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數據說故事：葉高華《台灣族群史解謎》

「則欲取金匱石室之書，以成風雨名山之業，而有所不可。」
——連橫〈台灣通史序〉

隨著戒嚴時期檔案的解密，對擅用資料說故事的人來說，又多了許多題材。本書作者葉高華在〈序言〉說：「我的志業是找出我們社會中尚未獲得解答的謎團，想辦法解謎。」他翻找了1956年國軍戶口普查數據，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說出了許多潛藏在數據之後的故事。

關於葉高華的傳奇故事不少，最有名的就是發生在2019年的「我是作者」事件，他寫了一篇〈高雄的大學生如何看韓市長與總統大選〉，引來柯文哲支持者留言。留言內容展現對文章的誤讀，葉高華淡淡的一句「我是作者」，讓旁觀者忍俊不禁。

葉高華討論高雄的大學生如何看待韓國瑜與總統大選

柯文哲支持者的誤讀，被作者狠狠打臉

第一個謎題：「四大族群」論成形之前，台灣人是怎麼「分類」的？

「四大族群」的說法，是將台灣的住民區分為「原住民」（南島語系）、「福佬人」、「客家人」（漢藏語系，具有台灣省籍）以及「外省人」（戰後由大陸各省陸續遷台）。這種說法在1960年代末，台大社會系陳紹馨教授與美國傅瑞德教授出版的書籍中便可得見，1980年代隨著民主化運動的推展，對於族群之間各種矛盾的廣泛討論，致使「四大族群」的說法在社會上廣為人知。

然而仔細討論，這個「四大族群」的分類其實很奇怪，「原住民」和其他族群的分類是依循「原／漢之別」，「外省人」和其他族群的分類是依循「本／外省之別」，同為本省籍的「閩／客」族群則以語言差異區分。中研院社會學者張茂桂教授認為，這套論述是民進黨在新的台灣民族想像之下，為了回應當時的族群運動（原、客）而出現的說法。

無論論述如何發展，葉高華的問題意識很明確：這樣的族群分類，在「歷史」和「制度」上是怎麼出現的？

考察日治時期的戶籍管理，一開始台灣人並未使用日本人的戶籍管理制度。1900年，日本總督府通告各縣廳進行「關於本島發達之嚴格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依照祖籍區分漳州、泉州人；1903年，兒玉源太郎的「戶口調查規程」要求，只追溯台灣的，不追溯中國的祖籍；1905年，受國際統計學的討論影響，「國勢調查」決定以警察機關的戶口調查簿為根據。在後續的「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中，引入「種族」的概念，將台灣人區分為：

內地人（日本人）、本島人（福建人、廣東人、其他漢人、熟番、生番）、外國人

1905年之後，日本政府對台灣的戶口調查漸成穩固制度，區分「福建人」跟「廣東人」的分類界線，逐漸從「祖籍何地」轉變為「使用何種語言」。

1915年定義的福建、廣東語：
- 福建語（泉州、漳州、廈門語等，包含福州語、潮州語、興化語）
- 廣東語（所謂客人語，包含廣州話）

葉高華教授翻閱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發現：
- 常用語福建語的人當中，96%認定為福建人
- 常用語廣東語的人當中，98.1%認定為廣東人
- 例外：雙語人（在家跟在外講不同語言）、跨語群收養

實際上，福建地區有講客家話的人口，廣東地區也有講閩南語的人口，在日本的戶籍資料登記上的「福建」、「廣東」，實際上的意義並不是「移居台灣前的祖籍」，而是「他們使用何種語言」。在這個脈絡下，民間常討論的「福佬客」（民間說法：在台灣，長居閩南人之間的客家人使用閩南語為主要語言，但從血統上他們是客家人）可能並非「福佬化的客家人」，實際上他們是廣東沿海的閩南語族群，本來就是講「福佬話」。

第二個謎題：福佬人纏足、客家人不纏足是真的嗎？族群交錯地區的纏足率如何？

民間說法：福佬人有纏足習俗，客家人很少纏足，原住民也很少。

根據日治時期的調查資料，1915年，纏足率已經由十年前的68%下滑至21%，但仍有56.8%福佬女性具纏足經歷。

葉高華的問題意識是：為什麼纏足？為什麼放棄纏足？族群交錯地區的纏足風俗如何變化？

觀察資料，葉高華發現鄰近客家地區的福佬族群，纏足率較低（如桃園台地東側、新竹沿海、台中盆地東北側、屏東平原西側），至於如何解釋這個現象？葉高華運用資料探討了以下假說。

【假說一】族群衝突區不纏足，才可逃脫或抵抗

疑問：新竹地區沒有閩客械鬥的紀錄，中台灣比較常漳泉械鬥。假設人群械鬥會降低纏足率，中台灣應該會有一個天然足帶。但實際上這些事沒有發生，漢原交界帶也是如此。除此之外，「福佬客」（說福佬話的廣東移居者）不見得傾向天然足。

【假說二】族群融合說，天然足的福佬女性，能接受大腳客家媳婦的福佬家庭比較不會逼迫女兒纏足

疑問：從數據來看，一部分可以解釋族群交界處的纏足率變化現象，然而有比「族群融合說」更大的社會力量推動這個現象。

【假說三】社會壓力說，當婚姻市場上有不裹小腳的選擇，就會降低纏足的壓力（纏足的賽局理論）

葉高華認為，從統計數據的表現上看，這個假說是最有解釋力的。作者引用社會學者格蘭諾維特提出的門檻模型，解析漸層分布的機制。父母是否為女兒纏足，取決於周邊人群的纏足率是否高過他們心中的門檻。有些人接受門檻很低，例如不愁吃穿的富貴人家；有些人接受門檻較高，例如需要女人做事的農家。周邊人群纏足率越高，他們越可能跨越門檻加入行動。例如受大量纏足人群包圍的客家聚落，還是有可能提升纏足比例，受大量不纏足人群包圍的福佬聚落，也有可能降低纏足比例。除了統計數據之外，從傳教士的觀察紀錄裡，在廣東汕頭地區也可看到類似的現象。

【假說四】勞動條件說，客家女性必須從事生產勞動，因而免於纏足。鄰近客家地區的閩南族群，可能因經濟條件類似而少纏足

這個說法偏向「經濟決定論」，亦即認為決定是否纏足與經濟條件的長期積累有關，族群的影響力不大。但葉高華查驗「平均耕地面積、水田纏足率、作物種類」等幾個經濟指標與纏足率的變化後，發現這個假說不足以解釋數據的變化，解釋力比不上社會壓力說。

無論福佬、客家人的交互影響如何影響纏足率，「纏足」這個陋習終究還是被終止了。終結纏足的社會機制是什麼呢？經濟學者吳聰敏認為，糖業蓬勃發展，需要女性勞力投入，促使大量女性解開纏足。葉高華則認為依舊可以用「社會壓力說」來解釋。這跟日本政府推動「解放天足」的政策，形成「解放纏足」的另一場競賽有關。在這個大背景下，「經濟壓力說」有部分解釋力，農村、種甘蔗地區的解纏足壓力較低，不用務農的市街女性往往更難解開纏腳布。

這一章的討論除了關於纏足變化的數據和假說之外，在最後葉高華特別提到「族群研究應往著重族群之間的社會互動和文化交流發展」。作者沒有寫白的部分是，過往關於族群討論經常偏向族群之間的差異和區分，像福佬人纏足，客家人不纏足之類的，但是對於這種有差異的習俗如何演變發展，討論卻不夠。討論差異可能是加固印象、鞏固差異；討論演變，可能帶來更多族群之間的理解。

第三個謎題：福佬人和客家人通婚嗎？什麼情況下通婚？什麼情況下則不？

民間說法：福佬、客家兩個族群隔離、兩者對立。

葉高華認為，族群之間的衝突事件常成為研究素材，但不是族群互動的全貌。學者邵式柏認為，福佬、客家之間的社會互動和文化交流被學術界輕忽，應加強關於族群交流的研究。

在眾多議題中，通婚是族群融合的重要指標，接觸可能增進兩個族群的相互理解，也可能強化彼此的偏見。例如，住在黑人集中區的白人，由於日常接觸的機會變高，對少數族群的印象更為負面。社會學者王甫昌也發現，常接觸外省人的福佬人，族群意識更高。

葉高華的問題意識是：福佬人和客家人的族群關係，是否影響通婚率的變化？

研究方法：鎖定四個福客邊界地區，分析戶口調查簿（六家、貓兒錠、通宵、神岡），分析「婚姻入戶」的數據。從接受方為福佬或客家的角度觀察婚姻入戶事件，把「本籍戶口調查簿」和「除戶簿」串聯使用。

需考慮：人口結構，族群規模較小的，通婚率較高（鄰近福佬的客庄、鄰近客家的福佬、兩群混居客多、兩群混居福佬多）

四個用來分析的地區，族群特性是：

• 六家（鄰近福佬的客庄）
• 貓兒錠（鄰近客家的福佬）
• 通宵（兩群混居客多）
• 神岡（兩群混居福佬多）

研究結果：福客關係（閩客關係）因地而異，不像刻板印象中總是隔離或對立。有些地方（如竹北東部的客家族群和西部的福佬族群）確實互不通婚，但像通宵、神岡地區，福客通婚的機率則接近隨機分配。

這樣的結果呼應了社會學者王甫昌的主張：在1980年代族群運動之前，人群分類意識相當地方化，不同地區的差異相當大。講得更白話一點，沒有全台性質的「福佬人」如何如何，只有「你家旁邊的福佬人」如何如何。

除了這個結論之外，葉高華也針對微觀層次的一些問題進行分析。包含：

• 教育：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跨族群通婚，但女子學校太少
• 代間影響：通婚家庭的孩子，下一代也比較容易通婚
• 婚姻形式：大婚（明媒正娶），小婚（童養媳），招贅婚（招男）。大婚偏好家族聯姻，但婆媳關係緊張，大家族也童養媳，可能是為了婆媳關係和諧。小婚容易性嫌惡，生育率最低、離婚率最高、易發生婚外情、姻親關係淡薄。客家比福佬偏好小婚。
• 纏足的影響：纏足的福佬人不易跟客家通婚

第四個謎題：「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是真的嗎？原漢通婚的情況如何？

流行說法：「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描述清代早期漢人來台開墾，因政府禁令多為單身男性（唐山公），來台後多與母系社會的平埔族女性通婚，形成父系來自唐山，母系源於台灣原住民的現象。

這樣的說法，在「急欲與中國切斷關係」的論述推動者眼中，成了論證「台灣人與中國人沒關係，連血緣都沒什麼關係」的論據。結論是：多數台灣人不是純種漢人，而是漢人與平埔族混血的後代。支持此類論述的學者林媽利，近年不斷透過媒體宣稱85%以上的台灣人擁有原住民基因，雖然這種說法沒有足夠的數據支持，卻獲得許多台獨基本教義派歡迎。

無論混血比例的研究進行得如何，葉高華的問題意識是：「來自福建、廣東的人群普遍與平埔原住民通婚」，這種說法是真的嗎？

在史料中，確實能找到一些關於普遍通婚的證據，不過在19、20世紀之交，更常見的敘述框架是「平埔原住民跟漢人原本很少通婚，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剛開始被接受」。為了探求這個問題的真相，葉高華運用1905到1945年間的戶口檔案，探討：漢人與原住民平埔族之間通婚的普遍程度為何？通婚受什麼條件影響？

整理前人觀點，人類學者鮑梅立認為，漢人女性寡婦為了討生活，不得已改嫁平埔男性；非常貧窮的漢人男性，為了討生活入贅平埔家庭。歷史人類學者邵式柏則認為，漢人男性若提供勞動力，入贅後可控制妻子的土地；漢人與平埔原住民的通婚最初完全是單向的，都是由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

將前述學者的質性觀察整理成以下四點指標：

• (1)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是主要的通婚途徑
• (2)漢人女性嫁給平埔男性，通常為寡婦再婚
• (3)漢人纏足阻礙跨族通婚
• (4)禁纏足後通婚率上升

研究資料後，葉高華的結論是：

• (1)平埔女性招贅漢人男性（不完全是這樣，但資料無法證實或否證）
• (2)漢人女性（寡婦）嫁給平埔男性（否，有很多是初婚，學者只是剛好問到寡婦）
• (3)漢人纏足阻礙通婚（關聯很弱，不具代表性）
• (4)禁纏足後通婚率上升（通婚率上升不見得是纏足的關係）

所以，結論是什麼呢？

從全島層次來看，只有比例極低的漢人與平埔原住民通婚，主要是因為平埔原住民人口比例太低，漢人和平埔族通婚，對平埔族影響很大，對漢人杯水車薪。從村落層次來看，通常只有那些經常在平埔村落中成為少數群體的漢人鄰居，較常與平埔原住民通婚，出了部落很可能就不是這麼回事。原漢通婚，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容易或普遍。

原漢通婚的條件，可以用布勞的結構理論來解釋，當群體的人口規模越小，與他者的互動機會越大，通婚率也會越高。鮑梅立觀察到的現象，可能只是部分地區的情況，不代表多數情況。1946年之後，平埔族、熟蕃等標籤徹底消失在戶口登記中，加上1960年代後加速的都市化浪潮，再也沒有資料能計算平埔原住民與漢人的通婚率，否證「普遍通婚說」就很困難，「原漢通婚」逐漸成為部分台灣民族主義者的重要主張。2010年，原民會在關於平埔原住民身份的憲法訴訟案中公開統計數據，全台有98萬1641人至少擁有一位「熟」注記的祖先，只占總人口數的4%，「有唐山公無唐山媽」這個說法，看來並不是事實。

第五個謎題：平埔原住民身份之謎，誰是「山胞」？誰取得「山胞身份」？

2009年五月二日，三千多位平埔族人走上凱達格蘭大道，要求政府還給他們原住民身份。對於平埔族原住民如何在體制裡失去身份，當時有兩個說法：

• 排除論（平埔族人提出）：1950年代的「平地山胞認定」排除平埔族，導致他們失去法定原住民身份。
• 放棄論（原住民委員會）：多數平埔族人在1950年代的「平地山胞身份認定」中自行放棄登記，因而失去原住民身份。

當時的爭議讓許多人以為平埔族人的身份認定問題來自1950年代的山胞身份認定，但其實並不只是這個問題。

葉高華的問題意識是：「山胞」指的是誰？為什麼會有山胞身份認定？這個身份認定如何處理「平埔族」？多少平埔族人取得山胞身份？

整理歷來政府關於原住民治理的制度變遷，大致情況如下圖：（本書中主要討論的是戰後部分）

原住民身份在不同政府中的認定

清領時期，漢人依照原住民受教化程度將其區分為「熟番、化番、生番」，即便是同一「族」，也可能沿著番界切開，被分到不同的類別中。到了日治時期，依照種族區分爲熟蕃、生蕃，分別對應平埔（被漢化的平埔族）、山地生蕃、平地生蕃（在平地生活的原住民）。這樣的分法，在二戰後的中華民國體制裡被重新分類，在「中華民族」的想像裡，原住民不該自成一個「種族」，因此改以「山地同胞」來代稱，並認為「蕃」這個稱呼具歧視性。

官方既不認為「原住民族」是種族，為什麼還要辦理山胞身份認定呢？原來，考量山地同胞的經濟能力，政府給予山地同胞身份，用來豁免腹水、耕種保留地、選舉民意代表。1954年，台中縣選舉編造選舉人名冊時，遇到身份認定的疑義「居住平地之平埔族應視為平地人或山地同胞？」台灣省政府的回覆是「居住平地之平埔族應視為平地人，列入平地選民名冊。」這是否是平埔族喪失身份的原因呢？其實並非如此。民國政府對「山地同胞」的認定，沿用日治時期戶籍簿種族欄登載為「高山族」者，也就是只認定由「山地生蕃」轉化來的「山地山胞」。後續納入不住在山地區的「平地山胞」，但並未納入平埔族。「平地山胞」的認定採用「申請認定」的手續，不願申請登記為平地山胞的，視為平地人民。（需於1956年10月3日至12月31日間登記）

以上圖中的內容來說明，民國政府裡的原住民身份認定是先有「山地山胞」，再開放「平地山胞」做登記，在這個過程中平埔族並未被分列、辨識出來。政府採用的申請登記管道（包含登記、補登記、二次補登記、三次補登記）亦不足以讓平埔族意識到自己應該參與登記。

然而，有多少平埔族人經由山胞身份認定取得身份？葉高華檢閱戶籍資料，從「族系未詳」及「平地山胞人口比對」的資料，可以推測台灣大約有兩萬餘名平埔族人。葉高華認為，1950年代山胞身份認定既不存在排除「平埔族」的問題，也不存在平埔族人放棄身份的問題。因為在民國政府的新分類中，「山胞」本來就不包含平埔族。問題並不是1950年代山胞身份認定本身，而是當代只追認山胞身份作為原住民身份要件。也就是說，應該跳脫1950年代的認定，承認非山胞的平埔原住民也是原住民。

平埔族的身份究竟該如何認定？離開這本書討論的範圍，在現實世界裡，從蔡英文總統任期起，政府推動「原住民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工作，建構有利於原住民族整體發展的制度與環境，包含平埔族後裔的清查與認定。2018年，內政部戶政司清查平埔後裔98萬人，原民會於2021年公開這個數字，並持續推動後續的制度改善。

第六個謎題：外省遷台人數之謎，到底有多少「外省人」？

1949年前後，究竟有多少外省人來台？這個問題一直在民間流傳。有認為六十萬的，也有認為兩三百萬的（這個數字相當於當時台灣人口的1/3左右）。

這個問題的癥結在於，由於戰後的各種混亂，以及政府對一般民眾和軍人戶籍的管理方式不同，比較難從流通資料中準確得知具體數據。學界比較常引用的是人口研究者李棟明的估計，他認為1947~1965年有908,500名外省人移入，如果加上1945、1946的移入人數，他猜測總共有96萬人。李棟明並未仔細說明這個估計數字的計算過程，加之民間對這個數字的討論差異甚大，這就引發了葉高華的探索興趣。

近來，由於檔案局的總統府檔案解密，葉高華檢索《臺閩地區戶口普查》卷宗，從〈中華民國臺閩地區戶口普查初步統計表〉裡，他認為可以據此推估出更準確的「外省人」人數。

「外省人」的人數為什麼不容易推估？在制度上的原因是，「民眾」納入中華民國戶籍制度管理，「軍人」則不在戶籍管理中，納入軍隊的統計資料。而軍隊的相關資料是逐步制度化，直到1970年左右，才陸續完成軍人納入戶籍統計的資料。

根據葉高華的整理結果，195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可獲知，當時的現役在營軍人計有506,359人，無戶籍者有502,835人，扣除無戶籍者中的「台籍充員」，最終可得外省無戶籍軍人共377,892人。這個數字，加上同一份統計資料中，針對「民眾」的統計數據，當時台灣設籍的外省人數為640,072人。兩者相加，最終得到「外省遷台人數總共1,024,233人」這樣的數字。（邏輯圖參見下圖）

外省人的人口估計困難的制度因素

這個數字不能說是涵蓋「外省籍遷台人數」的全貌，但至少掌握了1956年9月16日這個時間點的切面。這個切面與全貌的可能差異為何？包含：

• 1,024,233人並非全都居住在台灣，其中有數萬人駐防金馬地區（會輪調），移入台灣之人數少於這個數字。
• 1,024,233人不包含1956年9月16日前曾移入台灣但又離開的人。
• 1,024,233人不包含1956年9月16日前曾移入台灣但又死亡的人。
• 1956年之後還有一些外省人口移入，規模最大的一批是1961年自滇緬邊區移入台灣的4406人，加上其餘零星移民，還會多一些人。

這一章葉高華使用的是戶籍資料的直接數據，不過根據其他的估算方式，還可以算一些數據來作為旁證，包含：

• 依照人口學公式估算，人口增加數＝自然增加＋社會增加，依照1947~1970戶籍統計，估算數字大約小於1,078,545人。
• 運用1966年人口普查的資訊，這次普查首度將現役軍人與一般民眾合計，結果顯示常住台灣的省籍人口中，有1,008,633人出生於外省。（可能有些外省人死亡或移往海外，數千名滇緬移民移入）
• 台大教授駱明慶也曾運用1956及196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做估計，他的估計數字是1,036,852人。

除了數字之外，前述統計資料也告訴觀者，「外省人」的人口特徵。包含移入者的性別比嚴重失衡（男女比375:100），外省人的「省籍」最多來自福建、浙江、江蘇、廣東、山東，尤其非軍人的一般民眾。外省籍民間人口大多居住在都市，尤其是台北及周遭地區。在1956年的普查結果裡，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台南等大都市的某些區，外省籍人數可達二成以上，台北市大安區的外省籍佔比甚至高達66%。1966年人口普查納入在營軍人後，外省籍佔比最高的地方是台北縣永和市，高達61%。台北市大安區、古亭區、高雄左營區，外省籍人口也過半。軍營所在地、公務人員所在的中興新村、退役外省籍士兵常被安排居住的花蓮豐濱、鳳林、玉里等地，外省籍佔比大幅增加。

總結來說，戰後遷台的外省人，大約有102萬左右。李棟明的96萬人稍微低估，但是認為外省人高達一百二十萬、甚至兩百多萬人口的，就過於誇大了。造成這些誇大數字的原因，可能是重複計算有戶籍的軍人，也可能把在台灣出生的外省二代算進去了。

第七個謎題：外省人學業成就好，是因為他們華語講得好嗎？華語與外省人教育優勢之謎

台灣教育體系長期以華語作為教學語言，許多人希望孩子從小在家裡講華語，才不會輸在起跑點上。台灣民眾普遍認為說華語象徵社會地位高，且有助於向上流動。社會階層研究也早已揭露：外省第二代的教育成就平均而言高於同世代其他族群。

葉高華想問的是：學前階段的家庭語言，是否對日後教育成就產生影響？從小講華語，是否能解釋外省人的教育優勢？

經過一連串複雜的討論後，結論是：如果忽略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地位，從小講華語的人看起來是比較容易上大學，但是這是虛假關聯。真正影響教育成就的關鍵因素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地位，父母的教育程度或職業地位越高，越可能對孩子講華語，同時子女也越可能上大學，但是從小講華語與上大學沒有直接關聯。換言之，高學歷、高地位的父母無論對孩子講什麼語言，其子女就讀大學的機會差不多高，低學歷、低地位的父母即使刻意對孩子講華語，也不會提高上大學的機會。

研究個別個案生命歷程中複雜的語言動態及其影響，是相當困難的挑戰。討論到幼時家庭語言對教育成就的長遠影響，目前能證實的是：初中畢業後的升學路線選擇。出身華語家庭的人對讀書有更高期待，即便學業能力不突出，也更傾向就讀高中、拼考大學（不會比較容易考上）。出身台語家庭的人較親近技職教育，台語人只要自覺讀書讀不贏人家，就傾向選擇這個未來可能用得上台語的路線，經由「黑手變頭家」，日後成為小雇主。

本書之外：資料運用的邊界

這本立基於社會科學及統計數據的書，解答了許多關於族群討論的謎題。然而在閱讀與討論的過程中，也是有不少問題是本書無法解答的，算是「資料運用的邊界」吧。比較明確的問題包含：

• 討論福佬、客家人裹腳的問題時，究竟福佬人裹小腳是因為族群文化還是因為身為有錢階級？這個問題牽扯到早期台灣移民的性質，究竟人們是因為「在故鄉窮到必須逃離」還是「拿著第一桶金來台灣探險拓荒」？
• 討論「自幼學華語」對學業成就的影響，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職業地位在統計上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但也許「權力關係」才是子代取得教育優勢的原因。教育體系裡充滿本地台灣人很少去學的東西，教育補助費、對公務體系的熟稔度等，都是必須進入國民黨的恩庇侍從體制裡，才有機會熟悉、獲得的資源。用不嚴謹的語言來講述這個問題，軍公教體系裡的「外省人」在經歷數十年的演變後，有可能並不完全是一群擁有「外省血統」的人，也包含數十年來浸泡在「外省語言體系」裡，運用「外頭外腦」的方式認識社會、思考權力運作、享受「外省福利」的台灣人。
• 數據資料反映的真的是現實嗎？大概沒那麼簡單。當資料不足的時候，喊「資料不足」，說明現行數據解釋的極限，可能也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法。
• 與本書無關，但是很有趣的資料詮釋案例是2025年行政院的〈國情簡介〉被國民黨人士楊渡撰文批評，認為「臺灣目前已設戶籍人口2.6％為原住民族群，另外來人口占1.2％，其餘人口占96.2％」這樣的描述是刻意迴避呈現客家人、閩南人、外省族群的特徵，就是為了要用「台灣人」的群體意識，取代具有種族性的四大族群分類，進行去中國化、去漢化的嘗試。楊渡的想法與此相反，他認為不能抹去身上流淌的血和根植心中的文化底蘊，這種搞法「只是讓自己變成精神分裂的怪物」。這也是資料詮釋時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