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我們不時會見證那些令人費解的集體性非理性行為——從狂熱的群眾運動到毀滅性的戰爭。這些現象究竟根源於何？心理學家們不斷探索其背後的動機與機制。在眾多學說中，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派認為精神病是人類共業？而另一精神分析學家卡倫·荷妮（Karen Horney）發表的洞見尤其引人深思。她擺脫了佛洛伊德過於強調生物本能和性驅力的觀點，轉而將文化和社會因素置於神經症發展的核心，為我們理解個體與集體的心理困境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荷妮在她的深具洞察力著作《我們的內在衝突：神經症的建設性理論》（Our Inner Conflicts: A Constructive Theory of Neurosis），此書早期曾譯為《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指出，神經症的根源並非簡單的生物本能，而是在於童年時期缺乏真正的愛與溫暖。 這種童年經驗會導致兒童產生一種深刻的「基本焦慮」（basic anxiety）——這是一種源於孤立和無助的感覺，面對一個潛在的敵意世界時所感受到的彌漫性不安全感。
為了應對這種令人不堪的「基本焦慮」，個體會在成長過程中發展出各種「神經症傾向」（neurotic trends）。荷妮歸納為三大類：一是「趨近人群」（moving toward people），透過尋求愛、認可與依賴來減輕焦慮；二是「反對人群」（moving against people），透過競爭、支配與攻擊來掌控環境以獲得安全感；三是「遠離人群」（moving away from people），透過退縮、孤立與獨立來避免被傷害。當這些傾向在極端發展下，便會形成神經症人格，進一步加劇個體內在的衝突與焦慮，使其難以適應現實。
從荷妮的理論視角出發，我們不僅能理解個體的神經症，更能深刻理解人類歷史上許多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為。這些行為，正是由一種更宏大、更複雜的「集體焦慮」所驅動的。 這種集體焦慮並非單純的恐懼，而是深植於社會結構、文化價值觀和歷史情境中的一種彌漫性、無形卻強大的不安全感和威脅感。它可能是經濟困頓、文化認同危機、社會變革、政治壓迫或全球性挑戰等因素所累積而成。
當這種集體焦慮在社會中積累到一定程度，並且被特定事件、符號或具有煽動性的人物點燃時，便可能爆發為毀滅性的集體行動。無論是歷史上的戰爭、大規模迫害，或是現代社會中極端主義的興起、網路霸凌的盛行，甚至是面對氣候變遷與疫情時的非理性反應，我們都能看到「集體焦慮」在背後推波助瀾的身影。它挑戰著人類的理性與和平，釀成了時代的悲劇，也成為我們當代社會必須正視的巨大挑戰。理解這股深層的集體焦慮，或許是我們尋求化解衝突、重建和諧社會的第一步。
集體焦慮的歷史軌跡：從歐洲獵巫到納粹屠殺
歷史的幽暗角落：集體焦慮如何釀成時代的眼淚？
審視人類歷史，卡倫·荷妮的理論為我們理解那些看似不可思議的集體暴行提供了心理學框架。當社會面臨巨大的外部威脅（如瘟疫、經濟危機、社會變革）或內在衝突（如宗教信仰動搖、價值觀崩潰）時，其成員普遍會體驗到一種彌漫性的「基本焦慮」。這種焦慮在個體層面表現為無助、孤立和恐懼，而在集體層面則可能投射到特定群體，並尋求非理性的解決方案。
- 歐洲獵巫運動 (The European Witch Hunts)：
- 時代背景與集體焦慮： 14世紀至18世紀，歐洲經歷了黑死病肆虐、小冰河時期農業歉收、宗教改革帶來的信仰動搖、社會結構轉型等巨大變革。這些因素導致了普遍的死亡恐懼、對自然力量的無力感、社會失序的焦慮，以及對未知和異己的排斥。
- 焦慮的投射與行為： 在這種彌漫性焦慮下，人們急於尋找替罪羊來解釋和控制這些無法理解的災難。女性，特別是那些特立獨行、掌握民間草藥知識或社會邊緣的女性，成為了理想的投射對象。她們被貼上「女巫」的標籤，被視為惡魔的代理人，是導致社會混亂和災難的根源。對女巫的殘酷審判和焚燒，正是集體焦慮在極端條件下尋求「清潔」和「秩序」的非理性爆發。人們相信透過消滅這些「異類」，就能消除焦慮的根源，恢復社會的穩定。
- 納粹對猶太人的殘殺 (The Holocaust)：
- 時代背景與集體焦慮：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經歷了戰敗的屈辱、天文數字般的戰爭賠款、惡性通膨導致的經濟崩潰、以及普遍的失業與社會動盪。德國民眾普遍陷入了深重的民族自卑感、經濟絕望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這種巨大的社會心理壓力，構成了集體焦慮的溫床。
- 焦慮的投射與行為： 在這種集體焦慮中，猶太人被納粹黨選擇性地標籤為所有問題的替罪羊。他們被描繪成「國際金融資本家」、「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民族的叛徒」，是導致德國衰敗的「內在敵人」。這種極端化的「反對人群」傾向，將所有社會不滿和基本焦慮投射到單一族群身上。透過妖魔化猶太人，並系統性地對其進行隔離、剝奪和最終的屠殺，納粹政府試圖為德國人民提供一個「共同的敵人」，轉移內部矛盾，並塑造一種虛假的「民族團結」與「純粹性」來緩解集體焦慮。這種殘酷的暴行，是極端集體焦慮導致的病態社會防衛機制的終極展現。
- 戰爭、資源掠奪與政治仇恨 (War,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Political Hatred)：
- 時代背景與集體焦慮： 歷史上，許多戰爭的爆發都與資源短缺、人口壓力、地緣政治競爭以及民族或宗教間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有關。這些因素都引發了國家或民族層面的生存焦慮和資源安全焦慮。
- 焦慮的投射與行為： 當集體焦慮達到臨界點時，領導者往往會將焦慮投射到外部的「敵人」或「競爭者」身上，鼓吹民族主義或意識形態鬥爭，將戰爭合理化為「生存的必要」。資源掠奪往往是為了緩解自身資源匱乏的焦慮，而政治仇恨則透過對特定政治實體或意識形態的妖魔化，強化內部團結，並為暴力行為找到正當性。這些行為的非理性在於，它們往往導致更大的毀滅和痛苦，而非真正解決最初的焦慮。
總結而言，從荷妮的角度看，人類歷史上的這些悲劇，無疑是集體基本焦慮在缺乏健康處理機制、並被惡意利用下所爆發的「時代的眼淚」。這種焦慮導致了集體性的偏執、投射、對異己的排斥和攻擊，最終釀成大規模的非理性暴力行為。
我們現代人的集體焦慮：新時代的無形威脅
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挑戰日趨複雜，我們所處的時代也孕育著獨特的集體焦慮。這些焦慮可能沒有過往戰爭或瘟疫那般具體的面貌，卻更加彌漫和深遠。
數位時代的焦慮：現代人集體焦慮的來源與面貌
- 科技進步的雙面刃與資訊焦慮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 Anxiety)：
- 焦慮來源： 網際網路、人工智慧（AI）、社群媒體的飛速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也帶來巨大的衝擊。
- 資訊爆炸： 無數資訊湧入，真假難辨，導致認知超載和判斷疲勞。人們擔心錯過重要資訊（FOMO, Fear Of Missing Out），不斷滑動手機，卻感到更加空虛和焦慮。數位排斥： 對於不熟悉新科技的人群，產生被時代拋棄的焦慮。隱私洩露： 個人數據被收集和利用的擔憂。AI取代論： 人工智慧的發展速度讓許多人擔心自己的工作會被機器取代，引發普遍的失業焦慮和未來的不確定性。這尤其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中低技能工作者構成直接威脅。
- 體現： 普遍的「手機成癮」、社交媒體上的「表演性人格」、對假新聞和資訊繭房的恐懼。
- 全球化與不確定性焦慮 (Globalization and Uncertainty Anxiety)：
- 焦慮來源： 全球化的加劇使世界緊密相連，但也意味著地區性的衝突、經濟波動、環境災難都可能迅速波及全球。
- 地緣政治緊張： 區域衝突、大國博弈、軍備競賽等，讓世界長期處於一種不穩定的邊緣，引發戰爭焦慮和安全威脅感。經濟不平等： 全球化雖然帶來財富增長，但也加劇了貧富差距，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引發對公平正義的焦慮。氣候變遷： 自古以來的層出不窮的末日理論，加強了人類面臨嚴峻的環境威脅之意識。在極端氣候事件頻發，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樣性喪失，引發對地球未來和人類生存的深層焦慮。這種焦慮常常伴隨著無力感和無從下手的絕望。
- 體現：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民粹主義興起、社會撕裂、末日情結。
- 社會變遷與身份認同焦慮 (Social Changes and Identity Anxiety)：
- 焦慮來源： 傳統價值觀的解構、多元文化的碰撞、性別角色的流動，以及快速變化的社會規範，使得個體在尋求自我認同和歸屬感時面臨挑戰。
- 價值觀真空： 許多傳統道德和社會規範不再具有絕對權威，但新的共同價值觀尚未完全建立，導致一些人感到迷茫和無所適從。身份固化與流動的矛盾： 一方面，社會對某些身份（如性別、職業、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社會鼓勵多元和流動，使得人們在探索自我身份時感到壓力。人際疏離與孤獨： 儘管社群媒體讓連結看似容易，但深度的人際關係卻可能被碎片化，導致許多人感到真實世界的孤獨和疏離，無法建立深層次的連結以緩解基本焦慮。
- 體現： 普遍的焦慮症、抑鬱症、空虛感、對社會議題的極端化討論、尋求小眾社群的歸屬。
- 職場壓力與競爭焦慮 (Workplace Pressure and Competition Anxiety)：
- 焦慮來源： 現代職場追求高效率、高產出，競爭日益激烈。
- 內捲化： 許多行業競爭白熱化，導致「軍備競賽」式的投入（如加班、超負荷工作），卻可能只換來微薄的差異化，加劇了「不努力就會被淘汰」的焦慮。斜槓青年與不穩定性： 儘管追求多元發展，但也帶來工作和收入不穩定的焦慮。成就焦慮： 社會對成功的定義單一化，過度強調物質成就和社會地位，導致人們在追求這些目標的過程中產生巨大焦慮。
- 體現： 普遍的職業倦怠、完美主義傾向、職場內鬥、對績效的過度執著、工作生活失衡。
這些集體焦慮相互交織，使得現代人普遍面臨一種「無形的壓力鍋」。雖然它們不像歐洲獵巫那樣直接表現為暴力，但其潛在的破壞力卻可能導致社會信任的崩解、心理健康危機的蔓延，甚至在特定條件下演變成大規模的社會衝突。
轉化集體焦慮的正向做法：從個體到社會的深層療癒
面對當代複雜的集體焦慮，借鑒卡倫·荷妮對神經症成因的理解，我們需要採取多層次、系統性的正向做法，從個體心理建設到社會結構調整，才能有效地轉化這些焦慮，避免其引發非理性行為。
從心靈深處到社會結構：轉化集體焦慮的有效策略
- 提升個體心理韌性與自我覺察 (Enhancing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elf-Awareness)：
- 學理基礎： 荷妮強調，神經症的根源在於童年缺乏愛與溫暖導致的基本焦慮。儘管我們無法改變童年，但成人可以透過「自我分析」和「心理治療」來識別並處理這些早期形成的僵化傾向。提升自我覺察，理解自己的焦慮來源和應對模式，是轉化的第一步。
- 具體做法：
- 推廣心理健康教育： 從學校到職場，普及心理健康知識，讓更多人了解情緒管理、壓力應對和尋求專業幫助的重要性。減少對心理疾病的污名化，鼓勵人們像重視身體健康一樣重視心理健康。發展正念與冥想練習： 這些練習能幫助個體專注於當下，提升對內在情緒和思想的覺察，減少被過度擔憂和焦慮所困擾。科學研究已證實其在緩解焦慮、抑鬱方面的有效性。培養批判性思維與資訊素養：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教導人們如何辨別資訊真偽，避免被社群媒體的「同溫層」效應或極端言論所裹挾，從而減少因誤導性資訊而產生的焦慮。鼓勵發展健康的防衛機制： 荷妮的學生、精神分析師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細緻地闡述了防衛機制。我們應鼓勵運用成熟和適應性的防衛機制，如昇華（將攻擊性轉化為競爭力）、幽默（以笑化解緊張）、利他（透過幫助他人來減輕自身焦慮），而非原始的否認、投射。
- 重建社會連結與社群支持 (Rebuilding Social Conn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port)：
- 學理基礎： 荷妮認為基本焦慮源於「孤立無助」的感覺。當代社會雖然科技發達，人際連結卻可能碎片化。重建真實、有意義的社群支持系統，能有效緩解個體的孤立感，提供情感上的安全基地。
- 具體做法：
- 鼓勵實體人際互動： 倡導面對面交流，透過社團、志工活動、社區組織等方式，幫助人們建立真實的人際關係，減少對虛擬社交的過度依賴。職場的人性化管理： 企業應注重員工的心理健康，推動友善職場文化，建立互助小組、提供心理諮詢服務，並鼓勵團隊合作而非惡性競爭，減少職場內捲帶來的焦慮。發展社群心理支持網絡： 建立基於社區的心理支持小組，讓有共同困擾的人可以相互傾聽、分享經驗，提供非專業但有效的心理支持。例如，為AI焦慮者或氣候焦慮者建立支持團體。
- 促進價值觀多元化與社會包容 (Promoting Value Pluralism and Social Inclusion)：
- 學理基礎： 歷史上的集體焦慮常將少數群體妖魔化。荷妮強調社會文化對人格發展的影響，健康的社會應該是包容和多元的。當社會過度強調單一價值觀（如物質成功），或排斥異己時，會加劇個體的內在衝突和集體焦慮。
- 具體做法：
- 教育倡導多元文化與包容： 從教育體系開始，培養學生對不同文化、種族、性別、信仰的理解和尊重，減少偏見和歧視，從根本上削弱排他性群體焦力的溫床。反思單一成功定義： 社會應鼓勵對「成功」的多元化定義，而非僅僅將其與財富、地位掛鉤。例如，強調個人成長、社會貢獻、身心健康等非物質層面的價值。政策促進公平正義： 政府應透過政策緩解貧富差距、保障弱勢群體權益，確保社會資源分配的相對公平，從而減少因不平等而產生的社會焦慮和不滿。
- 積極應對全球性挑戰並轉化為集體行動 (Actively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Transforming into Collective Action)：
- 學理基礎： 荷妮認為，個體對環境的「敵意」感知導致基本焦慮。面對氣候變遷、地緣政治等全球性威脅，被動承受會加劇焦慮。將無力感轉化為有意義的集體行動，能帶來掌控感和希望感。
- 具體做法：
- 推動永續發展與氣候行動： 鼓勵公民參與環保行動，從個人層面的節能減碳到支持企業和政府的環保政策。當人們積極參與解決問題時，焦慮感會被行動帶來的希望感取代。促進國際合作與對話： 在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鼓勵國際間的開放對話與合作，透過外交而非對抗來解決紛爭，減少全球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科技倫理與人文關懷並行： 在發展AI等新科技時，必須同步發展相應的倫理規範和社會保障機制，確保科技的發展是為了增進人類福祉，而非加劇焦慮和不平等。例如，建立AI失業的過渡性社會福利制度，提供轉職培訓。
結論：面對焦慮，我們需要的不僅是理解，更是行動
從卡倫·荷妮的精神分析視角出發，人類歷史上那些集體性的悲劇，無疑是深層次「集體焦慮」在特定社會、文化和政治條件下，以非理性形式爆發的「時代的眼淚」。這些焦慮並非憑空產生，而是源於對生存、安全、認同和意義的普遍性不安全感。
在現代社會，我們的集體焦慮呈現出更為彌散和抽象的面貌：科技進步帶來的資訊超載與AI威脅、全球化下的不確定性與地緣政治緊張、社會快速變遷帶來的身份認同困惑，以及職場中無休止的競爭與內捲。這些焦慮如同無形的壓力鍋，一旦被引爆，同樣可能導致社會信任的崩解、群體間的極端對立，甚至更隱蔽的社會病態。
然而，荷妮的理論不僅揭示了問題，也指向了解決之道。轉化集體焦慮，需要我們從個體層面培養心理韌性、增強自我覺察；在人際和社群層面重建真實連結，提供支持；在社會層面推動多元包容，促進公平正義；並在全球層面積極應對挑戰，將無力感轉化為有意義的集體行動。
這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沒有捷徑。它要求我們不再將問題簡單歸咎於外部或某些替罪羊，而是深入理解集體焦慮的心理動力，並勇於承擔起個體和社會的共同責任。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將時代的焦慮，轉化為時代進步的動力，避免歷史的悲劇再次重演。
學術參考來源：
- Horney, K. (1945). Our Inner Conflicts: A Constructive Theory of Neurosis. W. W. Norton & Company. (這是最核心的參考書，即是「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即此書的早期譯名或理解）。
- Horney, K. (1937).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W. W. Norton & Company. (此書進一步闡述了神經症的文化成因)。
- Fromm, E.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Farrar & Rinehart. (儘管非荷妮著作，但佛洛姆作為新佛洛伊德學派成員，其對現代人焦慮與自由的論述，與荷妮的社會文化視角高度契合)。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W. W. Norton & Company. (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理論，補充了社會文化對身份認同和焦慮的影響)。
- 心理學相關期刊文章，涉及當代社會焦慮、科技焦慮、氣候焦慮、群體行為心理學等領域的最新研究（因具體研究繁多，此處僅指明研究方向，具體論文需根據您的深入探討方向再行查找）。
- 社會學與哲學著作中，對現代性、全球化、後工業社會中人際關係與意義缺失的探討，如Zygmunt Bauman的《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對理解當代人的不確定性焦慮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