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Brain and Heart
作者：David I. Sandberg M.D.出版年月：2025.05
推薦度：★★★★★ 5/ 5
有聲書表現：★★★★★ 5 / 5
購書平台：Amazon（電子書）/ Audible（有聲書）
⬛談外科書寫
《凝視死亡》作者Atul Gawande提到：
「醫學這個行業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修補人體的缺損。如果你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我們自然知道怎麼做。如果無法解決呢？於是，我們變得茫然、冷漠，而病人只能受苦，覺得活得沒尊嚴。」
我一直覺得，外科書寫最打動人的地方，不在於專業術語與驚險搶救，而是醫生如何看待病人，如何不讓人淪為冷冰冰的病歷。
⬛小兒腦外科的醫療現場
本書的作者Sandberg是小兒腦神經外科醫師。
除圍繞著臨床、病房、倫理、分秒必爭的決策與死亡，更進一步限縮聚焦在「孩子」。當醫療的對象變成孩子時，每一個選擇都不再是抽象的醫療風險，很像在扭蛋機前按下的扭蛋：掉出的球，非生即死。本書讓人看見一位醫生面對這些病人、家屬時，除了專業的醫學的分析外，其內心及感受到底為何，Sandberg的敘說很誠實，沒有半點隱藏。
好比面對對喪子家庭時，同樣有兩位小孩的Sandberg說：
「世上再沒有比喪子之痛更深的苦楚。任何至親離世都會令人心碎，但送走年邁的父母，畢竟仍算合乎自然；然而親手埋葬自己的孩子，卻違逆了自然秩序，因此格外毀滅人心。」
「面對突如其來的喪子之痛，父母往往連下一個小時、隔天該如何度過都難以思量。他們被壓碎於一瞬，那一刻的可怖，遠超過他們一生所能想像。」
在小兒腦外科中，「預測」本身就是一門艱難的學問：
「一般而言，孩子越年幼，大腦對手術的反應就越難預測。這是因為幼兒的大腦有時仍具備重塑的能力，即便在經歷了極為嚴重的創傷之後。」
成功與失敗間，只有一線之隔。對神經外科醫生來說，「病人最終總會與他們的影像相符。」，這也是為什麼影像變成醫生判斷病情的最可信依據。若病人清醒、神經學檢查一切正常，但只要 CT 或 MRI 顯示大量出血、腫脹或大面積中風，那麼醫生就必須緊盯病人，因為惡化隨時可能展開。即使病人尚且清醒感覺良好，醫生還是得守在床邊數小時，隨時準備在他們惡化時介入；相反地，若病人臨床狀況極差，只要影像顯示不算太壞，代表著病人將會隨時間而好轉。對這些病人，醫生才能給家屬一絲希望，讓他們相信親人仍有復原的可能。
Atul Gawande 在《凝視死亡》中說：「當然，死亡不代表誰失敗了。死亡是正常的。死亡也許是敵人，但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我知道這些抽象的真理，但不曾面對死亡的真面目。」 前者是在成人病房中追問「善終」，而《Brain and Heart》定格在童年的篇章，把醫師、父母與孩子的手一併擱上，共同經歷與理解。
外科醫生面對的是構造與時間，但在孩子身上，兩者可能都充滿變數，小兒腦外科的困難，不僅在更複雜的解剖與更窄的容錯，也還在於手術後延展出的家庭、婚姻與照護問題。
「也有其他孩子不是死去，便是留下了不同程度、往往極為嚴重的殘疾。有些孩子無法行走、言語，甚至無法與家人互動。許多人終日臥床，以導管餵食。我不禁想，他們的父母是否曾後悔同意了那場手術。」
面對每一個家庭的選擇都讓Sandberg不斷反覆自我詰問，每一次的選擇都是未知的考題，沒有誰對誰錯。
⬛開口說真相的溝通藝術
除了外科技術外，「如何說話」在小兒腦外科中顯得更為重要。Sandberg坦言醫學教育幾乎沒有教過這門功課，只能靠觀摩與實踐累積：
「我常感到驚訝，這般重要的對話，在醫學院與住院醫師訓練中竟未曾受過絲毫教導。因此，每當我必須向家屬傳達噩耗時，我總帶著醫學生或住院醫師同行。我告訴他們：要盡可能觀察不同醫師的表達方式，記住其中最好的，拋開最不好的，最終形成自己的風格。」
「我記得一位導師曾說過：如果你正在向父母解釋神經外科手術的同意書，而父母沒有哭泣，那麼這份同意恐怕並不真正知情。雖然我絕不會故意讓人落淚，但這話卻蘊含著真實。」
「對我而言，這樣的對話歸結於三個關鍵：慈悲、誠實與傾聽。」
「我從不拐彎抹角。若孩子已經死亡，我不會用『走了』或『去了更好的地方』這類模糊的詞。我會直言：『我非常遺憾地告訴您，您的女兒已經去世。』」
Sandberg不願過度言語的包裝，避免無端帶給家屬無謂的想像。但也不想退避到專業名詞的防空洞裡，他總是一視同仁地把自己置於脆弱之中，擁抱、陪伴，並試圖把罪疚的重擔從孩子的父母肩上卸下：
「『這不是你們的錯。』然而許多時候，無論我怎麼說，父母始終不信，背負起沉重不當的罪責。這份罪疚，加上孩子腦瘤本身帶來的毀滅性打擊，往往壓得父母難以承受。許多父母無法接受：沒有人該被責怪，而即便真有，責怪也無濟於事。」
⬛醫師與律師的相似性
讀這本書，不知為什麼，我總反覆對照醫生跟律師兩個行業。兩個行業在專業現場的「相似」幾乎可以逐條對照：資訊不對稱、極端時刻的抉擇、知情同意（或辯護策略）中的話語責任、成敗敘事的殘酷簡化，以及訓練體制裡對後輩的交接。Sandberg說：
「有些父母會特別要求我承諾，必須由我親自動手術，而不是由學員代刀。若我承諾了，便必定遵守。然而這樣的請求卻令我陷於兩難。因為我深知，培養下一代神經外科醫師是我的責任。若每位父母都如此要求，下一代醫師恐怕就將失去能力。」
醫生常被要求「資深醫師必須親自開刀」，律師也常面對當事人要求開庭時「資深合夥人親上陣」。專業的傳承與當事人眼前的利益，總是拉扯不斷。
同樣，兩個行業都被訴訟與制度壓力環伺：
「一項最新研究指出，美國每年約有兩成神經外科醫師成為醫療訴訟的被告，而幾乎所有神經外科醫師在職涯某個階段都會被告上法庭。」
在面對無望的案例時。《最後期末考》作者陳葆琳寫道：「面對臨終病患，讓我們得以培養人道主義的胸懷；而逃避死亡，則讓我們喪失一個學習如何『行醫』的絕佳機會。」律師及醫生面對渺茫希望的案情或病情，豈不也是如此？
選擇這門行業，Sandberg不是沒有猶豫，據說神經外科住院醫師訓練計畫的離婚率超過百分之一百，因為有些人竟在住院期間離婚兩次。平均而言，每週工作一百至一百一十小時，有些時候甚至逼近一百二十小時。（一週不過才一百六十八個小時！）神經外科堪稱醫學界最繁忙，也是離婚率最高的科別。
⬛把經驗變成生活實踐
重點是，做久了還會有很嚴重的職業病。
當然，這裡的「病」，是不可避免的。想想看，當一個人日日夜夜都在修補腦，便再也無法把腦當成可承受風險的部位。這也就是為什麼作者反覆叮嚀：小孩踢足球一定要戴頭套；騎腳踏車也「務必」戴安全帽。是過於神經質嗎？不是，這是將無數影像、術後病房、長期照護的經驗，化為最具體的生活實踐。
事實上，在《最後期末考》中，也得出類似的結論：
「就像弗洛伊德所言：『在潛意識中，我們每個人都確信自己強健不衰。』當我們日復一日地忙於日常事務，幾乎不可能想到生命是有限的。然而，唯有展開這些討論，才能保證我們的病人以及所愛的人獲得善終。弗洛伊德接這寫道：我們都記得這句老生常談：欲求和平，必先備戰。可以改寫成這樣：意欲求生，必先知死。」
因為瞭解，所以謹慎。
⬛醫療的邊界：延長生命，還是延長死亡？
難的是，醫療並非萬能。
「有時我會覺得，當我們試圖醫治這些腫瘤時，所延長的並不是生命，而是死亡的過程。」
《凝視死亡》作者也說：「死亡是時間上一個凍結的時刻：連同出生的時辰與日子，緊鎖在我們各人特殊的命運之中。」面對這種無力與侷限，讓Sandberg學習到珍惜當下。他寫道：
「我擁抱那孩子的父母，告訴他們他們是出色的父母，再一次表達我的悲痛。而在這些年無數次相似的時刻之後，我回到家中，也總會比前一日更久地抱緊自己的孩子。」
⬛Brain × Heart：技術與慈悲的動態平衡
看完，我好像理解，書名為何要把「Brain」與「Heart」放在一起。腦是技術、是影像的解碼；但，心是慈悲、誠實與傾聽。兩者若失衡，醫生要嘛不是變成冷酷的醫匠，就是淪為無力的旁觀者，這都不是我們所欲見到的。
《最後期末考》提到哈布希.厄翁醫生回憶：
「我發現我已不再將病患看成『人類』，而將他們視為另一個『物種』：『病』種…….醫生的訓練過程相當是漫長艱辛，加上現代的醫學課程主要以疾病為導向，而非病人導向，所以一路走來，很容易忘卻進入這一行的理想和初衷。」
但在這本書裡，我只看到Sandberg努力達到動人的平衡：不把人當成客體，更不把自己當神，而是以謙卑之心，努力守住醫學裡最根本的東西——人性。
有聲書由Sandberg親自朗讀，聲音溫暖懇切，不到5小時，短而精實的一本好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