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清代起，即為一多元族群所構成的移民社會。清領時期，閩粵移民陸續來台，蓽路藍縷，以啟山林，形塑出台灣最初的社會輪廓。至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國民黨政府遷台，隨行者不僅包括政府高層與軍事幹部，也涵蓋學術、經濟、媒體等各界菁英，對當時的台灣社會，帶來政治與文化上的劇烈變動。 然而，台灣本地原有住民並未對這波外來移民採取排斥姿態。反之，歷經數十年融合，彼此已然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今日所謂「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多已視台灣為家，唯有少數人仍對其祖籍懷有過度情感，未能以「台灣」為本位思考其政治立場與國族認同。 早年，台灣在蔣氏父子威權統治之下，強調反共復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儘管其口號理想未必為時勢所接納，但其基本政治立場——拒絕與共產極權為伍——卻是當時社會普遍共識。彼時之國民黨，仍保有對中共之根本警覺。當時，「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反共原則，現在看來，是非常明智的。因為，中共黨史從無對外遵守承諾的記錄。 若將視野再往前推進，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1895–1945）五十年間，雖受制於殖民政權，但本地菁英與知識分子並未因此噤聲。反之，無論是文化啟蒙運動、地方自治請願，抑或《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皆展現出台灣社會在高壓統治下仍追求公民意識與自主權的努力。
也就是說，台灣的公民社會，並不是解嚴之後才誕生，而是在百年來的外來政權統治下，一步步孕育、逐漸成熟的。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台灣人的民主意識，並非憑空而來，也不容輕易剝奪。 1990年代後，台灣完成民主轉型，政黨輪替成為常態。民進黨與國民黨輪流執政，體現了制度成熟與民意自由選擇的尊嚴。但自2000年總統大選敗選後，國民黨在面對選舉失利與政權轉移時，逐漸改變其政治路線，從強調反共轉而傾向「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等模糊表述，並藉「和平發展」、「經濟互利」之名，與中共政權展開政治對話。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國民黨這一連串的示好與低姿態，並未換得中共絲毫的尊重或善意回應。反之，北京始終未曾正式承認「一中各表」，更刻意模糊「九二共識」的內涵，反覆強調「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對中共而言，國民黨不過是可以利用的統戰工具、一個在台灣內部擾亂民主機制的媒介。凡此政治輸誠，不僅未能改善兩岸關係，反而讓國民黨失去其獨立性與基本尊嚴，屢遭輕視，卻甘之如飴。 2024年大選之後，國民黨籍尚未就任的多位立委當選人，竟主動前往中國，會晤中國政協主席王滬寧——中共對台統戰的主導者。此舉非但無視主權尊嚴，更形同以人民選票所賦予之政治資本，作為謀求與極權政權私下交易的籌碼。返台後，他們旋即在立法院以席次優勢強行通過諸多爭議法案，破壞國會制衡、踐踏程序正義，激起民間強烈反彈。 今年七月的「大罷免行動」，雖未達成罷免門檻，然其中所反映的社會憤怒與民主防衛意識，已非政黨可以輕忽。許多民眾之所以尚未醒悟，乃因對國民黨仍抱持「昔日反共」之印象，未察覺其黨性早已劇變，甚至與中共之利益一致而非對立。此一政治誤判，正是台灣民主的潛在危機。 「親中」若真能促成和平，何以至今中共飛彈不止、武嚇頻仍？何以其對台滲透從未鬆手，假訊息、假民調、假代言無所不用其極？此非和平，而是披著和平外衣的戰略攻勢。台灣若誤信其言，無異自廢武功，自縛手腳，終將斷送民主自主之路。 如何防範盲目親中？ 為抵禦盲目「親中立場」所帶來的民主風險，台灣社會當從以下數方面着手： 1. 深化歷史教育與媒體素養：應強化國民對中共統戰歷史與策略的理解，提升對假訊息、資訊戰的辨識力，避免被片面和平論述所矇蔽。 2. 強化民主制度的防衛性設計：例如修法明定政黨不得接受外國政權指導、政黨成員不得參與違反主權原則的政治活動，確保民主體制不被內部掏空。 3. 推動公民社會自主行動：從地方組織、社群媒體、學術團體到宗教團體皆應保持警覺，主動監督政治人物與政黨，發揮公民守門人角色。 4. 鼓勵國際民主聯盟支持：主動強化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合作關係，使台灣的處境能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更多理解與聲援，形成多方抵禦極權壓力的支撐系統。 親中不等於和平，甚至往往是台灣自由最險峻的破口。我們必須以歷史為鑑，以民主為本，拒絕任何來自極權體制的政治收編。因為台灣的民主，不是從天而降，而是百年來在殖民與威權下不屈奮起的結果，決不能在和平假象下拱手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