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保守派的查理·柯克的死亡，再次把美國的政治撕裂推到輿論焦點。有人痛斥這是仇恨的惡果，也有人譴責對立陣營，更有人對這件事大肆嘲諷並付出代價。對很多人而言，這不只是一場悲劇，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社會如何一步步走向極端化。
這讓我想起《風起長林》裡的一句話：
「黨爭最可怕的是，不論你當初加入的初心為何，一旦兩相爭執極端，到了最後，立場必定大於是非。」問題是：極端的危險到底是什麼？而在爭論中，為什麼我們總是無法說服彼此？
極端不是立場，而是一種心態
很多人以為「極端」就是某個光譜上的位置，譬如極左、極右。
但事實上，極端更像是一種心態：非黑即白、容不下模糊地帶、把對方視為必須被消滅的敵人。
歷史上我們看過太多例子：
- 馬丁路德·金牧師推動民權運動，卻倒在極右分子的槍口下；
- 納粹德國在「民族純潔」的名義下，製造了人類史上最駭人的大屠殺；
- 毛澤東時期的文化大革命，紅色高棉的種族清洗，都在「理想」之名下，摧毀了無數生命。
這些案例告訴我們：極端不屬於左派或右派，它屬於任何願意把「立場」凌駕於「是非」之上的人。
心理學研究也提醒我們，當人陷入同溫層，意見會不斷被放大，形成「群體極化效應」。再加上去人化（dehumanization）的過程——把不同立場的人視為「敵人」、「毒瘤」或——暴力便會變得合理化。
所以，極端的危險，不在於它選了哪一邊，而在於它讓我們失去判斷是非的能力。那一刻起，正確與否不再重要，只有「我們 vs. 他們」。
證據為什麼說服不了人？
如果極端如此危險，我們該如何阻止？很多人會本能地說：「用證據啊！科學會說話！」
然而，現實卻是：證據往往說服不了人。
心理學上的「反彈效應」（backfire effect）顯示：當人接收到與自己信念相反的證據時，大腦處理的不是「思考」，而是「防衛」。越多證據，反而讓對方越堅定，因為他覺得你不是在討論，而是在攻擊他的身份。
換句話說：人類的觀點，本質上是情感性的，而不是理性計算。
理性更多時候只是為情感找理由。
能說服你的，只有你自己
那麼，有沒有可能打開僵局？我想起醫學上常用的一種方法：動機式晤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
它的精神不是「我來告訴你正確答案」，而是「我想聽聽你為什麼會這樣想」。
因為只有當人自己說出改變的理由，他才可能真正鬆動。
在醫院裡，其實很常遇到父母堅決不想幫孩子打疫苗。傳統的做法，也許會是醫師強硬地說：「你看這數據，疫苗很安全。」但這樣往往只會讓父母更抗拒，因為他們感受到的不是理解，而是指責。
動機式晤談的做法不同，它不是急著給答案，而是先去詢問並傾聽。
當醫師問父母「為什麼不想打？」時，父母常常會說出自己最深的擔心：有人看過新聞報導的副作用，有人聽過親友小孩打完高燒不退。這些都不是冷冰冰的數據，而是真實的恐懼。
此時，醫師需要先肯定這份心情，而不是立刻反駁。例如承認：「你這麼在意，是因為你真的想保護孩子。」當父母感受到被理解，防衛心才會慢慢放下。之後，醫師才有可能再提出另一種選項：如果有方法能降低副作用風險，又能讓孩子獲得保護，是否能夠接受？
這種方式的關鍵在於，它不是用外在的證據去壓倒，而是幫助對方在自己內心找到理由。
換句話說，能說服你的，從來都不是別人的證據，而是你自己找到的意願。
MI 的做法就是讓這些情感浮現出來，先被理解，再去探索可能的改變。
它最大的挑戰是：這非常花時間，也很沒效率。比起一分鐘的激烈回應，它可能需要一個下午的傾聽。
但這卻是最真實的溝通方式。它不是要證明哪一方是對的，而是誠實地理解：你為什麼會這樣想？
極端之外的可能
查理·柯克的死亡，或許是美國極化的一個縮影。它提醒我們：仇恨的代價太高。
在這個充滿爭論的時代，我們需要記住兩件事：
- 極端不是立場，而是一種心態。 當立場壓過是非，任誰都可能變成毀滅性的力量。
- 證據說服不了人，能說服你的只有你自己。 如果不願意走進彼此的故事，任何數據和道理都只是徒勞。
這不是一條快速的路，但或許是唯一能避免被極端綁架的方式。因為真正能改變人心的，不是更大的聲音，而是更深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