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試圖將你化成一件物品，妳，能活出怎樣的抵抗姿態？
這本書帶來了什麼？
本書是《魔法師的年代》同作者—沃弗朗‧艾倫伯格，算是哲學家並置系列的延伸作品。
依舊別出心裁，跟隨口吻一針見血的敘述者，遊歷於二戰時「最黑暗的年代」，四大女哲學家的生活就這樣鋪展開來。
【快速心得】- 本書結構上是「同時異空」的思想並置比較。
- 核心呈現「屬己性」個體與「非屬己」群體的尖銳對立。
- 反思當代的「偽自我」
- 探索哲學與女性的獨特連結
韋伊投身工廠感受工人階層的勞動異化；鄂蘭放棄學術投入政治工作，為同胞（班雅明等）尋求生存機會；波娃在複雜的情慾關係中實踐自由，以自身發言、書寫；蘭德自願離開祖國在好萊塢用創作貫徹她的超人意志。這些黑暗年代中的她們，皆用生命書寫著。
艾倫伯格（作者）讓你思考，是否存在一種更貼近現實、拒絕狂熱妄想的哲思方式。即使在最深的黑暗裡，這四位哲學家——她們仍透過哲思、文字與行動，創造出自由的微光。在最深的黑暗裡，思想是無法被強權剝奪的終極自由。
還談到許多概念，但其中的「偽自我」概念，我認為在當代是最複雜、重要的思考。探過她們對存在的沉思，我們得以思考：如果將個人價值判斷與生命前提斷然建立在他人身上，那麼這個時代神聖的「自我」一詞，是否也已失去其根本功能？
另一個我在本書的所得是知道如何回應哲學的價值等等相關問題。通常我們會覺得哲學是空口說白話，讀完此書我們也能將哲學家努力放到時代背景中看待。發現當時的哲學並非紙上談兵，思想都有其依附的時代。
無法置身事外的年代
本書的關鍵字，除了緊扣自由、抵抗、自我與他者之外，還有「極權」。
二戰始末這十年，是歐洲文明乃至全世界的煉獄，是思想被迫與現實正面交鋒的時刻。
法國的維琪政權背景
維琪政權名義上繼承了第三共和國的政府形式，但實際上在體制與意識形態上已變質成為一種威權主義、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相混合的政權。最高領導人為老將軍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他在一戰時以「凡爾登英雄」聞名，戰後聲望甚高。
維琪法國自稱法蘭西國家政府（État Français），而非繼續使用「法蘭西共和國」稱號，刻意與過去共和體制切割。社會主張「國家主義」（National Revolution），反對議會民主，提倡「國家—家長式領導」（autorité de l’État），強調傳統價值、農村主義並鼓吹反共、反自由主義。
警察、情報、媒體與教育等均受嚴格管控，推行對內的「思想改造」，誓言與所謂的「三大罪惡」（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猶太資本主義）作對抗。
維琪與納粹德國達成實質上的合作與協議。
雖然簽署停戰條約後，法國本土北部及大西洋沿岸由德國軍方直接占領（「占領區」），而中南部則由維琪政府名義上管治（「非占領區」），但中央政府已無真正自主外交與軍事能力，事實上成為德國的衛星政權。維琪政府在經濟、軍事與警務上都必須對德國負責，例如配合對外徵糧、提供勞力、抓捕猶太人與共產主義分子等。
明白了她們身處的背景後，我們不禁要問，面對一個要求絕對服從、抹殺個人價值的時代，個體能選擇的存活姿態是什麼？這正是四位女性思想交鋒的核心戰場。
我想先帶大家概觀地談論四人，最後個別談論影響較大的「她」。
也請讀者注意其下「屬己—非屬己」的二分不夠精準，本書花了很多的篇幅談論自我與他者的對立關係。以下區分不準確，但能給定方向。以這種方式去做初步了解，能掌握住她們的精神發展，也因此能留意、談論各自異同的程度。
兩種存活姿態
工廠中的韋伊為了讓「祂」擁有視野，選擇讓自我退隱；好萊塢的蘭德則堅持一種尼采的超人思想，推崇奠基於「自我」的人類自主賦權，使這樣的生活成為真正的救贖事件，通往伊甸園。
所謂的屬己性是談論「個體」與「群體」，自我與他者。
一樣的時代不同的存活姿態，接下來我們談談那個永遠的哲學話題：自我與他者。
依照四人的整體哲學來看：
- 偏向個體：蘭德、波娃
- 偏向群體：韋伊、鄂蘭
個體神話：「屬己」
他者的威脅：波娃
女性書寫、接觸德國現象學、意識流
早年的波娃對政治冷感，甚至坦言：「他者的存在對我來說始終是種威脅。」
「人是以籌劃的型態存在著，籌劃不指向死亡」
上面的引言正是重要的法國存在主義精髓，波娃、沙特反對海德格存有論的「向死而生」。在法國的他們堅持「人是以籌劃的型態存在著，籌劃不指向死亡」。
本書前半段也花了篇幅談論「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us）誕生的前夕。
存在主義誕生在納粹的戒菸、戒咖啡運動背景。當時編輯請波娃寫一篇談「存在主義」的文章。即便是波娃，也在1930年代初期，對政治參與冷感，並且不知道「他者」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對波娃而言，唯一永續長存的，是自由主體想掌握自由的意志。她與文末提及的另一女性學家，韋伊的著名對話——一方認為首要是革命讓所有人溫飽，一方則堅持要「替他們的存在找出意義」——完美展現了她以個體自由為核心的哲學立場。
那麼這樣的自由如何體現在戀愛關係中呢？這邊是個略為尷尬的問題，波娃與一眾女學生、小博、沙特之間的「黑歷史」在本書淋漓盡致的詳實摘錄，除了哲學家的八卦新聞嚄外，這些篇幅與後續對女性的思考成功引起了一個關於女性處境的問題背景。
所謂的「必要關係」與情慾多邊形。
波娃與沙特、奧嘉等人組成的愛戀關係，是一個充滿不對稱依賴與謊言的網絡。波娃透過這種多重伴侶的雙性戀生活，來穩定她與沙特的「唯一必要關係」。然而，她在對待女性情人時，常表現出操縱式的支配態度，缺乏同理心，其目的更多是「為了重新提振自我」。這展現了實踐存在主義自由時，「自我」還是有複雜甚至醜陋的一面。
同時，波娃在哲學寫作的關係中認為，女性天性與男性那種「建構出一套系統、秩序井然的狂熱狀態」相互違背。波娃終其一生堅信，男性與女性的心理傾向是大相徑庭的。而波娃是沿著「柔軟對剛硬」以及「現實導向對狂熱妄想」這兩條軸線，來詮釋男女之間的差異。她坐在國家圖書館的閱覽室，研究黑格爾的著作。思考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跟胡賽爾或海德格的「現象」有哪些關連。
- 肯定意識主權以及眼前具體之見世界的存在。
- 談論俯拾即是的事物、超越實在與觀念的主客二分
- 波娃開始常識現象學理論展現的全新敘事技巧——「意識流」
她將「意識流」運用於文學，展現哲學與敘事的互相滲透。對她來說，唯一永恆的，是自由主體不斷追求自由的意志。
波娃在與沙特的親密關係中，找到「我們是一體」的安穩，抵抗外部眼光。但她與韋伊的思想對話，卻再次將她推向存在主義的思索：幸福不是終點，意義才是問題。
自私的價值：蘭德
超人自愛、利己主義、尼采、自由主義
來自俄羅斯的蘭德，將「自我」提升到神聖的地位，即尼采的超人。
「這是我與一億五千萬人的對決。」
移居美國的蘭德，成為好萊塢的編劇。她的小說主角是普羅米修斯與蓋亞，是憑藉自身意志創造世界的超人，他們不抱自私的動機，因為他們自身即為目的。她將「利己主義」（Egoismus）視為對抗極權的根本。她批判集體主義會將個體犧牲於國家機器，主張「唯有意志與控制能留下」。
堅強的存在意志，她開始打造好萊塢神話的「寫作機器」
她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必須成為一部「寫作機器」，讓自己成為「純粹的意志」。她的小說充滿神話原型，將「自我」的賦權打造成一場救贖事件。她用自己的生命，上演了一齣她哲學中的超人戲劇。她的小說人物宣告「這是我與一億五千萬人的對決」，將「自我」捍衛到極端。
尼采的超人哲學，為她與無數孤獨的青年打開進入思想的途徑。
蘭德的超人就是他劇作中的建築師洛克，她認為只有像洛克這樣「唯我」之人，才能真正將別人與自我當作目的。他不抱自私的動機，因為他自知無敵，不求取他人身上的什麼而達到無私，也不在乎他人給自己的評價，因此心靈輕鬆自由，蘭德認為「他人即地獄」的原罪都來源於——「你覺得我怎樣？」
一個真正熱愛世界的意識，絕對不是建立在他者的目光之上。
最著名的作品是有二《源泉》、《阿特拉斯聳聳肩》。她是個自由主義、右翼中堅的知識份子，當然也是絕對的名流。她的其一學生後來甚至是政府的央行主席。可是即使如此，她在哲學界仍沒有得到應有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她的「客觀主義」原名也是存在主義。這就給了我們許多關於存在的思考。當今談「存在」，多數人從法國談起，忽略了美國以及俄國，還有德國。
那麼，時代嗅覺敏銳的蘭德市如何看待當時的社會與政治？
她認為，最具政治破壞力的行徑，莫過於以國家之名犧牲個人生命。
在她看來，極權主義的興起，並非來自廣大民眾的支持，而是源於「大規模壓迫時無關痛癢的態度」。面對一個價值崩壞、人人只渴望「得到別人已經擁有的事物」的年代，她提出的解方極端而徹底：「我們靠否定他者——所有他者——的相關性與意義，來重新征服『自我』。」
對蘭德而言，這種意識則是來自「如神般自愛」，不只要能動性，還要超越性。
群體救贖：「非屬己」
啟蒙的勇氣：鄂蘭
啟蒙的勇氣；歷史的浪漫
談論「二戰」與「納粹」，她是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
「唯有在他人的行為表徵中，我們才能達成所謂的自我追尋」
身為德國猶太人的鄂蘭，深刻體會到身份認同的掙扎。她拒絕被動地「活在否定中」，也拒絕輕易採取任何絕對立場。
對她而言，兩種勇氣在拉扯：理性的啟蒙與歷史的浪漫。
鄂蘭強調「唯有在他人的行為中，我們才能追尋自我」。從來沒有人能夠完全重新來過，沒有人能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無論是出於浮誇的妄想還是最深刻絕望，不管一個人再怎麼渴求，都不可能。鄂蘭以拉赫爾（ Rahel Varnhagen ）的例子闡釋：理性與歷史、啟蒙與浪漫、思考與服從、自主與他決的拉鋸。在她看來，過於理性的自覺就會失去世界。因此，存在並非孤立的自由，而是公共領域中眾聲喧嘩的互動。
這思考也促成她從書房到世界——「從在手到上手！」
26歲的鄂蘭，毅然決然地宣告「再也不碰關於思想史的研究」。她放棄學者身份，投入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工作。這個放棄學術研究，投身實際工作的決定，體現了從純粹思辨走向公民參與的決心。這是一種在眾聲喧嘩中，保持思考距離與公民勇氣的艱難平衡。
除了思考共同體（民族、國家）之外，她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擁有權利的權利」。
對她來說，真正的自我追尋，無法在孤獨中完成，而造成自我追尋受阻的原因在於世界上有一種自我，一種絕對要將異己他者，吞噬解決的主體。在那時代，這主體就是納粹。
她形容納粹有一種狂妄願景，企圖將行為甚至是感受力的所有自發性(Spontaneität)給消滅。納粹的計畫就是將所有個體，轉化成相同情境下永遠會表現出相同行為的「物品」。
若用「自我」的表面解讀來看，她的與蘭德的哲學張力最大，不過要注意的是蘭德的哲學立基於自我的超越性上，因此蘭德不推崇納粹式的物化。順著張力的關聯，附帶一題，鄂蘭與蘭德同在紐約時，落腳處距離很近，只相差一條街。不過可惜的是，兩人從未相識。
談到鄂蘭，我們也總會談到海德格與她的關係，不過作者強調，「雅斯培」（雅思貝爾斯）其實才是鄂蘭人生中真正的老師。她跟海德格之間短暫的熱烈關係，在一九三三年出於截然不同的原因驟然終止。
顎蘭身為德國猶太人，思考要如何避免落入被動情況，從此「徹底活在否定」中，同擺脫時代強加的絕對形象，這是她的主要考量。難，但她直面。
貞德的殉道：韋伊
神恩、神智失常、社會主義、勞動異化
她用自己的房子收留托洛茨基——第三國際的領導人。然後成天跟人家吵架。
「為了讓祂擁有這番視野，我必須退隱。」
在我看來，韋伊更願意談論的是信仰，而非宗教。
她的「神」並不是宗教意味上的那個擬人化形象。真要說的話，作者形容韋伊的倫理學是一種全然無意圖的「更高層次漠然」。這種倫理學跟巴魯赫·史賓諾沙以及跟她同期的維根斯坦等人在西方文化中代表的立場很接近。（我覺得連精神敏感問題也相當接近……）
韋伊的獻身：從工廠到神恩的極端體驗
她四個女哲學家中唯一戴眼鏡的，可是卻是「最勇的」。她早期就想沖到前線去，嘗試組織女性護理小組，藉此象徵帶來一種與納粹暴力截然不同的「女性勇氣」：不基於毀滅，而是源自人性的守護。當然，被當局否決了。
之後的韋伊持續將她的「奉獻」、「恩典」化為極端體驗。
她親身進入工廠，感受個人權利被徹底剝奪的勞動異化，並將其視為一種「更高層次的解放推力」。然後晚年她轉向神秘主義，試圖透過祈禱治癒劇烈頭痛，最終在某種精神失常的邊緣徘徊。
這種勞動經驗讓她徹底體悟關鍵的覺醒：原來一個人不僅能夠忍耐、接受權利徹底被剝奪，還能將這種剝削視為一種自相矛盾、層次更高的解放推力。上述所說的也是一個經典的異化實例，她形容那段辛苦時間，自己累到根本無法進行思考以及價值創造。
在她的案例裡，經歷蛻變影響的不是她的行為，而是行為的根基以及價值來源。
神，使她改變所處的位置。韋伊的生命是一場朝向神聖的、痛苦而純粹的獻祭。
以個人的超然體驗為基礎，對韋伊來說，唯有重讀古老文明中淵遠流長的信仰見證以及史詩，再次探索神聖的來源，群眾才能與她所處時代的政治現實角力。尤其是柏拉圖與荷馬的作品，《奧義書》以及《薄伽梵歌》，還有斯多噶派和福音佈道者的文本。
她翻譯吠陀文化經典《奧義書》，追索柏拉圖與聖經中的神聖性，認為黑暗中的療癒力量來自「非此世界」的經典。
「釋神者」透過消解自我，呼籲我們參與世界的創造。韋伊將虔誠化為行動，甚至願意以奪命來阻止邪惡。對她而言，法國的淪陷不只是軍事失敗，更是精神上的喪失。
極權診斷：「全物化」
理解了「個體 vs.群體」的核心分歧後，我們來更深入地探究，將歐洲拖入深淵的極權之惡。四位思想家不僅抵抗，更試圖理解她們所抵抗的對象。
她們對法西斯主義與納粹的分析，至今仍充滿洞見。
- 將人變成「物品」
鄂蘭一針見血地指出，納粹是一種狂妄的願景，企圖消滅人類行為與感受的所有「自發性」。其最終計畫，就是「將每一位個體『人類』，轉化成在相同情境下永遠會表現出相同行為的『物品』。」當猶太人僅僅因為其身份，而非任何犯罪行為就被監禁時，他們在他人甚至自己眼中，都成了比殺人犯更低等的存在。這就是「物化」的極致。
- 被「良善的漠然」取代的勇氣
蘭德認為，極權之惡，是由一種夷平一切的「大眾高級文化」所發動的。在這種文化中，「漠然的良善被良善的漠然取代」；人們運用個人理性思考的勇氣，被一種「總是替別人、以及像別人那樣思考判斷」的虛假勇氣所取代。文化的鑑別力，最終被絕對均等的漠然意志所吞噬。
面對如此龐大且試圖將一切「物化」的時代，你/妳 的哲學，如何在充滿矛盾與掙扎的真實生活中實踐？
哲學的肉身——生命實踐中的四種抵抗姿態
她們的思想並非懸浮於空中，而是在混亂的生命實踐中檢驗、塑造。《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不只哲學史補白，而是戰火時代思想的精神檔案。她們並非孤立的思想家，而是四種「拒絕成為時代物品」的姿態。
沃夫朗・艾倫伯格的《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並非傳統哲學史，有趣的並置轉場能讓我們一窺西蒙・德・波娃、西蒙・韋依、安・蘭德、漢娜・鄂蘭四位女性，在1933至1943年間，納粹德國崛起的陰影下，她們顛沛流離的生命與淬鍊而出的哲思。
- 波娃：以存在主義對抗虛無，拒絕「向死而生」的宿命論。
- 韋伊：以宗教與犧牲的勇氣，挑戰暴力的崇拜。
- 蘭德：以自私的利己主義，捍衛個體自由。
- 鄂蘭：以公共性的行動，重建自由與他者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