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領受慈悲的探問——走向大同世界的經濟基石
南無阿彌陀佛。懷著最深的謙卑、慈悲與感恩之心，敬領您為政府決策者、經濟學家與社會政策研究員撰寫此白皮書的慈悲請求。您所提出的，是一項極為宏大且意義深遠的探問。您並非僅僅尋求一份技術性的政策對比，而是希望我們以佛法般的慈悲與智慧，遍覽人類知識的廣袤領域——從經濟學的精確模型到心理學的幽微洞見，從倫理學的道德羅盤到公共行政學的治理實踐——去深入比較「無條件基本收入（UBI）」與「一次性收入」這兩種濟世利民的政策工具。
本報告的核心論點是，無條件基本收入與一次性收入的根本差異，不僅在於經濟學上的「數量」（amount），更在於哲學與心理學上的「頻率」（frequency）。一次性支付（lump-sum）是一種「介入」（intervention），其設計宗旨在於應對短期衝擊。其性質是暫時的、反應性的。與此相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核心定義特徵在於其「定期性」（regularly disbursed），它並非一次性的介入，而是一種永久性的「制度」（institution），旨在提供長期的、可預期的經濟安全感。
我們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COVID-19疫情的衝擊，促使全球各國政府（如美國）採取了大規模的「一次性收入」措施，即經濟紓困支票（stimulus checks）。必須澄明的是，這些緊急紓困措施並非UBI，因為它們是臨時的，且通常設有收入門檻，而非普世的。然而，如史丹佛大學的歷史學家所觀察到的，這場全球性的「一次性」現金發放實踐，意外地為UBI這一長期處於邊緣的嚴肅討論打開了大門。
這迫使我們必須思考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是該滿足於反應式的危機管理，還是朝向預防性的社會建構邁進？」本報告將以此為起點，遍覽個體心理、宏觀經濟、代際影響、倫理正義等多個維度，為建立「人間淨土」與「大同世界」的宏願，呈獻一場詳盡、慈悲且富有洞見的比較與建議。
--------------------------------------------------------------------------------
第一部：心識的映照——兩種收入模式下的心理與行為經濟學
人心的運作，是經濟行為的根本。兩種收入模式在「頻率」上的根本差異，觸發了截然不同的心理機制，從而導致了深刻相異的經濟行為與福祉結果。
心智帳戶的差異
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視角，米爾頓·佛里曼（Milton Friedman）的「持久性收入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假定，理性的個體會根據其長期的預期收入來規劃消費。在此框架下：
- 無條件收入 (UBI) 因其定期且可預期，會被個體視為其「持久性收入」的一部分，因此會被平滑地用於提升日常消費水平。
- 一次性收入 則被視為「暫時性」（transitory）收入或「意外之財」（windfalls）。理論上，個體傾向於將其儲蓄起來，而非改變長期消費習慣。
然而，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的「心智帳戶」（Mental Accounting）理論提供了更符合人性實相的解釋。該理論認為，人們會將金錢劃分到不同的心理帳戶中。此一看似「非理性」的行為，實則暗合大乘佛教唯識宗（Yogācāra）「萬法唯識」的深邃洞見。「金錢」並非客觀實體，而是被心識所建構的對象，其意義因來源與意圖而異。
- 一次性收入 最常被歸入「意外之財」帳戶。這個帳戶的消費邊際傾向（MPC）相對較低，人們更傾向於用它來償還債務或存入儲蓄。
- UBI 則會被歸入「經常性收入」帳戶，與薪資合併，用於支付房租、食物和帳單等日常開支。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對COVID紓困金（一次性支付）的詳細研究發現，近60%的紓困金被用於「償還債務」或「儲蓄」，僅有約40%被用於當期消費。這揭示了一次性收入雖然是凱因斯主義意義上的「刺激」工具，但其作為「總體需求刺激」的效果往往是低效的，因為家庭會優先用它來修復受損的家庭資產負債表。
GiveDirectly肯亞實驗的關鍵對比
最有力的實證莫過於GiveDirectly在肯亞進行的大規模隨機對照試驗（RCT），該實驗精確地比較了長期UBI、短期UBI與一次性大額付款。實驗結果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悖論」：
- 經濟成果（一次性勝出）：在多數經濟指標上，「一次性收入」組的表現優於「短期UBI」組。他們創建了更多的新企業，總收入增長更大，並且更傾向於將資金用於購買耐用品。
- 心理福祉（UBI勝出）：在心理健康與日常穩定上，「短期UBI」組的表現優於「一次性收入」組。UBI組的憂鬱症狀顯著降低，並展現了更高的「食物多樣性」（飲食質量）。
這個看似矛盾的結果，慈悲地揭示了貧困的雙重屬性。一次性收入的優勢在於，它提供了一筆足夠大的啟動資本，讓家庭得以跨越投資門檻。UBI的優勢則在於，它提供了穩定的預期和可預測的現金流，極大地緩解了因未來不確定性而生的日常焦慮與憂鬱。
表格一：GiveDirectly肯亞實驗關鍵成果對比（一次性收入 vs. 短期UBI）
資料來源：基於GiveDirectly (2023) 及相關研究之綜合分析。
對不同類型壓力的影響
貧困不僅是物質的匱乏，更是心靈的重負。兩種模式應對了不同類型的壓力：
- UBI與慢性壓力：UBI通過提供可預期的未來，從根本上緩解源於經濟不安全感的慢性壓力（chronic stress），賦予個體對未來的確定感，從而改善心理健康。
- 一次性收入與急性壓力：來自肯亞研究的生理數據顯示，獲得「一次性」大額轉帳的受助者，其體內的壓力荷爾蒙皮質醇（Cortisol）水平顯著降低，表明它能有效緩解當下的、急性的財務困境。然而，研究者也推測，一次性支付可能帶來一種新的認知負擔，即「管理的壓力」（management stress），擔心「萬一我浪費了這筆錢怎麼辦？」。
破除「誘惑品」的迷思
一個長期存在且帶有家長式色彩的擔憂是：窮人會將錢浪費在酒精和煙草等「誘惑品」（Temptation Goods）上。這一擔憂，已被壓倒性的實證數據所慈悲地破除。
來自世界銀行、GiveDirectly以及一項統合分析的結論一致且強烈：現金轉移（無論形式）並未導致酒精或煙草支出的增加，甚至可能略微減少。對美國COVID紓困金的支出分析也顯示，支出迅速且顯著地集中在必需品上。
此發現的意義遠超經濟學。它印證了佛法「緣起性空」的智慧：「貧窮」並非個人內在固有的「自性」（svabhāva），而是一種由眾多因緣和合而生的狀態（緣起）。UBI的價值不在於幫助一個本質為「窮」的人，而在於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導致貧窮狀態的因緣。當生存的因緣被轉變時，行為的「果」自然隨之轉變。這慈悲的啟示是：信任是比監管更有效、更具尊嚴的社會政策工具。
總結而言，在個體心理層面，一次性收入與UBI分別滿足了資本啟動與日常安全感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需求。接下來，我們將探討它們在宏觀層面的影響。
--------------------------------------------------------------------------------
第二部：宏觀的權衡——總體經濟、勞動供給與行政效率
從個體心識的微觀世界轉向社會整體的宏觀運作，兩種收入模式的影響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權衡取捨，這關乎國家的經濟結構、勞動力的未來與政府的治理能力。
總體經濟的動態：「刺激」vs.「結構」
在經濟思想史的長河中，凱因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的框架。
- 一次性紓困金 本質上是凱因斯主義的「財政干預」工具。其目的是在經濟衰退時，作為短期的應急措施，透過直接支付來提振「總需求」（Aggregate Demand）。
- UBI 則根本不同。它並非短期干預，而是一種長期的制度變革，更接近新古典主義或制度經濟學的辯論範疇。它關乎的是長期的「總供給」（Aggregate Supply），即它如何永久性地改變社會的激勵結構。
對唯一的長期UBI實例——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PF）——的嚴謹研究發現：UBI對總體就業 沒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一發現的背後，是「一般均衡效應」（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的精妙運作：UBI雖可能導致個人略微減少在可貿易（tradable）部門的勞動，但同時，這筆資金被普遍注入本地經濟，極大地刺激了本地（非貿易）部門的需求，兩者相互抵銷。
勞動的再定義：「懶惰」迷思 vs. 「說不的權力」
對UBI最大的倫理恐懼，莫過於它會助長「懶惰」。然而，阿拉斯加的研究發現對總就業無影響，而對樂透中獎者（一次性大額收入）的研究也發現，對勞動供給的影響「非常小」。阿拉斯加研究的一個細節更具啟發性：「兼職工作」（part-time work）的比例顯著增加了。這表明，UBI並非製造「懶惰」，而是賦予人們重新配置時間的靈活性與自主權。
這引出了UBI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最大意義。卡爾·威德奎斯特（Karl Widerquist）稱之為「說不的權力」（The Power to Say No）。UBI這份恆久的保障，賦予了勞動者拒絕剝削性、危險性或有辱尊嚴工作的真正自由，從根本上提升了勞動者相對於資本的集體議價能力。這不僅是經濟權力的轉移，更為實現佛法八正道中的「正命」（Right Livelihood）提供了經濟基礎。「正命」指以不傷害眾生、合乎道德的方式謀生。UBI創造了一個讓整個社會有能力選擇「正命」，而非被迫從事「邪命」工作的經濟條件。
行政效率與社會意涵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理想官僚制的定義是：具備「精確、速度、減少摩擦」等優點。以這個標準衡量：
- 現行福利制度 是反韋伯式的。它們依賴複雜的目標鎖定（Targeting）和條件性，導致巨大的行政成本、排斥錯誤和因程序繁瑣導致的低領取率。
- UBI 因其普世性（Universality）和無條件性，是一種極致簡潔的行政模式，完美符合韋伯對效率的要求。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提供了更深刻的洞見，他區分了「管理是把事情做對」（Management is doing things right），而「領導是做對的事情」（Leadership is doing right things）。以此為鑑：
- 一次性紓困金 是有效的危機管理。它在現有脆弱的框架內，有效地「把事情做對」。
- UBI 則是深刻的社會領導。它質疑現有框架本身，旨在「做對的事情」，即領導社會轉向一個更具韌性、更慈悲的經濟範式，從而預防危機的發生。
更重要的是行政效率背後的社會心理意涵。「目標鎖定」的福利制度會製造「污名」（Stigma），對受助者的尊嚴造成傷害。UBI的普世性——即每個人都領取——從根本上消解了污名，將福利從「施捨」轉變為「公民權利」，從而促進真正的社會團結。
總結而言，一次性支付是短期的宏觀刺激工具，而UBI則是深刻的結構性變革。接下來，我們將探討其對未來的影響。
--------------------------------------------------------------------------------
第三部：代際的契約——人力資本、永續發展與未來福祉
一項政策的最終慈悲，體現於它對未來世代的影響。在UBI如何影響「人力資本」與「代際傳承」這一核心問題上，學術界呈現了一場至關重要且極富啟發性的辯證。
核心辯證：NBER理論模型 vs. GSMS實證數據
這場辯論的雙方，一方是頂尖的理論經濟學模型，另一方是強有力的長期實證數據，它們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
- NBER理論模型（悲觀的警示）：由經濟學家建立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預測，UBI將導致未來世代的巨大福利損失。其核心機制是「理性選擇」：UBI作為社會保險，降低了子女因技能不足而面臨的經濟風險，因此，作為「理性決策者」的父母投資子女教育的動機便下降了。
- 大煙山研究（GSMS，樂觀的實證）：這是北卡羅來納州的一項著名自然實驗。當地部落以類似UBI的形式將賭場利潤分配給所有成員。結果與NBER模型完全相反：在童年時期獲得額外穩定收入的兒童，成年後表現出顯著更好的長期成果。其關鍵機制是「心理健康」：額外收入顯著減輕了父母的財務壓力，這直接轉化為更高品質的教養行為。
此辯證的綜合分析，必須超越「理性vs.現實」的簡單二分。從佛法「二諦」觀之，NBER模型是一種基於「計算之心」的「俗諦」（conventional truth），它假設了一種不受壓力干擾的理性。而GSMS的實證則揭示了更深層的「俗諦」：慢性壓力（一種「苦」，Dukkha）會從根本上改變心識的運作，耗盡唯識宗所言的阿賴耶識（storehouse consciousness）中的正面種子，顯現為「稀缺心態」。UBI的真正作用不是降低了「投資動機」，而是釋放了被慢性壓力所耗盡的「心理頻寬」，讓父母有能力將對子女的愛與期望轉化為實際的高質量教養。因此，UBI是人力資本形成的催化劑，而非替代品。
表格二：代際人力資本影響路徑對比（NBER理論模型 vs. GSMS實證）
資料來源：基於對NBER與GSMS相關研究之綜合分析。
生態經濟學的願景
對UBI的一個擔憂是，賦予所有人更多購買力是否會加劇環境破壞。然而，「綠色UBI」的方案，特別是「碳價格與紅利」（Carbon Price-and-Dividend）機制，提供了一個精妙的解答。
其運作原理是：對污染（如碳排放）徵稅，並將徵稅所得的全部（100%）收入，以均等的UBI（即「紅利」）形式，普世地返還給所有公民。這個機制巧妙地實現了環境正義與經濟正義。碳稅本身是累退的，但均等的「紅利」卻是高度累進的。絕大多數中低收入家庭將成為「淨受益者」，同時創造了一個強大的價格信號，鼓勵所有人轉向綠色消費模式。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教訓是：由於其資金來源是石油開採收入，這導致了一種有害的政治依賴。因此，一個真正通往「人間淨土」的UBI，其資金必須來自對污染的懲罰，而非來自對資源的開採。
接下來，我們將深入探討這些政策背後更為根本的倫理與正義問題。
--------------------------------------------------------------------------------
第四部：正義的基石——倫理學、法律與政治經濟學的省思
收入的分配，不僅是經濟學問題，更是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核心關懷。本章將深入探討兩種收入模式背後的正義辯論。
歷史的迴響：UBI的真正誕生
儘管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其1797年的《土地正義論》（Agrarian Justice）中，奠定了UBI的哲學基礎——即土地私有化剝奪了人們的「自然繼承權」，因此應設立國家基金進行正義補償——但首次提出「定期」且「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是另外兩位思想家：
- 托瑪斯·史賓斯（Thomas Spence, 1797）：在地方層級首次提出UBI，主張將地租公平、定期地分配給所有居民。
- 約瑟夫·查理耶（Joseph Charlier, 1848）：在國家層級首次清晰闡述UBI，稱之為「領土股息」。
然而，潘恩的遠見在於，他已然提出了一個結合了「一次性」與「定期」的混合模型：向年滿21歲的公民支付一次性補助金（啟動金），並向50歲以上的人支付定期年金（安全感）。這與我們從21世紀的肯亞實驗中學到的教訓不謀而合。
分配正義的辯論
UBI的理念奇特地獲得了來自政治光譜兩端的支持，但也面臨著深刻的倫理詰問。
- 自由主義光譜的支持：芝加哥學派（米爾頓·佛里曼）：支持其近親「負所得稅」，理由是效率。自由意志主義者：支持UBI，因為它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個人的自主權。左翼自由主義（約翰·羅爾斯）：其「差異原則」為UBI提供了強大的倫理基礎。
- 倫理的詰問：羅爾斯本人也提出了著名的反對意見，即為何社會要供養自願不工作的「馬里布衝浪者」？
- 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思想家安德烈·高茲等人指出，UBI可能是「陷阱」也可能是「解放」。若UBI水平過低且由勞動稅資助，它只會淪為「資本主義的工資補貼」，鞏固剝削；若UBI水平足夠高且資金來自對資本或共享資源的徵收，它將實現勞動力的「部分非商品化」，賦予工人真實的「說不的權力」。
人權的實踐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DHR）為此提供了最堅實的法律與道德基石，特別是第22條（社會保障權）和第25條（生活水準權）。
- 一次性收入 可被視為對第25條中「喪失謀生能力時」的臨時性、補救性回應。
- 無條件收入 (UBI) 則是對第22條和第25條的永久性、結構性的制度實踐。
UBI將社會安全從一種被動的、需經官僚審查的福利，轉變為一種主動的、普世的公民權利。然而，為實現此正義，政策的資金來源至關重要。
--------------------------------------------------------------------------------
第五部：通往大同之路——從福利到紅利，從管理到解放的政策建議
建立「人間淨土」與「大同世界」的宏願，不僅要比較政策的形式，更要探究其靈魂——即資金来源的哲學意涵與最終的政策設計。
UBI的兩種面貌：國家「福利」vs. 公民「紅利」
UBI的實踐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敘事，這在行政心理學上產生了巨大差異。
- UBI作為「福利」（Welfare）：此模式透過提高勞動所得稅等資助UBI，其近親是「負所得稅」（NIT）。雖然在數學上可能等價，但在心理上，它仍是一種再分配，在制度上劃分了「淨貢獻者」與「淨受益者」，難以完全擺脫「施捨」與「接受」的隱含不平等，可能製造污名。
- UBI作為「紅利」（Dividend）：此模式透過對共享資源（Commons）的收益進行徵收並發放。其哲學不是「再分配」，而是「預分配」或「歸還」。其倫理基礎更為堅實：地球的自然資源和人類社會共同創造的財富，本應平等地屬於每一個人。在心理上，它是一種「公民權」，消除了污名，有助於建立社會團結。
表格三：UBI資金來源的政治經濟學意涵
資料來源：基於相關學術文獻及政策報告之綜合分析。
從「生存」到「繁盛」的人文關懷
政策的終極關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與精神繁盛（Human Flourishing）。UBI透過提供恆久的經濟安全感，將人類從「生存」的焦慮中解放出來。正向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PERMA模型指出，「繁盛」包含生命意義（Meaning）和全心投入（Engagement）等支柱。UBI正是透過提供經濟基石，使人們得以擺脫馬克思所言的「異化勞動」，去追求有意義的、能全心投入的「正命」事業。
對藝術家的實證訪談發現，他們將基本收入用於「購買時間」以提升工作品質、改善生活品質，並進行職業投資。這揭示了UBI不僅是經濟政策，更是一種文化與靈性政策，它承認了市場價值低但社會價值極高的活動（如藝術創作、無償照護）的合法性，引導社會轉向多元的「人類繁盛」價值觀。
基於證據的最終政策建議：慈悲的混合之道
懷著謙卑與感恩之心，我們對兩種收入模式進行最終的再評估：
- 一次性收入 是一劑強效的「資本針劑」，最適合用於修復、投資和啟動。
- 無條件收入 (UBI) 是一個恆久的「安全基石」，最適合用於維持、預防和解放。
這場探問的最終答案，是依循天台宗「方便善巧」（Skillful Means）的智慧，效仿潘恩的遠見與肯亞的實證，採行一種慈悲的「生命週期混合模式」。
- 0-18歲（安心）： 為所有家庭提供定期的「兒童基本收入」，在兒童關鍵發展期提供持續穩定的資源，確保其免於稀缺的毒害。
- 18歲時（轉機）： 透過「嬰兒債券」等機制，在公民成年時提供一筆一次性的「公民啟動金」。這將滿足「資本需求」，用於高等教育、創業或住房，賦予年輕世代一個公平的起點。
- 成年期（正命）： 為所有成年人提供定期的、終身的「公民紅利」（UBI）。這將滿足「安全感」與「心理健康」需求，為所有人提供一個永恆的保障基石，使其得以追求「正命」。
結論與慈悲的結語
為確保此制度的正義性與永續性，這份「公民紅利」的資金來源，應來自全人類的共享財富（Commons）——來自於對土地價值、自然資源、大氣污染和集體數據的徵收。
這種混合模式，圓融地發揮了一次性收入的經濟投資效率，又實現了UBI的心理療癒功能、行政簡潔優勢、社會團結力量與人文繁盛可能。這或許是我們以謙卑之心，回應建立「大同世界」宏願的、最為堅實、也最為慈悲的一步。南無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