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前篇生命政治的概念，作者Wendy Harcourt從四個切入點出發，討論橫向的權力關係，如何流進個人的生命之中進行政治性掌控，尤其在生殖議題上，顯現為一種對女體的潛在壓迫：（註1，p.38）
- 開羅會議（Cairo Agenda）的跨國建構與維護——1990年代初至中期，國際社會致力於推動以生殖權與生殖健康為核心的政策框架。
- 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與對母嬰健康的戰略轉向——2000年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提出，使全球發展政策將重點轉向母嬰健康與死亡率問題。
- 馬爾薩斯因素（Malthus Factor）與人口健康的爭論——與前兩者重疊，涉及關於人口健康的討論，特別是關於人口增長、資源分配與發展之間的關係。
- 生殖政策的隱形主體：男性生殖身體與非生殖女性身體的沉默——生殖政策、實踐與討論為何始終圍繞可生育的女性，而對於男性生殖身體以及無生育能力的女性身體卻幾乎噤聲？
以上述切點作為提示，在開始梳理之前，不妨一起思考圍繞於此的相關問題，能更聚焦接下來的討論：如何理解生殖經濟在整個經濟鏈中的地位和角色？生殖權和生殖權利如何與經濟權相連結？生殖勞動、生殖科技的面向有哪些？助性技術（如威而鋼）、男女賀爾蒙補充術、代理孕母等，又如何放進本文裡的討論脈絡來看。生殖正義如何可能？作者如何將女性主義身體政治的發展連結到地方？身體政治與地方、空間結合，能夠展開什麼新方向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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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court從個人經驗談起，身為白人、全球北方、受高等教育的女性，避孕對作者來說是可得的選擇和服務，也成功地選擇了兩次懷孕的時機。然而在非洲國家，人們對避孕的看法卻不見得如此。1990年，Harcourt在一次盧安達的訪問中被導遊－－同時也是一名負責家庭計劃的男性醫師－－帶領參觀他的診所，以展示「避孕的成果」。映入眼簾的是牆上貼著的宣傳海報、列出各種避孕方法的圖表，桌上放著詳細記錄保險套、避孕藥發放的數量冊與來訪登記冊等等。隨後當地婦女們一字排開，讓導遊一一介紹他們的生育史和避孕成效，最後結論到：「盧安達的兒童數量過多，導致貧困，阻礙發展」。
顯然在遙遠的全球南方，避孕被建構為現代社會的秩序，然而是誰建立這樣的秩序？又是為了什麼？這一切可以從開羅會議看起。
適逢冷戰瓦解時期的1994年，開羅會議在人權和民主高舉的氛圍中召開。這場會議，同時也象徵著女性的性與生殖權的勝利，不僅凝聚了許多團體，讓女性主義者的聲音直接進入關於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的公共辯論之中，更讓曾經被視為禁忌的議題成為公開討論、倡議、推動的主題，可想而知當時振奮與激昂之情（pp.39-40）。但是在後續的實踐上，卻發現了不少困難（pp.41-50）：
- 該議程限於道德勸說，未具法律效益：後來在海牙召開的五年檢討會上，Harcourt深刻感受到原先的目標被邊緣化，在金融海嘯與新自由主義崛起的背景下，被貿易與經濟成長取代為「真正的議題」。最後，生殖權僅僅作為受益者之一，即被納入整個經濟鏈的一環來看待和處理。
- 文件內容轉化為醫療、技術與法律術語：內容與實際辯論強調的人權有所出入，目標被替換成可量化的數據系統與指標，如降低孕產婦死亡率、人口分布、科技研究與發展。如Qadeer（2005）所說，將女性健康簡化為「安全墮胎」與「生殖權」的議題，從而「邊緣化了全面初級健康照護、社會安全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
- 缺乏資金來落實承諾：在當地缺乏資金與政治意願的情況下，沒有機會改變根深柢固的醫療系統性的不平等，使女性在試圖獲取醫療醫療照護時仍被排除在外。而另一方面在仰賴國際捐助者的情況下，捐助者決定了資金使用的優先順序，這些醫生們往往將生殖權與健康視為政治議題，但這並不總是符合農村貧困女性的需求。
- 如何提供高品質與普及可近性的醫療服務、針對不同生命階段與文化背景的女性，該提供何種適合的技術：生殖權的內容包山包海，比如拉丁美洲女性強調在宗教與國家反對的情況下獲得優質生殖的權（right）；亞洲婦女團體重視絕育、女嬰殺害等問題；非洲則將重點放在健康生殖的生存問題上；歐洲與北美則強調服務的公平分配，特別在階級與種族的差異上，另外，還有過度醫療化、墮胎權等議題。而這也反過來涉及到女性自身對「適切性」與「可接受性」的認識與選擇。
整體而言，開羅會議之後促進的性別與發展，往往依然將女性視為「生殖的身體」，忽視了女性在經濟與社會中更廣泛的角色，以及真正能改善女性健康的條件。簡言之，未能處理宏觀經濟不平等，也未能挑戰當時新自由主義市場導向的政策，導致原先的承諾無法轉化為真正的政策與服務（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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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94年開羅會議衍伸的種種問題，在2000年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中卻是變本加厲，且延續著金融風暴所捲起的西方市場經濟，非西方國家成為追求發展的具體買家。Harcourt諷刺的提到，一次在非洲的會議上激烈的爭論生殖權，下台之後收到的是來自贊助商高露潔的贈品。
Harcourt批評到，MDGs的整個進程根本性地缺乏「討論」。無對外公開、僅限少數專家參與，所謂的「討論」以許多非正式的談話組成。這種官僚式的閉門決策手段所訂定的目標，甚至成為了與他國或公民社會推銷的策略。條列來看，MDGs提出希望在2015年達到的八大目標有：（1）消滅極端貧窮和飢餓；（2）實現普及小學教育；（3）促進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4）降低兒童死亡率；（5）改善產婦保健；（6）與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以及其他疾病對抗；（7）確保環境的永續性；（8）全球合作促進發展。
表面來看，不太會有人反對這八大項目，但如果說背後推動的邏輯，恰好契合市場導向的健康政策邏輯呢？比如說在性別議題上，一方面模糊為無法處理的跨領域問題，一方面又將孕產婦醫療私有。如Qadeer提到：
產科服務是私有化程度最高且最具利潤的醫療服務之一…… 剖腹產與胎兒性別鑑定檢測的增長趨勢已廣為人知…… 微量營養素補充劑、疫苗、避孕藥與妊娠診斷工具創造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醫療市場…… 我們需要辨識這些市場與公共健康概念扭曲之間的關聯，並將其置於更廣泛的政治經濟背景來審視。（Qadeer, 2005: 122）（p.54）
不僅將生殖健康服務轉向單純的醫療治療，從而轉向刺激市場需求與藥品市場發展，還加上了保守的資助環境與審查制度。Harcourt意外發現到，提交的相關報告受到嚴格審查，所有墮胎內容都被刪除，為的是不觸怒美國的右翼政權。相較於開羅會議，MDGs更像是包裝成政治正確的市場導向改革，從上而下的發起到落實，公平性從來不是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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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一開始Harcourt訪問盧安達診所的故事，我們來看生殖權如何與人口控制的話術連繫在一起。
美國教授Betsy Hartmann指出，新馬爾薩斯主義（neo-Malthusianism）與反恐戰爭論述具有某種親和性，加劇貧困循環所導致的衝突、城市移民潮與貧民窟、全球南方男性被指責為犯罪的根源、全球南方女性的生殖控制則被視為解決的方法。新馬爾薩斯主義源自英國聖公會牧師Thomas Malthus的研究，Malthus認為人口將永遠超過糧食供應的承載能力，而新馬爾薩斯主義則發展為與貧困、環境退化及近年來的氣候變遷等議題相聯繫（Ross 2000；Lohmann 2003；Hendrixson 2004；Hartmann 2005a）（p.57）。簡單來說，人太多了且總是太多，而太多的總是全球南方的人口，不意外的印度，或者是作者訪問過的盧安達，生殖權因此被更加邊緣，貼上了「貧窮是他們自己的責任」的標籤。到這裡，圍繞於女性的人權議題，漸漸被改造為圍繞於女性身體的社會弊病。從孕產婦死亡率、人口控制，以及更有效率的西方企業合作與銷售市場，可以看到西方話術融合了新自由主義、生物政治策略、新馬爾薩斯主義以及輕量版的民主和賦權，和非西方的沉默身體形成鮮明的對比。
關於沉默的生殖身體，Harcourt提到還有常被忽略的非孕產的身體，包含男性的生殖身體與女性的非孕產身體。在人口與發展的討論中，男性的性器官成為愛滋病討論的對象，而在性關係與生育上，則僅限於討論男性的責任與參與，與男體保持距離，而非審視、控制和介入。在另一方面，對生殖身體的聚焦則掩蓋了女性非孕產身體的困境，這些女性的「選擇」未被納入討論，削弱了家庭計劃所宣稱的選擇權。在最後，作者提出一個關鍵的問題是：究竟是誰的選擇，在決定哪些人口服務應被提供？（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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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男性的生殖身體還可以怎麼談，或許能夠從助性技術與藥品、性器官標準來談科技與文化所建構出來的健康（雄偉）想像，例如威而鋼公司如何定義不舉、怎樣的性器官算有缺陷、怎樣的表現無法讓人滿足、男性備孕需不需要調理身體等等。而在女性非孕產身體的討論上，不孕、代孕，以及避孕背後所追求的性愉悅，以及與生殖經濟鏈的關係，都是值得展開的議題。
儘管開羅會議和MDGs存在諸多問題，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些國際倡議為全球各地的運動者提供了從下而上推動政府改革的重要契機。例如尼泊爾的女性主義運動者Aruna Uprety，便以1994年開羅會議與1995年北京婦女大會作為依據，透過塑造公共輿論，迫使政府履行「拯救女性生命並尊重女性生殖權」的承諾，最終，在2002年成功推動墮胎合法。此外，在作者所參與的推動孕產婦健康的工作中，女性團體將MDGs所強調的「孕產婦死亡率」成功的在地轉化為「女性健康，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口號，將倡議重點轉向推動醫療機構與照護體系的建設。在這些身體政治與地方連結的過程之中，我們看到在地轉譯如何可能，透過形成新的論述與符碼，來改寫成屬於自身的故事，並積極參與其中。作為策略，不僅使地方運動擺脫西方宏大敘事的主導地位，也開啟了一種自主詮釋與行動的可能。
註
1. Harcourt, Wendy. Body Politics in Development: Critical Debates i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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