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上報 刊登本文：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31116
前幾日受過往教師之託，領一群來自德國HdBA的學生遊覽高雄，原先他們查到的地點是佛光山、柴山跟愛之船，但我後來安排的行程是從駁二到棧貳庫再到內惟藝術中心，以及逛逛在各地點的市集。雖然柴山也是被納入選項中，但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三十幾度光是走訪這些地點，大家都快耐不住了。至於佛光山，我猜想是源於一種東方式的想像才被他們加入景點，但我回覆那是比較宗教性的場所之外，也都是比較年長的人會去的地方，有時候是健行，也因此不再是他們清單的選項。愛之船的觀光客行程更不用說了。尤其，在行程中步行經過愛河時看到烈日照射在船上，他們似乎也不覺得沒搭到可惜。
如此安排行程主要是在類比自己去歐洲時也不想要去那些很「觀光」場所的心態，不過原先也擔心著是否太多吃的行程會很無趣，然而我卻得到了意外的回應：飲食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於是，我才突然頓悟：對耶！飲食確實是我們重要的文化！就像這群學生之中也有人提到真的好喜歡台灣的方便性，到處都有商店，半夜肚子餓了只要一走出去就可以買東西吃。（另外，他們也覺得台灣的食物很棒，似乎感想是什麼都很棒）
在路途中有經過二二八紀念公園，我向他們說明了這個台灣歷史的事件，也剛好聊到前陣子德國在台協會所發佈對於國民黨主席的譴責聲明。讓我意外的是，這群學生中是有學生有著對於台灣的政黨政治有一定程度了解的，這也才讓我發現到其實台灣在許多方面都為世人所知。舉例而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是台灣的同婚法案，相對於德國而言，我們甚至更早地完成了同婚的制度化。
對於這群來自德國的學生，我好奇地問了他們為什麼會選擇台灣？有其他的國家選項嗎？他們說其實有許多選項，但他們會選擇台灣，是因為前述本文所提到託付這趟行程的教授也在他們的學校講授台灣的法制度相關課程，而讓他們產生興趣。記得其中也聊到關於（負面）歧視的問題，例如德國的難民問題，台灣也同樣有著膚色階序問題；台灣歷史上民主和平革命與未竟的轉型正義問題，德國的政黨政治有AfD這類的問題。當然這些話題並沒有結論，只能以我們都各自有各自的問題要解決，甚至某些現象是具有普遍性的（universal）作結，例如歧視即為其一，可以說是不了了之。（尤其幾小時的時間不僅不可能深究各種議題之外，天氣確實也是一個影響談話時間長度的因素）
然而，在溝通的過程中，因為都是使用英語，我發現他們在談論到中國時都會使用”China mainland“，於是我就問了他們為何會這麼稱呼，我得到的回覆是官員是這麼使用的，他們就這麼沿用了。我於是提到一般在指稱中國時是以”China“，而不會在其後加上綴語”mainland”，若指稱台灣時則是稱為”Taiwan”。因為是否有該綴語，將會形成一個是否有地理上的從屬關係之別，換言之，”mainland”與”island”的隱喻性從屬關係。這裡想補充的是，雖然在中文上指稱中國會有中國、中國大陸、大陸等不一而足的用法，但至少在英文上，極少見到有”China mainland”的日常語用。
在這趟遊覽的隔日是書店南南本屋的講座活動《你心中的台派》，與上述有關的是當日的一個討論，關於台灣的未竟轉型正義與國家狀態模糊性。亦即，我們在國家概念仍然處在可爭論的（contestable）狀態時，這根本的問題仍然被懸置時，卻已然在國家的狀態中運作，似乎國家的存在這件事是不證自明的。此所謂證，並非證明（prove）的意義，而是論證（argue）的意義。也因此，在台灣的政黨政治中，並不是典型國家內的經濟上、政治（此處指內政）上的左右之爭，而是根本的國家民族認同之歧異。雖然上述的國家狀態模糊性確實在一些方面保護了我們，但該模糊性如同所有事物一樣，也會有其所要面對的問題。
這也是台灣的政治（廣義上，而非僅指政黨政治）的問題，即語言問題，許多的「概念」與「實體」之間存在著錯綜的指涉關係。概念的內涵未必具有在語言使用者間的共識，甚至，單一使用者也可能有同義詞的狀況，更不用說在複數語言使用者間會有多詞一義、一詞多義，甚至多詞多義的情形。因此，十分混亂。當然，政治現實這種共識是無法「被統合」的，否則即有悖於民主。但當這概念的內涵問題是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層面的問題時，而這個問題仍未獲得解決時（即前述仍處於可爭議的狀態下），衝突與矛盾只會延伸再延伸、擴大再擴大。
因為在當代民族國家的世界裡，不會有政治實體得以共存於同一疆界，不同的政治實體間終究會區劃出一條國界（border line）。
在名與實之間，舉例來說，桌上的一個紅色水果，可以用蘋果、Apple、りんご來指涉，實際上不同的名都指涉於相同的實，更不用說，某個紅色水果可能是石榴或其他；相對的，對著一整個書櫃的裝訂紙頁，若用書這個名詞來指涉，則可能指涉到其中任何一行一列的某本書，也更不用說，某本書可能還是系列作品有數字編號的不同集數。簡而言之，理想上當然在一詞一義是最為精確的，但現實上不同主體間不僅有著語言的差別，就算是使用相同語言，也有語用的差別，尤其，就算有著慣習的語用，甚至還可能會有主觀理解上的詮釋性差異。
語言與現實之間並不那麼理所當然的具有直接的指涉關係，這是至少最基本必須要被認識到的問題，在具有此前提認知的情形下，當我們把這樣的理解模型放置到台灣政治社會中的民族認同脈絡時，關於國家的問題，我們或許才能真正看到什麼才是最根源性的待解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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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因為與這群德國學生留有SNS相關聯絡方式，多次談話後才發現，原來彼此都擔心著給對方留下不夠好的印象，就像他們問我他們帶給我的糖果我的感想如何？我則回答我原本以為是在機場隨便抓一把的東西，因為其中有常見的小熊軟糖，但剛好這幾天上網查詢資料時意外發現原來這是來自德國的零食，也因此向他們告解了我的這個誤會，而後成為趣聞。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各學生年齡不等，有許多是已經工作一段時間後再念大學的學生，而各學生也有不同科系的背景，其中有位學生請我在書店推薦中文書中與性別有關的書籍，原先我是想要推薦《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畢竟近期正巧再版，不巧的是書店沒有庫存，李昂的《殺夫》也剛好沒有庫存（即便當下我想到前些年的博愛座爭議，只不過這本著作的時代文學性價值仍然無法否認），正好書架上看到了杜修蘭的《逆女》，向該位學生說明了這本著作所描述的數十年前台灣女性與家庭、學校環境的壓抑，是值得閱讀的佳作，用語也不至於過於艱澀，作為學習中文的閱讀物是十分適當的，也因此成為她將帶回德國的台灣文學。是以為記。
致謝 上報 刊登本文：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31116
（本文標題與媒體標題不同，特此註明）
前幾日受過往教師之託，領一群來自德國HdBA的學生遊覽高雄，原先他們查到的地點是佛光山、柴山跟愛之船，但我後來安排的行程是從駁二到棧貳庫再到內惟藝術中心，以及逛逛在各地點的市集。雖然柴山也是被納入選項中，但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三十幾度光是走訪這些地點，大家都快耐不住了。至於佛光山，我猜想是源於一種東方式的想像才被他們加入景點，但我回覆那是比較宗教性的場所之外，也都是比較年長的人會去的地方，有時候是健行，也因此不再是他們清單的選項。愛之船的觀光客行程更不用說了。尤其，在行程中步行經過愛河時看到烈日照射在船上，他們似乎也不覺得沒搭到可惜。
如此安排行程主要是在類比自己去歐洲時也不想要去那些很「觀光」場所的心態，不過原先也擔心著是否太多吃的行程會很無趣，然而我卻得到了意外的回應：飲食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於是，我才突然頓悟：對耶！飲食確實是我們重要的文化！就像這群學生之中也有人提到真的好喜歡台灣的方便性，到處都有商店，半夜肚子餓了只要一走出去就可以買東西吃。（另外，他們也覺得台灣的食物很棒，似乎感想是什麼都很棒）
在路途中有經過二二八紀念公園，我向他們說明了這個台灣歷史的事件，也剛好聊到前陣子德國在台協會所發佈對於國民黨主席的譴責聲明。讓我意外的是，這群學生中是有學生有著對於台灣的政黨政治有一定程度了解的，這也才讓我發現到其實台灣在許多方面都為世人所知。舉例而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是台灣的同婚法案，相對於德國而言，我們甚至更早地完成了同婚的制度化。
對於這群來自德國的學生，我好奇地問了他們為什麼會選擇台灣？有其他的國家選項嗎？他們說其實有許多選項，但他們會選擇台灣，是因為前述本文所提到託付這趟行程的教授也在他們的學校講授台灣的法制度相關課程，而讓他們產生興趣。記得其中也聊到關於（負面）歧視的問題，例如德國的難民問題，台灣也同樣有著膚色階序問題；台灣歷史上民主和平革命與未竟的轉型正義問題，德國的政黨政治有AfD這類的問題。當然這些話題並沒有結論，只能以我們都各自有各自的問題要解決，甚至某些現象是具有普遍性的（universal）作結，例如歧視即為其一，可以說是不了了之。（尤其幾小時的時間不僅不可能深究各種議題之外，天氣確實也是一個影響談話時間長度的因素）
然而，在溝通的過程中，因為都是使用英語，我發現他們在談論到中國時都會使用”China mainland“，於是我就問了他們為何會這麼稱呼，我得到的回覆是官員是這麼使用的，他們就這麼沿用了。我於是提到一般在指稱中國時是以”China“，而不會在其後加上綴語”mainland”，若指稱台灣時則是稱為”Taiwan”。因為是否有該綴語，將會形成一個是否有地理上的從屬關係之別，換言之，”mainland”與”island”的隱喻性從屬關係。這裡想補充的是，雖然在中文上指稱中國會有中國、中國大陸、大陸等不一而足的用法，但至少在英文上，極少見到有”China mainland”的日常語用。
在這趟遊覽的隔日是書店南南本屋的講座活動《你心中的台派》，與上述有關的是當日的一個討論，關於台灣的未竟轉型正義與國家狀態模糊性。亦即，我們在國家概念仍然處在可爭論的（contestable）狀態時，這根本的問題仍然被懸置時，卻已然在國家的狀態中運作，似乎國家的存在這件事是不證自明的。此所謂證，並非證明（prove）的意義，而是論證（argue）的意義。也因此，在台灣的政黨政治中，並不是典型國家內的經濟上、政治（此處指內政）上的左右之爭，而是根本的國家民族認同之歧異。雖然上述的國家狀態模糊性確實在一些方面保護了我們，但該模糊性如同所有事物一樣，也會有其所要面對的問題。
這也是台灣的政治（廣義上，而非僅指政黨政治）的問題，即語言問題，許多的「概念」與「實體」之間存在著錯綜的指涉關係。概念的內涵未必具有在語言使用者間的共識，甚至，單一使用者也可能有同義詞的狀況，更不用說在複數語言使用者間會有多詞一義、一詞多義，甚至多詞多義的情形。因此，十分混亂。當然，政治現實這種共識是無法「被統合」的，否則即有悖於民主。但當這概念的內涵問題是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層面的問題時，而這個問題仍未獲得解決時（即前述仍處於可爭議的狀態下），衝突與矛盾只會延伸再延伸、擴大再擴大。
因為在當代民族國家的世界裡，不會有政治實體得以共存於同一疆界，不同的政治實體間終究會區劃出一條國界（border line）。
在名與實之間，舉例來說，桌上的一個紅色水果，可以用蘋果、Apple、りんご來指涉，實際上不同的名都指涉於相同的實，更不用說，某個紅色水果可能是石榴或其他；相對的，對著一整個書櫃的裝訂紙頁，若用書這個名詞來指涉，則可能指涉到其中任何一行一列的某本書，也更不用說，某本書可能還是系列作品有數字編號的不同集數。簡而言之，理想上當然在一詞一義是最為精確的，但現實上不同主體間不僅有著語言的差別，就算是使用相同語言，也有語用的差別，尤其，就算有著慣習的語用，甚至還可能會有主觀理解上的詮釋性差異。
語言與現實之間並不那麼理所當然的具有直接的指涉關係，這是至少最基本必須要被認識到的問題，在具有此前提認知的情形下，當我們把這樣的理解模型放置到台灣政治社會中的民族認同脈絡時，關於國家的問題，我們或許才能真正看到什麼才是最根源性的待解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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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因為與這群德國學生留有SNS相關聯絡方式，多次談話後才發現，原來彼此都擔心著給對方留下不夠好的印象，就像他們問我他們帶給我的糖果我的感想如何？我則回答我原本以為是在機場隨便抓一把的東西，因為其中有常見的小熊軟糖，但剛好這幾天上網查詢資料時意外發現原來這是來自德國的零食，也因此向他們告解了我的這個誤會，而後成為趣聞。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各學生年齡不等，有許多是已經工作一段時間後再念大學的學生，而各學生也有不同科系的背景，其中有位學生請我在書店推薦中文書中與性別有關的書籍，原先我是想要推薦《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畢竟近期正巧再版，不巧的是書店沒有庫存，李昂的《殺夫》也剛好沒有庫存（即便當下我想到前些年的博愛座爭議，只不過這本著作的時代文學性價值仍然無法否認），正好書架上看到了杜修蘭的《逆女》，向該位學生說明了這本著作所描述的數十年前台灣女性與家庭、學校環境的壓抑，是值得閱讀的佳作，用語也不至於過於艱澀，作為學習中文的閱讀物是十分適當的，也因此成為她將帶回德國的台灣文學。是以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