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強人崛起，極端言論和仇恨煽動佔據大眾視野時，我們應當檢討這些民主的不滿從何而來。民粹的強大反撲背後必然有長久被壓抑的邊緣族群，而這一切皆可以導向民主文化的弱化因而加劇的不平等。桑德爾作為當代討論正義的翹楚，與長期研究不平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皮凱提共同在巴黎經濟學院共同商議兩人關注的平等議題，濃縮成了《未來的戰鬥》這本對話錄，他們試圖在對話當中尋求這個世代的解方。
一、「不平等」的戰鬥不僅限於未來，而是積重難返的文明弊病
在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思想演變當中，平等(Equality)和自由(liberal)之間總是存在強大的張力，也是眾多學者爭辯不已的話題。關於不平等(Inequality)的起源，啟蒙時代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在其著作《第二論文》中察覺到，即便人們先天就具備不平等，但「財產概念」可被歸因為不平等的起源。
而財產概念需要源於幾個先行概念才可以成立，也就是人類從不具備自我意識的「自然狀態(Natural State)」進入到開始具備競爭意識，追求榮耀的轉變。因此，盧梭會認為從人性上的腐化開始，就是不平等的第一步，並由此開始無限制地累積財富，最終導致人與人之間的話語權失衡。由先天的不平等才變成了制度上的不平等，最終造成社會問題。
二、新自由主義和民粹崛起
到了現代社會，不平等仍然存在。桑德爾作為當代討論正義的翹楚，與長期研究不平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皮凱提共同在巴黎經濟學院共同商議兩人關注的平等議題，濃縮成了《未來的戰鬥》這本對話錄，他們試圖在對話當中尋求這個世代的解方，在書中，他們批判了1980年代以降雷根總統和柴契爾夫人共同推動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在此之後「市場機制」成為萬能的標語，市場機制的邏輯開始深入到政治，教育，醫療等場域當中，使得這些場域原有的內在價值消失。平等的訴求因此而在市場機制的敘事之下被掩埋，導致了不平等的正當化。同時地，新自由主義所塑造出來的「才智至上主義」(meritocracy)使得人們推崇贏家，並且譴責輸家，導致贏家和輸家之間的鴻溝擴大，最終形成的是階級衝突和民粹崛起。經過了四十餘年，這股才智至上的文化依舊沒有消失，卻明顯地塑造出了民粹崛起和階級衝突，反過來侵蝕人類爭取不易的自由。此外，他們也批評數年以來中間派光譜的政治菁英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自以為是的建議失業勞工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自我提升。這些原本選票來自於勞工階級的政黨，到最後反而因為菁英式的傲慢引發勞工階級的強烈反彈。最終導致這些選票流向極右翼政治人物，助長了新一波的極右民粹浪潮。
三、去商品化、重分配、以及共同體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有沒有甚麼解方?兩位學者從「去商品化」和「重分配」的並行討論。桑德爾認為過度商品化存在兩個問題: 一方面是大家會更看重金錢，窮人更難以取得所需資源；第二方面是錢滲入各領域，會敗壞財貨或服務的本質。皮凱提認為，去商品化在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特別有效，若僅是透過市場機制將金錢作為誘因的話，反而會削弱為醫療和教育努力的內在動機，使得原本出於良善動機的行動變質。
而在重分配的議題上，桑德爾主張在累進稅制實施之前，訴諸於道德和政治基礎。也就是說，要建立並訴諸強烈的群體共識，共同參與一個社會方案，讓不同階級的人群互相承擔責任，只有如此才能支撐累進稅制的施行。然而，如何培養共同感? 桑德爾認為貧富差距導致了富人與窮人的生活場域分化，因此而在日常生活中無法分享生活。共同感需要來自於公共場域，使階級在生活中自然融合，他是這麼說的:
「要實現更平等的社會，必須創造公共空間，鼓勵社會融合，關注因貧富差距擴大，逐漸消失的共有生活，以及共同意識。」(未來的戰鬥，153)
皮凱提則近一步認為，這兩者是雙向並行的，若不強調共同性，則無法替累進稅制和壓縮薪資差距辯護。兩位學者不單單從制度層面下手，而是從制度推行之前的文化層次著眼，這一犀利的觀察，實則點出現代政治的最大問題。
結語、世界的修補仰賴對人性的尊重以及文化的再塑造
近年來，世界中的對立逐漸激化，並具現化的呈現在民主選舉當中。舉著「人民」大旗卻對民主反其道而行的政客更佔據主流聲量，例如美國的川普，以及法國的勒朋，還有德國的AFP。根據桑德爾的看法，他們透過對於愛國心的操弄，掌握選民的政治情緒。讓長期無法在社會中取得尊嚴的基層民眾們感受到強烈的向心力和歸屬感，並由此產生排外情緒和極端言論。眼看著民主討論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極端主義的興起，我們是否應當繼續相信民主? 或許我們應當檢討的並非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原先得以形塑出民主的文化背景是否正在流失。
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曾點出美國民主建立背後的文化背景: 「一、地方鄉鎮的自治傳統，二、基督教信仰，三、資本主義」，而英國哲學家彌爾也主張「民主制度的良好運作是國家認同感」。民主制度本身即代表著多元和衝突，所以只有建立在前面兩種先決條件之上，才代表民主的健全發展，否則社會在爭論出現之後則會無限上綱，深化衝突。皮凱題和桑德爾則將認同感的重新建立寄託在人性尊嚴。桑德爾認為在高度全球化時代之下的貿易政策，以及不受控管的資本流動和經濟金融化，會導致兩種影響: 第一種是經濟影響如失業，然而，他認為衰落工業城鎮居民遭受的到的並非單純失業和經濟停滯，而是感受到社會大眾與政府對他們的漠視，因此而這一類人更會傾向支持勒朋和川普這一類善用情緒的政治人物。
最後，尊嚴不應當是階級特權，政府除了去除最直觀的經濟問題之外，應當深入探究其階級分化背後的尊嚴和心理，這是恢復民主傳統的最後一哩路，也是最重要的一條路，因為這關乎者國家認同和社會氛圍。這項關於社會共識和國家認同的工程曠日廢時，且無法拿出實際政績以說服選民，我想，這也是關於民主一大難題。但只有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後續的福利國家政策才可以具備說服力，進而在彌補不平等當中漸漸達到族群和階級修補、和解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