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作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與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歷經百年流轉，早已不只是歷史教科書中的理念，而是實際影響制度設計與政治語言的根本框架。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台灣所處的內外環境已與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時大不相同，這套思想在當下面臨的，不再只是「是否被遵守」，而是「是否仍能有效回應現實問題」的深層挑戰。
首先，在民族主義層面，三民主義遭遇的是「認同結構的轉變與外部壓力的疊加」。孫中山所談的民族主義，核心在於反帝、反殖民與國家自主，但當代台灣的處境，並非單純的民族解放問題，而是高度複雜的主權、安全與民主防衛議題。一方面，台灣社會內部的國族認同呈現多元化，對「中華民國」的理解不再一致；另一方面，來自中國的政治、軍事與認知作戰壓力，使民族主義若處理不當，容易被簡化為情緒動員工具，而非理性公共討論。如何在不走向排他民族主義的前提下，建立穩定而民主的共同體認同，是三民主義在民族層面所面臨的首要危機。台灣在單獨統治下經歷了60年以上，所謂的民族的定義是事實上只界定在台澎金馬的2,300萬人之中。當今沒有人說清楚，因為當時的情況並沒有人考慮到分裂的情況。所以統獨問題一直是爭議的核心所在。說白的，這也是亂源的根本。
其次，在民權主義方面，挑戰並非制度不存在，而是制度被過度消耗。台灣已完成選舉、政黨輪替與言論自由的制度建構，但民權主義的核心精神——權力制衡、責任政治與理性公共討論——卻正面臨侵蝕。立法院的對立失序、行政與立法長期對撞、程序正義被政治動員凌駕，使民主逐漸被簡化為「多數即正當」。當民權只剩下投票，而缺乏制度信任與公共理性時，民權主義便可能從防止專制的工具，轉化為製造治理癱瘓的結構性問題。當今的亂象是，立法院不斷通過各種擴權法案，政院也只能被迫對戰，坦白說，台灣的權力結構正在快速崩裂中。誰得利？坦白說這恐怕是有人最想看到的結果。第三，民生主義所遭遇的危機最為現實，也最為迫切。孫中山提出民生主義，原意在於防止資本過度集中、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但在高度全球化與金融化的今日，台灣面臨的是低薪化、房價高漲、世代不正義與社會安全網壓力。現行制度下，政府在市場與社會之間的調節能力有限，民生主義的理想往往淪為政策口號，而非具體可執行的制度藍圖。當人民在生活壓力下對政治失去信心，三民主義作為「以人民為本」的思想，其正當性自然受到質疑。想想，低薪化、房價高漲、世代不正義與社會安全網壓力這些議題有人在談嗎？沒有，一個都沒有。
進一步而言，三民主義面臨的並不只是三個主義各自的問題，而是整體論述被邊緣化的危機。在當代政治語境中，三民主義常被視為歷史象徵或政黨標籤，而非可供公共辯證的思想資源。年輕世代對其內容陌生，教育體系又缺乏與現實連結的詮釋，使三民主義逐漸失去語言生命力。當一套思想無法回應當代人的生活經驗，便難以成為凝聚社會共識的基礎。
此外，外部威權體制的對照效應，也構成三民主義的特殊挑戰。在中國以高度集權體制展現效率敘事的情況下，台灣民主制度的混亂與成本被不斷放大檢視。若三民主義無法清楚說明「為何民主的混亂仍優於威權的秩序」，其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正當性，將持續受到侵蝕，甚至被質疑是否「不合時宜」。
最後，三民主義最大的危機，或許在於被僵化理解，而非被真正實踐。當它被當成不可質疑的政治正典，而非可被修正、補充與再詮釋的思想體系時，反而失去與時代對話的能力。三民主義若不能正面回應數位治理、世代分配、社會不平等與民主韌性等新課題，將難以繼續作為台灣政治的思想支柱。這也是當今時代的一大悲哀，沒有人願意談三民主義，可悲的是，台灣2,300萬人卻是活生生地生活在三民主義所設計的框架之中60年之久。這不僅只是奇怪，而是魔障，一個碰觸不得的魔障。三黨都不願意坦然面對。
總結而言，當下三民主義所面臨的挑戰，並非來自單一敵人，而是來自時代變遷、制度疲勞與社會期待落差的交織。它的危機不在於「是否過時」，而在於「是否仍被認真對待」。唯有將三民主義從口號中解放，重新放回民主實踐、社會治理與人民生活的具體脈絡中，它才有可能在新的歷史階段，繼續成為支撐台灣的思想資源，而非僅存於憲法序言中的名詞。
當今所有人只有誠實的面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這八個子字，討論如何去做，如何去修改，調整、改善，才是正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