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南亞的古典法律中，法典常相傳是印度仙人摩奴在宇宙的邊界發現了經文，抄寫後獻於王室，而成為了宇宙法則的人間化。 圖為Gemini3所製。
之前花過一段時間k過《摩奴法典》（Manusmrti），除了參考了商務印刷局的舊中譯，也看過了幾個英文譯本。原先不解這本書到底為何會這麼重要，甚至被很多地方視作「文明級經典」，除了教義之外，裡面滿滿都是各種對非婆羅門（包括對剎帝利！）的規範、對婆羅門的優待等等。
今日讀東南亞古史，讀中印兩個文明對早期東南亞的影響，印度遠比中國對中南半島更有影響，一當然是因印度有地利之便，常跟中南半島諸部落作貿易，但除此之外，還是印度的體制符合了當時中南半島不少部落的需求。納迦公主與婆羅門王子的神話故事
翻看許多古王國的創國神話，都是某個「婆羅門」（對的，印度教義的婆羅門）從印度來，然後與某個仙女、神女或納迦族的公主（據推測是原住民的領袖）結婚後，用印度體制統一了諸部落，建造了王國，而與王分享權力的，自然是婆羅門僧團了。一個例子是柬埔寨過去的扶南國：紹瑪女王是扶南傳說中那迦王之女，與自印度而來的婆羅門憍陳如一世結婚並生子，共同建立了扶南王國並開啟柬埔寨最早的王朝，越南占婆王國美山聖地碑文又輾轉記載了憍陳如的故事，中國《梁書》對扶南國的記錄亦有所載。
這些最早來創業的婆羅門，據今日的傳世文獻，往往都被刻劃成「某種聖人」，最後甚至到了人神合一的境界，宗教被用來解決Olson說的「集動行動的困難」，而且是透過創造不平等的方式，這種「寺廟國家」得等到佛教那一套講眾生平等的教義傳來的時候，才對這種體制造成衝擊。
印度宇宙觀念的擴散
之於《摩奴法典》等印度宇宙觀在東南亞地區的擴散，莫爾本大學的法學者M. B. Hooker便對印度的宇宙觀，如何影響了東南亞國家的法律，寫了一篇經典研究："The Indian-Derived Law Texts of Southeast Asia"。
Hooker認為東南亞（特別是緬甸、泰國和爪哇）的法律傳統，展現了印度法律思想如何被轉化並適應於東南亞本土文化。
這些東南亞的法律除了借用了印度的形式與術語（如 dharma，可譯作「法」），但這些代表了一種「自然的社會秩序」（natural social order）。在這種秩序中，法律被視為不可變的真理，並與宇宙的義務緊密相連。
於是乎，在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中，法律展現了一個核心特徵：法律並非由立法者「制定」（made），而是被「發現」（found）或「賦予」（given）的。於是乎，法律被定性為一種絕對的倫理，源自於「事物的本質」（nature of things）。因此，這些法律文本的功能並不在於創造新的法條，而用於解釋並證成一套符合當地社會條件與絕對原則的宇宙義務。
Honker分析了緬甸、泰國與爪哇的例子。
緬甸：《達摩薩特》與佛教語境的轉化
緬甸的法律主要載於《達摩薩特》（Dhammathat）。這些文本在形式上模仿了印度教的《法論》（dharmaśāstras），特別是上述提到的《摩奴法典》（Manusmrti），但其內容卻經歷了深刻的佛教化與在地化調整。
這些法律文本通常以「序言」（Exordium）開篇，講述仙人 Manu（在緬甸稱為 Manosara）前往宇宙邊緣的牆上發現法律，並將其獻給國王。這一敘事結構確立了法律的絕對性與神聖性，表明法律獨立於國王的意志之外。
在實質規範上，緬甸文本展現了與印度的種姓觀念顯著差異。例如，《Wagaru》文本並未如印度《摩奴法典》那般規定婚姻的種姓障礙，也不強調婚姻是為了生子以祭祀祖先。相反，它允許協議離婚，並規定了詳細的財產分配規則。此外，在繼承方面，雖然保留了「長子」（aurasa）享有特權的概念，且在不同階級的妻子財產分配上，則發展出了本土的規則。早期的英國殖民學者，包括了Emanuel Forchhammer，為了行政便利，曾過度強調這些法律的印度起源，從而忽視了其中具體的緬甸法律現實，特別是緬甸的法律兼融了佛教思想一事。
泰國：宇宙法則、永恆法與王室法令的結合
泰國法律的集大成者是 1805 年拉瑪一世（Rama I）編纂的《三印法典》（Law of the Three Great Seals）。這次編纂的目的是為了在阿瑜陀耶（Ayudhyā）被緬甸毀滅後，「恢復法律的純潔性」，而非創立新法。
泰國法律結構清晰地劃分為兩部分：
- 根本法（Thammasat / Mula-attha）： 源自 Manu 的永恆範疇，是不可變的，這部份被Honker稱作「永恆法（Eternal Law)」
- 王室法令（Rajasattham / Sakha-attha）： 國王針對具體爭議的判決。
值得注意的是，國王的判決之所以能成為永久性法律，是因為它們被抽象化並融入了永恆的《法政書》（Thammasat）之中，從而獲得了「永恆法」的權威，於是君王的權威被上升到了宇宙秩序的等級。
此外，泰國法律反映了嚴格的社會階層制度——「薩克迪納」（śaktinā，意為尊嚴的標記）。個人的法律權利、罰金數額以及土地擁有權，完全取決於其爵位等級。在債務與奴隸制方面，法律也展現了經濟功能，例如「生息債奴」（interest-bearing bondsmen）僅作為債務的擔保品，並不一定需要為債權人服勞役。
爪哇：《阿卡瑪》中的混合與調適
爪哇的法律文本，如《阿卡瑪》（Agama，亦稱 Kutara Manawa），雖然主要保存於峇里島，但反映了印度《傳承書》（smrti）與爪哇本土習俗的複雜融合。
這種融合最明顯地體現在罰金制度上。《阿卡瑪》一方面沿襲印度法律，根據犯罪者與受害者的種姓（varna）來決定罰金的多寡；另一方面，它引入了爪哇本土的「賠償」概念（pangliçawa），強調必須向受害者支付雙倍或多倍的賠償以「洗清」罪惡，這與印度法律強調公法性質的懲罰有所不同。
爪哇法律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忽視「意圖」。在許多情況下，法律實行嚴格責任制（strict liability），即無論行為是意外還是故意，行為人都必須賠償損害。在家庭法方面，爪哇文本反映了核心家庭結構，承認夫妻共同財產制，且配偶間可互相繼承，這與父權制的印度模式大相徑庭。
佛教與中南半島國家國家形成
如上述，佛教在中南半島普及使得印度教等種姓思想並不是那麼普及。然後，另一方面，佛教興起並不代表東南亞的建國風潮就停滯了。
在緬甸，猛族也找到了把佛法、修行與社會安全、行政結合在一起的國家體制，具緬甸傳世文獻《玻璃宮史（The Glass Palace Chronicle / Hmannan Yazawin）》所載的半神話、半史事的紀錄，緬甸阿奴律陀王如何向直通（Thaton）的孟族國王摩奴哈（King Manuha）請求《三藏經》，被拒絕後發兵攻打，最終將孟族的工匠、僧侶和經典帶回蒲甘的故事。迨猛族遭緬族擊敗、奪土地與政權之後，緬族更是把猛族的制度創新推及在緬族勢力範圍的每一個地方，僱用猛族的工匠建立了好些今日依然可見的佛塔，從猛族的元老用32頭白象迎來巴利文的《三藏》等，不同的政治勢力甚至為了這些經典大打出手，緬猛合作的勢力範圍延續至今，就是「緬甸」。
《玻璃宮記》裡既載緬族如何俘擄了猛族之王並以32頭白象運回佛典
結論：作為宇宙秩序的法律
東南亞的傳統法典常因具有書面形式且涉及統治關係，而被西方殖民學者簡單視為「民法典」，但這往往是一種誤解。
Honker認為在東南亞的語境中，法律並未與宗教、王朝歷史或官僚體制區隔開來成為單獨的概念，反倒是融入「自然道德秩序」的敘述當中。無論是在佛教的緬甸與泰國，還是受印度教影響的爪哇，法律都被視為一種「相互依存的規則」（rule of interdependence），連結了國王、臣民與宇宙。這種法律觀超越了人類的任意意志，將社會義務提升至宇宙秩序的高度，成為一種普遍且神聖的約束。
至於為何種姓制度並沒有隨著《摩奴法典》在東南亞擴散開始，就是另外一個大哉問了，如上述在緬甸，佛教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然而在其他地方，種姓觀念的普及也有不小的差異。
比方說Varna的觀念在以前的高棉王國有被使用，但種姓的用法較接近社會階級，有流動的空間。上述泰國的薩克迪納，則為種姓的概念相去甚遠，更多與泰王的封爵更有關係。緬甸則直接捨棄了摩奴法典中關於種姓的規範。
然而，越南中部的占婆地區曾實施過種姓制度，但隨著占婆王國的衰退而逐漸消退。爪哇曾經有相對嚴格的種姓制度，比方爪哇曾經有戰士剎帝利種姓，但隨著滿者伯夷（對就那個先跟蒙古忽必烈合作再背刺蒙軍的滿者伯夷）敗退於淡目等新興的伊斯蘭蘇丹國之後，種姓制度在印尼地區漸漸絕跡，惟峇里島尚存有完整的種省制度，爪哇本島剩騰格爾人仍保留印度教信仰。
與印度的宇宙觀相比，「百代猶行秦法政」的中華勢力，在東南亞就沒那麼可人了，而唯一最有系統接受的越南，則是當中最仇中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