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流亡者》的移民文學的操演，從少數族裔的小故事，一路轉進氣勢滂薄《同情者》、《告白者》（還可以期待第三部的誕生）。讀者不必擔心阮越清小說的會有鄉愿、溫情、妥協，去使用一種身份政治，去反覆書寫投西方人所好的亞裔文學（匡靈秀的《黃色面孔》對此譏諷不少），而是見證破殼而出的新的書寫。
以氣勢滂薄的《同情者》與《告白者》為例，「雙心人」的特殊敘事口吻（這不免令人煩躁的敘事主體不正是殖民造成一個撕裂的主體嗎？）中，近似瘋人言語（是以，西方自十九世紀來，以文明理性自居的反面，不正是亞洲的愚昧與弱小，且需要教化的孱弱主體？）展現出的五花八門的譏諷法，確實赤裸裸地呈現當中難以直視的暴力，令人大呼過癮或捏把冷汗。
然而，這樣的書寫必然有代價：在美國與在越南，都是處於「兩面不是人」的雙方不討好的狀態。
實際上，阮越清的書寫最迷人之處，在於他不認為「兩面不是人」會是結果，而是條件。一個在美國長大的難民，打從一開始且永恆地兩面不是人，要不成為理性的他者（說著英語，黃皮膚但思維完全是美式的），要麼成為瘋語且失敗（如何失敗？沒接受美國文明教育的「恩惠」）的情感怪物。
《兩張面孔的人》裡，阮越清揭露的不僅是自己的過去，也包括他「如何」提煉出自己的聲音。
近幾十年來，西方的文學書寫與評論，大抵上已經共識，長期以來我們對於自傳的坦白機制，其實並不簡單。「我」之於「我的經驗」，並非有全然的主權。我說我的故事，並不是一種坦白的自述，背後有更多有意識與無意識的經驗重構。若是不自覺，便落入社會結構的暴力敘事中的遺忘與記憶重塑；若是自覺，就必須艱難地與語言搏鬥。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兩張面孔的人》當中種種搏鬥的痕跡：正常段落的行文，以及用離散的形式吶喊潰散的句子，兩者交錯。阮越清更進一步的顛倒語法：一般穩定段落的敘述是讀者們多半預期的、控制過後的自述，但潰不成聲的吶喊與和聲的散裂句子，卻才是真正批判性的。
《兩張面孔的人》的兩種句法，造成一種緊張的撕裂，而我們不可能忽略任何一方。
過往的阮越清，小說無論在情節架構與敘事口吻皆非常嚴謹。文論集《一切未曾逝去》更是展現他對後殖民理論以及歷史的熟稔。到了《兩張面孔的人》，阮越清似乎有種不得不以吶喊與氾濫的情感叫喚，才能把理性與秩序文明中，被壓抑的聲音順利地發出來。他似乎逼迫敘事者我走向極端，瀕臨瘋狂（否則如何體現暴力？），又要讓這極端的個體，成為一個歷史無名的「大我」：複數的我。
所謂複數的我，不是概括的、可以印象包覆的「我們」，而是猶如希臘神話的提豐（Typhon）：長著一百顆頭，每個頭都說著無法理解的言語（於是，也成為天神宙斯必須徹底壓制的最終怪物）。但此同時，他又必須自我壓抑，以殖民者、殺害他許多同胞者的語言，將這實則無法以單一語言訴說的離散經驗，在這自由競爭的美國書市間，找到一個能被傾聽的位置。
對於難民而言，他們的經驗要不以外部的、如手術刀冰冷的方式述說，要不以內部的、陰暗無語的方式，以病徵展現。前者以忘記自己原先的身份，以一切如新，看待切割過的過往光明地訴說；後者深陷於記憶的泥沼，說著無能。
然而兩者皆通向了遺忘。前者是對過去的遺忘，必須忘了故鄉、告別自身的傳統，成為一個西化的人，才得以安心談論過去。後者是對現在的遺忘，你必須在新的國度假裝自己還是原來的人，維持相同的信仰與傳統，靠著同族的相濡以沫，卻不知故鄉本身或許以更快的速度瓦解。不論如何，兩者皆難以通往未來。
阮越清一直以來要做的，或許就是與這兩種遺忘對抗，以便找到一個「不再遺忘」的未來。
他在《告白者》中，曾精彩演繹韓波的名言「『我』是他者」。難民的我，在美國社會中是永恆一再塑造的他者。難民的經驗雖然不是本源的，而是被反覆建構的（因此是虛構的），但卻又是他真切感受的（因此是紀實的）。
從《一切未曾逝去》的學者角度，到《兩張面孔的人》的童年與少年回顧，我們可以窺見阮越清面對的是自身的遺忘（他對越南並沒有記憶，而父母為了生活而順從遺忘），又得面對世界上最具規模的記憶工程生產國製造的大量影像。
你必須被迫地，看著美國人如何用電影、用文學，以他們的方式，將越南的歷史變成可以安心凝視的他者。殖民與戰爭本身或許不是最恐怖的，畢竟這些直接的暴力會在某種程度上劃下句點。但更恐怖的是記憶工程會不斷地讓你以「不是自己」的方式重生。在美國的越南難民，若要奢談記憶，就不是以個人記憶去對抗國家的遺忘之力，而是以個人遺忘的空缺，去指出國家（甚至某方面來說，美國就是「世界」）製造的記憶再現是如何虛妄。
阮越清以敵人的武器（借用安妮艾諾的說法），用英語寫就高水準的文學，並佐以文化批判理論，去為自己的族人討回公道。如果記憶無法公平，至少保護起每個人有尊嚴的遺忘。那個空缺，那些死亡，不該再被干擾，而是靜靜地銘記。
然後，試圖在迷霧散去之後，重新拾起遺忘之地中，或許閃現一瞬的記憶破片，屆時將不再扎手，足茲紀念。成為可以愛，訴說愛的主體，在能說出更廣大無名者的言語，被傾聽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