時逃避沈重的哀傷不時以性分散注意力，另方面也是透過肉體接觸想突破男人智性的高牆，女人直接訴諸感官、體感的追問是：你怎麼可以就此「好了」而不再悲傷？在高潮之後的空虛失落，可曾讓你稍微能同理我的感傷？

女人承受的正是一股基於本性的切身之痛，一旦把理性/感性、男人/女人看成對立，也代表我們將精神和肉體分離，性也就只是性，沒有複雜的情感在其中，女人才會不斷對男人的「愛」提出懷疑，更是男人始終無法「治好」女人的原因─他們從不在同個水平上看待事物。

當兩人前往女人曾經寫論文的森林小屋─伊甸（一個明喻），女人找到所有感官的連結─大自然一切的生命─會低訴、會哭泣，有生、有死，她的敏銳感受到腳被土地灼傷，男人的否認（不知覺）是已鈍化了所有感官，改以人類思維為一切認知的核心、主宰，當女人不順應「必須直面所有害怕之物」的指令而逃開，留下男人目睹一隻母鹿垂掛生產到一半的小鹿，這是給男人的第一個具象啟示，像就是多疑的多馬必須眼見才能相信基督復活一樣，以此連結女人生之痛苦、連結到與伊甸（人類的原始設定）相關的一切，然而此時，男人仍不明白。

與其說伊甸「催化」了女人的恐懼，實際上是被「文明」馴化的人類，對「自然」產生了恐懼。男人指導女人要與恐懼的事物「融為一體」，但男人卻是高高在上的，當他睡醒發現自己的手沾滿橡子像極了癤子，他害怕地揮掉、拔除，在耐性快被女人的「不受教」磨光，他更加仰賴邏輯的判斷：發現女人被論文主題「女性滅殺」影響，甚至孩子可能受到精神不穩定的妻子不當照料，他與女人當面對質，女人居然說出「女人是邪惡的」、「大自然是撒旦的教堂」，集政治正確於一身的男人斥責了她的想法─這段也是本片中拉斯·馮·提爾被判定厭女的原因吧─卻未曾意識我們早在心中已隱隱預設「這女人有問題」，她的「不當言論」只是說出了我們心中所想，我們和片中的男人一樣，需要邏輯、需要歸咎、需要答案、需要真理，而「女人」總是那個顯而易見的答案。

男人看見的第二個異象：嚎叫的狐狸彷彿說出人語「混亂當道」，這不是斥責而是揭示，揭示人類集體信仰純善、公義本身就是一種「混亂」，反倒是被視為混亂的自然才是唯一的真理，人類的驕傲高到無視於自己同屬自然之物，既可能是「聖靈的殿」為何不能是「撒旦的教堂」，沒有誰能自絕於外；就當女人和男人說「我好了」、「你治好了我」，男人卻拒絕接受女人就這麼「正常」了，而必須是由自己判定、診斷「妳可以正常」、「終於正常」，這引爆了女人服膺男性所代表的主流意識宰制（此不再單純指性別的對立）的終極不滿，她暴烈的反動不過是剛好而已（此並非指角色之間的暴力行為），但對男性而言更是作實了妖魔化的設想，仍舊沒有任何自省。

到了電影第三章，男人躲避殘虐的女人，拖著廢掉的腿藏身狐狸洞，竟在洞內「挖出」哇哇亂叫的烏鴉，他不假思索拿起石塊砸死烏鴉也於事無補，女人抄起鏟子「挖出」地洞的男人，在短短幾分鐘之內烏鴉和男人就像一場輪迴，也頗有聖經中門徒在墓地尋找耶穌時，天使問他們：「為何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的興味。

女人將男人拖回小屋，拿起他的手愛撫自己的下體，卻再也無法靠著他者掩蓋本體洶湧的悲傷，至此，女人徹底絕望，不再冀望愛、理解、承諾、信仰，其後的自殘則是多數評論給出厭女的第二個「證據」，這個閹割的意象，卻是極端地以自己造成的痛苦凌駕外界、他者的暴力，象徵女人主動斷絕了宗教（文化發展出的）施加的原生、性惡的控訴。

趁著女人疼痛昏厥，男人掙脫了被女人拴著的枷鎖，奮力掐死了女人、逃出生天。在這個過程中，他始終對抗的是自我「之外」的邪惡，沒有改變的是他受難的形象、理性的觀點，改變的是他開始看見原本不能看見的事物：長久以來多少假真理之名被殘殺的女人們。在電影結束之後，真正的問題不是厭女與否，而是我們（男人）是否依然假裝看不見？

拉斯·馮·提爾將本片題獻給俄國名導塔可夫斯基（Andrey Tarkovskiy），除了塔導的作品帶有濃厚的宗教性以外，讓我想起曾看過南京大學出版社《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訪談錄》中一篇<象徵主義的敵人>他與女記者伊雷娜·布熱日納1984年的訪談內容，糾結在女性身分的記者和塔導的觀點並不在同一個理解上，後者對人性關注的敏銳纖細是超乎當下女性主義或男性主義的爭論，而就是回到上帝創造兩性的原點，「人」如何發揮原始設定中的那份獨特；或許對拉斯·馮·提爾來說也是這樣，去尋找「人」與「自然/上帝」之間的源頭更有意義，但人類總是將所有力氣耗在自身創造的群體間的壓迫、抗爭上，一如階級和性別，在<撒旦的情與慾>中的男人、女人，不是單一角色而是男人們、女人們，甚至無關性別，而是任何主流觀點絕對強勢與弱勢的雙方，本片直指在社會集體的精神內耗下，人將無法對生、死的意義問對問題，也將無法理解超越自我的奧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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