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文章中，我們透過對Esping-Andersen三種福利國家體制的批評，看到女性主義學者將性別引入分析，關注女性，強調家庭、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結構化的福利體制中如何作用。面對少子化危機，各國提出的生育支持政策便是很好的例子，我們得以看見公私領域的相互依賴或分離。由於照顧服務的市場化與商品化可能導致以下後果，故照顧公共化，成為許多國家鼓勵生育的政策改革方向：第一，市場生產不足且價格昂貴，一般家庭無法負擔；第二，照顧工作者受到剝削，而多數從事這類工作者是女性；第三，照顧服務品質不佳使得老人或兒童未能得到理想的照顧（註1， p. 83）。反過來看，照顧公共化可以調節家庭、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相互關係，降低照顧市場價格、讓資源可近的同時，因國家介入品質管控並提供相關補助，故避免弱勢勞工與弱勢雇主相互剝削所導致的品質下降。
本文將通過五篇文章，看台灣照顧公共化的改革與挑戰，並從衛福部、教育部的兩種準公共化出發，探討後者非營利幼兒園（以下簡稱非營園）的政策，如何不同歐洲的PSE（Public-Sector Social Enterprise），能作為照顧公共化的過渡，帶有準社會民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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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先來看台灣幼托政策的發展簡表，整理如下（註3，p. 40）：
台灣幼托政策發展表
從2000年到現在，台灣歷經了幾次藍綠政黨輪替，雖然兩黨在提升生育率的目標上雙方立場一致，然而在具體策略上卻有明顯的分歧，反映出背後不同的施政邏輯。以至於到了2025年，台灣形成一套多元且理念分裂的生育與育兒補助體系。
例如，原本於2001年以去家庭化為目標所建置的社區保母系統，到了2012年卻因政策轉向，放寬保母資格，最後以「爺奶津貼」形式重新強化家庭照顧責任，形成再家庭化趨勢。另一方面，單次性經濟補助－－如新生兒四萬元津貼－－不僅燒錢，更難以根本上改變個人或家庭的生育決策。眾所周知，生育意願更多地取決於未來長期照顧資源的可負擔性與可近性，而非單一、短期的經濟誘因所能左右。可見，並非所有津貼與補助措施皆能有效促進照顧公共化、去家庭化，或真正提升生育意願。事實上，部分快且易於呈現成效的單次性政策，更可能意在拉攏選民與宣傳施政績效，而非真正回應民眾的需求。接下來，我們要聚焦「社區保母系統」與「非營利幼兒園」（非營園），討論照顧公共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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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葉與王兆慶（2011）在指出，「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內政部兒童局，2008）設計目的有三：第一，採用普遍主義的政策原則達成社會整合，避免社會排除。第二，藉由公共化照顧服務創造工作機會，將無酬家務勞動導向照顧服務產業，但同時維持非低新與中度專業性。第三，由國家負責促成和管理照顧服務的提供，以解決一般照顧服務市場化的各種弊端，例如：價格昂貴、勞動力剝削、品質堪虞等問題（註1， pp. 84-85）。傅立葉與王兆慶認為，該計畫不是單純服務品質提升、現金補助，和婦女就業促進政策：
保母系統的建立與費用的補助，具備將女性無償的家務勞動，納入有償的勞動市場的意義。〔...〕涉及整個社會對於性別秩序及性別體制的想像，〔...〕，而是兼顧父母、兒童、婦女等多面向需求的社會制度建構。（註1， p. 85）
然而立意良善的「社區保母系統」卻碰到許多實踐上的困難。首先，保母們認為大可不必加入系統、也不用被管，靠自己的鄰里人脈就能獨立招收孩子。其次，認為自己不是在「就業」，而是在社區內互相幫忙、用愛養育孩子。換言之，根本不覺得應該被納入勞動市場，反倒在被納入後，可能導致「營利」之嫌，有違自己的照顧初衷。此外，保母們也抗拒系統本身，系統就像法律，有許多硬梆梆的規定，讓不符合規定的保母無所適從，如保母B2說到：
現在的社會政策好像在封殺一些沒錢的保母。為什麼呢？你去他們家看環境的時候......他們家，有什麼什麼安全那是最好的。試問今天如果我有錢，我有五六十萬去裝潢的話，我幹嘛當保母？（註1， p. 101）
而另一方面，符合規定的保母則認為「自己有做好就好」，何必加入系統讓人監督、去看你家環境，根本是自找麻煩。而這個「監督」，也被加入系統的保母抱怨，一個系統由四個不同的外包單位管理，讓行政複雜化；要家長替自己打分數，是在挑撥保母和家長的關係。整體來看，保母加入意願不高、保母不喜歡政府介入，以及民眾多請親友帶小孩，或相互介紹，照顧者是否有保母證未必是首要考量，種種因素，使社區保母的納管率僅13%左右，無法達到公共化效果。而這也顯示了非正式經濟的固體戶並不容易馴服。
那麼，針對「社區保母系統」政策，我們可以提出哪些反思？在〈托育擴張之路〉一文裡，王兆慶與王舒芸（2018）指出，正式托育的擴張，取決於（1）論述策略的建構、（2）政府思維與執行意志，以及（3）民間與政府之間的互動合作，三者能否相互共舞（註2，p. 195）。在政策推行過程中，必須透過由上而下的論述操作，將「監督」重新定義為對保母的「支持」——例如金費補助與持續性的專業進修課程——而非淪為單向度的檢視與責難。同時，在鼓勵保母考取證照的政策目標下，政府可串聯民間，同步提供足夠且具階段性的培訓資源，並加強向民眾宣導合格保母由國家認證、作為品質保障的意義。此外，說服保母「就業」，可以嘗試將「營利等於沒有愛心」轉化為「政府支持保母一定的生活水準，讓愛心持續」，薪資不必然導致物化，也可能用來賦權保母。
最後，王兆慶與王舒芸提到，台灣有許多公、私跨領域合作的經驗，是西方文獻較少見的，這或許能成為共舞的基礎，發揮民主審議的調和效果（註2，p. 203）。
註記
- 傅立葉、王兆慶（2011）。照顧公共化的改革與挑戰：以保母托育體系的改革為例。女學學誌，29，79-120。
- 王兆慶、王舒芸（2018）。托育擴張之路。台灣社會福利運動。
- 王品、王舒芸（2014）。台灣照顧福利的發展與困境：1990-2012。收錄於陳瑤華主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年。台北：女書。
【延伸閱讀】
平等與社會（一）：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