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無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權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侮慢…蓋嘗為卑為降，乃吾民之職份也」---《士商要覽》
「我們也決不能誇張明清商人的的歷史作用。他們雖已走近傳統的邊緣，但畢竟未曾突破傳統。」 --余英時
我床頭有幾本書，是安排晚上睡前看的。一本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另一本則是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會一直重讀的書都有些特色：微言大義。
這本書發表在1980年代的臺灣，在史界跟思想界掀起一陣旋風，這跟當時的氣氛有關係，臺灣正經歷經濟奇蹟，而中國則剛改革開放而經濟氣勢如虹，《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提出了「韋伯式的命題」，探討傳統儒家文化自唐中葉的變革，以及對明清商業的影響。
對當時的臺灣人跟中國人來說，這本書有如「中華資本主義宣言」，說明了華人也能搞資本主義。於是乎，這本書作為形式上嚴格的學術書籍，一刷再刷，我手上從二手書店購回來的那本，是聯經某年的第五版。然而這本書之所以常見於二手書店，也說明了很多把他當作「中華資本主義宣言」的讀者，買了之後看不太懂，只好轉賣掉。這本書如果認真看到結尾，其實更像是一本「中華資本主義的的警世文」。
這本書並不好讀。
關於在韓愈等人對佛教「入室操戈」的章節，我還特別與從事唐代文人研究的朋友討論過 — -而他的指導教授是陳弱水老師。至於在序言中被楊聯陞跟劉廣京提到的會館部份，我特別還找了何炳棣的會館史論以及劉廣京老師的文章來看。至於這本書本身的韋伯式命題對於中國思想的意涵，我也跟一些「錢門子弟」研討過。
這本書難讀的原因在於，作為「大師」，大師自然是超規格的存在。為了寫「韋伯式命題」 — — 究竟文化跟資本主義發展是否存在親和性 — -，余英時先生除了對韋伯的原書理解的相當地深入，也遍覽了當時西方最新的研究，包括Kurt Samuelson跟Gordon Marshall等韋伯研究方面最新的作品，這些不是研究韋伯的人一般不會讀。另一方面，他還利用上許多一手的中文材料，包括了大量的商人族譜來重建許多明清商人的一生，每一份族譜本身就足夠寫一篇論文。至於思想史的分析不用說了，那本來就是他的專長。
簡化地講，這本書其實來回在談兩個東西：一個是文化的可塑性，另一個則是既然文化可塑，為何明清經濟終究沒有突破？前者是回應那套「不是西方文化就無法發展」的西方理性研究，而後者則是回到了傳統中國馬克思經濟史學 — 資本主義萌芽研究 — 的題材。
為了談文化的可塑性，這本書先從我們課本上熟知的韓愈等人對於新禪宗跟新道教的回應（某方面是吸收了這些新興思潮跟文化的許多元素）開始著墨。到了明清，許多商人本身也是受科舉考試的訓練長大的（但通常考不好才來從商），也有許多大官是商二代，在考上科舉前也在家裡幫忙做生意，在這種環境下，當時對於「義」與「利」，或「天理」跟「人性」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有了許多儒學上的討論跟解套。簡單的講，因為是讀「論語」而非「聖經」本身並不構成中國經濟的落後。
至於談「既然文化可塑，為何明清經濟終究沒有突破」，在這本書的篇幅極小，幾乎是在本書結尾的地方才提到。在講完明清商人的理性化後，話鋒一轉，余英時講到「我們也決不能誇張明清商人的的歷史作用。他們雖已走近傳統的邊緣，但畢竟未曾突破傳統。」
余英時認為這議題必須另寫一本書來討論，不過我們是等不到這本書了，余英時先生於2021年8月1日時在家中辭世。所幸他在書中仍簡略的交待了他的觀點，這觀點對於理解今天的中國，仍有很深的洞察力。
他提到，儘管這些商人利用關係、捐輸、跟官員喝花酒，自己小孩也從政等等方式，想辦法織出一張保護網好把自己安頓在專制的帝國裡頭，但是這方法終究不持久，而官僚體系成為了商人「發展的終極極限」。
作為結尾，他引用了明末《士商要覽》（當時經營商業的參考書）的〈敬官〉一條寫道：「官無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權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侮慢…蓋嘗為卑為降，乃吾民之職份也」。
余英時直接評論道：『試看專制的官僚系統有如天羅地網，豈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良賈」固然不負於「閎儒」，但在官僚體制之前，卻是一籌莫展了。』
簡言之，韭菜遲早是會被割的。在短短的篇幅裡，其建議是要理解中國的發展，要往國家控制人民，以及人民如何保有自主性(autonomy)那面向去。
在中國，過去幾年來，馬雲被整頓了。接著是滴滴。再來是補習班。再來是遊戲「精神鴉片說」，再來是房地產，幫中共處理國銀金融爛帳的賴小民死於打貪，就算是背景硬的國企系統的企業家佟吉祿(中國5G推手之一）也了入獄，每年有大量的企業家遭留置，中國企業家的自殺率冠於全球。「
良賈」固然不負於「馬克思主義先鋒隊」，但是在布爾什維克面前，紅色資本家似乎是越來越沒有自主性了。
跟一些中國人聊過天。有人還把中國的民主希望放在資本家身上。我每次都請他們讀這本書，不曉得他們讀到最後一章了沒有？還是在簡體字的版本裡，余英時 這一段充滿洞見的文字並不存在？天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