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dy Politics in Development（一）導論：性別與發展的流動實踐
1988年，28歲剛拿到博士學位的Wendy Harcourt到印度參加文化和發展相關的討論會，帶著剛踏入研究的熱情侃侃而談非洲女性「殘割」如何既危險又基於錯誤觀念。與此相反的，台下聽眾臉色越來越凝重、一片寂靜，Harcourt不確定發生了什麼事，即便主席團不只一次遞上要求結束的小紙條，也還是以一種社運精神完成了發表。一結束，一位年長的學者站起來說：「你有什麼資格來告訴我們女性的身體是什麼？你來自歐洲，你的歷史和我們的歷史不同。我們已經厭倦了來自西方的這類批評！」
2002年，同樣的女性「割禮」主題，Harcourt在義大利國會裡看到歐洲醫生們輪流投影出受害者的生殖器、膿瘡、傷疤以及小女孩的驚恐表情、婦女分娩時的吶喊，報告夾雜著相關的死亡統計數據。同樣的，台下一片寂靜，但卻是因為恐懼、不安還有油然而生的同情。當最後一位發言者剛準備開口，義大利總理終於抵達，這名來自坦尚尼亞的女性－－一名人權活動家與記者－－在致意之後轉向觀眾：「我不希望你們以為所有非洲人都仇恨陰蒂，也不希望你們認為所有非洲女性都遭受了今天這些投影所展示的駭人傷害。」在她的國家，甚至有頌揚陰蒂的詩歌，隨後用了斯瓦希里語朗誦出來。活動還是在歡快的氣氛下結束，而這段尷尬的小插曲不只讓總理快速的結束了他本來的演講，也讓Harcourt開始反思，這兩場相距14年、相同主題的會議，同樣的「歐洲做法」為什麼讓人感到不自在，又為什麼反割禮的非洲女性願意妥協，儘管認為這些影像強化了對非洲的刻板印象。
這兩場印象深刻的經驗讓Harcourt在研究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是否以西方歷史進行再殖民、忽略了主體脈絡，又或者展演了不對等的權力結構，更重要的是，現在是誰在為誰發聲？誰的故事？誰在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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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加多場發展相關會議後，Harcourt發現到性別很難被納進發展的重要論題，戰爭、飢荒、經濟、醫療等等，被視為更重要和緊急的hard issue。而除此之外，引導政策發展的專家們往往強人所難的要求性別研究者要理解各個領域的發展，「如果不懂經濟就不要跟我談其中的性別」，讓性別向度的討論空間萎縮，被排擠到邊緣。撰寫''Body Politics in Development''這本書的企圖，正是為一般大眾、倡議者，以及會議桌上旁邊的白男人專家，打開我們做性別的視野，看見屬於個人的身體、面向大眾的政治如何交織，在發展議題上如何產生影響。
所以在這本書的一開始，Harcourt定義了性別(Gender)、女性主義(Feminism)、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幾組辭彙的意義，同時也擺出他的基本立場，粗略來說，性別是流動(fluid)和被建構的、女性主義處理性別二元問題，也包了男性、異性戀常規讓我們看見和質疑先在的男女預設，也由此採取超越本質論(Essentialism)、當重寫身體的「真理」之立場。作者汲取傅柯的理論資源，以生命政治(bio-politics)來談我們的身體如何政治地展開。就傅柯而言，個人即政治，政治與個人不是垂直單一地從屬關係，而是水平縱橫的交織。研討會上的西方歷史解釋、跨國企業的進步論述、非西方國家的女性作為勞動庫、是性工作者也是天主教徒的貧民窟女性、聯合國將女性視為需要發展的對象、誰已開發又誰待開發、身體被數據化且均質的擺進政策討論的框架中、對人類的想像是白男人。種種實例我們看到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女性主義如何再現於個別的身體，身體成為權力鬥爭的場域，是更原初的和「plac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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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上述意義下，「性別與發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被作者視為一組不斷演進的策略。作者整理了1990年聯合國會議外的NGO組織抗議、1995年北京婦女大會的願景以及後來聚焦在可量化和提升女性發展的教育指標，忽略了原先對人權、反暴力的訴求。公民社會作為反動的力量，政治性展現在如FD(Feminism Dialogues)較為開放的討論活動，透過主體發聲，讓更多事件能夠被命名(Naming)，被繼續訴說，重寫歷史。
「性別與發展」作為整本書的論題，跨及政治、生殖與生產、受暴與性化、以及科技，「性別」與「發展」巧妙呼應彼此，在「發展」這麼一個運動的概念之中，存在以各種方式流動的「性別」。運動與流動，微觀的性別議題與宏觀的發展問題緊緊相連，比如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戈丁(Claudia Goldin)，也是歷史上第三位獲得此獎的女性，所研究的「嬰兒與宏觀經濟學」，指出失衡的家務分工型態對生育率的影響。
Harcourt認為我們應該模糊公私領域的二元劃分，透過對話讓私領域民主化，他同意Cornwall所說，應當拒絕某種便宜行事、績效量化的「輕量版賦權」與「輕量版民主」。取消這背後進步論和目的論取向的「某種價值唯一」的論述，改以生命政治的角度談論性別與身體的多元發展。或許，我們可以借用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的說法，將進步（發展）視為一種演化過程，把「朝向我們希望的去演化」改成「從我們的確知道的去演化」。
【延伸閱讀】
《性的正義》（一）：身體變成戰場，最高級的可幹性(fuck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