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點十分，我走進教室。三十四個學生坐在裡面。燈是關的。我等待了二十秒。依然是一片死寂的漆黑。「你們就這樣坐了半小時？」我問。學生們在幽暗中抬起頭，眼神茫然，手機螢幕的冷藍光映在臉上，將他們每個人切割成一座座發光的小島。他們彷彿不明白這有什麼問題：既然我能在手機微光裡看見自己的世界，為什麼需要起身去照亮別人？
在前幾篇文章，我談到教育體制如何築牆。而這一篇，我們要面對「孤島化」最殘酷的拼圖：當權利被無限上綱，義務卻徹底消失，我們如何親手斬斷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這幾年，校園瀰漫著一種窒息的「精算」氛圍。班上辦活動，學生問：「這算學習歷程嗎？」當小老師，他問：「期末會加分嗎？」這種精算延伸到了出席率。每班總有學生天天按著計算機，計算某一科「還可以曠幾節」。因為規定缺課達三分之一才零分，但在他們眼裡，這三分之一是「權益的額度」。他們像在計算年假一樣，精準地要把這個Quota花掉。我問他們曠課到底要做什麼？答案令人啞然：「沒幹嘛，就睡覺。」在這套邏輯裡，「上課」不是義務，是尚未行使的豁免權。
而這種原子化，在涉及「團體時間」時表現得最為赤裸。每當班際比賽需要協調排練時間，話還沒講完，馬上就會有人像被針扎到一樣跳起來：「我不行！那天我要補習！」「可是我跟朋友約好了！」「為什麼要選那天？」教室裡瞬間充滿了無數個急切的「我、我、我」。這是一種令人心驚的直覺反應。在他們的價值排序裡，個人的行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從未想過，所謂的合作，本質上就是一種「為了他人而做出的必要妥協」。
孩子絕非天性涼薄，這是他們在從成人社會裡耳濡目染的生存策略。權利是盾，義務是橋。當教育現場只剩下盾牌而沒有橋樑，每個人都變成了防禦力極高、卻無法連結的孤島。
我必須聲明我支持「正向管教」的理念，我也樂見學生願意爭取自身權益，沒人想回到威權體罰的舊時代。但我們必須誠實面對：當管教剝離了所有實質的強制力，僅存的口頭規勸和扣分記過，對這群孩子來說，他們很清楚沒有實際傷害力。而沒有「代價」的教育，是無法讓他們學會「責任」的。
而第一線老師僅存的管教措施，為何實際執行也綁手綁腳？因為當教育政策在保障權益時，卻在老師頭上懸了一把「濫訴」的劍。全教總數據顯示，96.7%的教師要求廢止「無差別受理」的匿名投訴。現在只要一句「老師這樣不對」，無論多荒謬，學校就必須啟動調查。新聞報導那些真實發生的投訴理由令人瞠目結舌：「實習老師長太帥，導致學生分心」、「數學課上得太精彩，害學生興奮失眠」、「老師單身沒生過小孩，不懂教育」。聽起來像是網路笑話，卻是無數老師得寫千字報告去解釋的「案件」。
教育部統計，已調查案件中近半數連懲處門檻都不到，最終僅3%成立。這組數字背後是：大量無辜教師被捲入冗長調查，身心俱疲。寒蟬效應下，老師不敢管、不願管。
這種荒謬，此刻正真實發生在我身邊。辦公室裡氣壓極低，又一位熱忱的同事被投訴，理由竟是學生主觀認定作文分數「不符合預期」。作文評分本是教師的專業裁量，如今卻成了消費糾紛，我付了錢、來上學，就「理應」得到我要的分數。當專業被踐踏，當老師的每個要求都可能成為呈堂證供，教育還剩下什麼？
心理學上有個詞叫「道德傷害」。碰過一次這種無理投訴，老師的熱情就會被澆熄，教育現場成了身心疾病重災區。
然而，當我回到那間漆黑的教室，看著眼前這群孩子，我並不怪他們。他們並非天生自私，而是社會風氣養成的。在他們的成長裡，沒有內建過「舉手之勞」這幾個字。只是，他們對公眾事務的無感，對比上對個人權益的敏感，常令我無奈。就像教育部討論手機禁令，平常對學習無感的學生就立刻腦筋動得飛快群起攻之，想方設法擠出千百種「手機是學習必需品」的理由，讓高中時代沒有智慧型手機的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這就是現在最棘手的困境：在學生的認知裡，「必要限制」往往就等同於「權益受損」。我們教會了他們捍衛權利，卻忘了教導他們分辨「個人的慾望」與「基本的權利」之間，其實有著需要審慎思辨的差別。
於是，站在黑暗的教室門口，我看著他們，心想：如果我開口要求開燈，他們大概又會一臉「為什麼是我」。為了這點小事，我要去對抗他們內化的價值觀，解釋什麼叫責任，值得嗎？算了，我自己開比較快。
當老師選擇「算了」，選擇沈默與代勞，才是教育真正的敗退。當老師不再要求學生「為團體付出」，學生就真的徹底孤獨了。他們失去了學習「互相麻煩」的機會，在「權利無限大、義務極小化」的溫室中，長成懂得自我保護、卻不懂得彼此連結的大人。
如果連「為大家開個燈」這麼簡單的事，都沒人意識到可以去做，那麼當這群孩子進入青春期風暴，急需同伴支援時，他們恐將發現身邊空無一人。因為真正的友誼，不會奠基在權利義務的精算，而是建立在那些看似多餘、卻彼此支撐的「不求回報」裡。
習慣了將一切關係都放上天平秤重的他們，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擁有這份真摯的能力。這份歸屬感的喪失，正是下一篇我們要談的：當青春期的孩子失去了戰友，他們將如何面對內心巨大的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