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元前二世紀到「羅馬帝國」初期，埃特魯斯坎「占卜官」（haruspices; haruspex）在羅馬政治與社會中的角色發生了轉變。這些占卜官從傳統的「宗教」執行者，轉變為「權力鬥爭」中的重要工具，並在公共服務與「私人野心」之間產生了顯著的「政治」分歧。
一、 角色演變：從「宗教」實踐到「政治」工具
從西元前二世紀末到「元首制」（Principate）初期，「占卜官」在羅馬宗教中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原本屬於公共或私人「宗教」的常規實踐，逐漸演變為涉及城邦命運的「政治」籌碼。這段時期的「占卜官」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參與模式：
1. 個人化與「工具化」：
軍事「統帥」開始利用「占卜官」的有利「預言」，將自己塑造為「神靈」的寵兒，藉此證明其政治野心的「合法性」。
2. 「政治化」與維護建制：
羅馬「公共占卜官」則頻繁介入「異兆」（prodiges）的詮釋，其立場通常傾向「元老院」，反對煽動性或「君主制」的企圖。
這種立場的差異，反映出「占卜官」不同的社會背景與出身。同時，「公共占卜官」與「私人占卜官」之間的界線日益明確，兩者的社會地位與尊嚴，也逐漸走向對立。
古羅馬占卜師透過解讀祭祀動物的「內臟」來占卜神意。古羅馬的占卜術起源於埃特魯斯坎人(Etruscans)。自從征服伊特魯裡亞(Etruria)以來，羅馬帝國各地都曾私下諮詢占卜師。
二、 「占卜官」與「野心家」的結盟
自西元前二世紀末起，「占卜官」與軍事「統帥」或政務官之間的關係轉向親密化。他們不再僅是技術性的「宗教」顧問，而是與統帥建立私人信任，並將「占卜」技術服務於個人的「權力晉升」。
馬略（Marius）與蘇拉（Sulla）的案例：
馬略：
在對抗朱古達（Jugurtha）的戰爭中，一名無名的「占卜官」預言「馬略」將有輝煌的前景，鼓勵他違抗上級梅特魯斯（Metellus）的意見，競選「執政官」。這是歷史上首次占卜紀錄不再關注戰爭結果，而是側重於統帥個人的「仕途」。這成為馬略「個人宣傳」的工具，強調他受「神靈」保護。
蘇拉：
蘇拉則有一位名叫波斯圖米烏斯（Postumius）的「隨軍占卜官」，兩人關係極其親近，共事長達六年。波斯圖米烏斯在關鍵戰役（如對抗薩姆尼亞人、進軍羅馬、圍攻比雷埃夫斯等）前，皆以性命擔保「預言」的準確性，為蘇拉的「暴力政治」與「軍事行動」提供了神聖的背書。
維勒斯（Verres）與弗魯維烏斯（C. Fuluius Saluis）：
西西里總督維勒斯的部下中，也包含「占卜官」沃魯修斯（Volusius），「西塞羅」抨擊他們是沆瀣一氣的犯罪「共犯」。
「占卜官」也從這種關係中獲取「聲望」。在奧斯提亞（Ostie）發現的一塊浮雕顯示，「占卜官」弗魯維烏斯將自己描繪成與大力士赫丘利（Hercules）直接溝通的「媒介」，向獲勝的將軍傳遞「神諭」，這無疑是一種個人的「廣告宣傳」。
羅馬赫丘利神殿中的占卜師浮雕。
「凱撒」（César）的警示：
與馬略或蘇拉不同，凱撒身邊的「占卜官」（如著名的斯普里納Spurinna）往往扮演的是「警告者」而非「吹捧者」。他們警告「凱撒」關於三月15日（Ides of March）的「危險」，這種獨立性反映了當時部分「占卜官」，可能具備的「反君主制」傾向。
這枚由凱撒的刺客布魯圖斯(Brutus)鑄造的著名硬幣，正面是他的肖像。背面描繪了「凱撒遇刺」的象徵：弗里吉亞帽、兩把匕首，以及銘文“EID MAR”（Eidibus Martiis 的縮寫，意為「三月十五日」），即3月15日，凱撒遇刺的日期。
三、 公共占卜官與「元老院」：守護「共和國」
與服務「野心家」的同僚相反，羅馬的「公共占卜官」通常站在「元老院」這一邊，利用「異兆」的解釋來壓制民眾派的激進政策。
1. 對抗「格拉古」兄弟（The Gracques）：
西元前122年，當蓋烏斯·格拉古在「迦太基」建立殖民地時，占卜官將狼群破壞邊界標誌，解釋為「凶兆」，協助「元老院」廢除相關法案。西元前99年與91年，占卜官也分別對激進的「土地法案」與「糧食法案」，表達「神靈」的反對。
2. 反對「軍事統帥」的威脅：
在西元前88年，公共占卜官警告「馬略」，奪取「軍事指揮權」將導致世界性的動盪。西元前84年，他們透過「延遲選舉」來削弱卡博（Carbon）的影響力。
3. 對抗卡提林（Catilina）與反擊西塞羅：
在「卡提林」陰謀期間(西元前63年)，占卜官預言了大規模的「火災」與「內戰」，支持「執政官」西塞羅採取鎮壓行動。有趣的是，西元前56年，當「元老院」面臨多方威脅時，占卜官卻指責「西塞羅」等人的行為褻瀆了神靈，藉此維持「政治平衡」。
西塞羅在公開演說中，譴責卡提林的政變陰謀。
4. 「共和制」的終結與「占卜官」的沉默：
在「凱撒」死後，占卜官沃爾卡修斯（Volcatius）預言了一個時代的終結，與「君主制」的歸來，隨後便在公開演講中猝死。另一位年長的「占卜官」也做出了類似的悲劇預言後死亡。這些戲劇性的死亡，象徵著與「共和體制」共存的、具備言論自由的「占卜」制度的終結。
四、 「政治」參與背後的成因與分歧
為什麼「占卜官」的立場如此分歧？這必須從「埃特魯斯坎」(Etruscans)的「羅馬化」進程與社會階級來分析。
共同的羅馬認同：
由於羅馬在「埃特魯斯坎」地區建立殖民地，並重新分配土地，許多埃特魯斯坎人很早就獲得了「羅馬公民權」，並將羅馬視為新的祖國。
社會障礙與排除：
儘管有些「埃特魯斯坎」精英試圖進入羅馬「元老院」，但根據《赫拉克利亞法表》（Table d’Héraclée），某些職業（如演說家、角鬥士、占卜官等）是被禁止擔任「地方官職」甚至「元老院」職位的，因為這些職業與「利潤」和「不名譽」掛鉤。
「公共」與「私人」占卜官的階級分歧：
「公共占卜官」：
多出身於與羅馬有長期盟友關係的「貴族家族」（如來自佩魯賈的Volcacii家族）。他們受過「羅馬官方」資助的訓練，因此對「共和」制度展現忠誠。
野心家的「私人占卜官」：
如波斯圖米烏斯或斯普里納，他們往往出身於較低微或已沒落的家族，將「占卜」技術視為在羅馬實現社會「階級躍升」的手段。部分人甚至可能是被釋放的奴隸。
五、 占卜官在「地方」與鄉間的現狀
隨著羅馬權力的擴張，占卜官的制度也延伸到了「地方殖民地」。
《烏爾索法》（Lex Urso）的證據：
在「西班牙」的羅馬殖民地烏爾索，法律明文規定地方行政官（duovirs和édiles），必須配備占卜官作為「下屬官吏」。他們的工資較低（約500或100塞斯特斯），地位等同於書記官或信差。
「鄉間」與混雜的占卜官：
在薩賓（Sabine）和薩姆尼烏姆（Samnium）地區，出現了許多並非「埃特魯斯坎」出身，由被釋放的奴隸或「希臘裔」人士充當的占卜官。他們主要服務於奴隸、農民等底層階級，提供「農業」或「日常」諮詢。
「西塞羅」的抨擊：
西塞羅強烈鄙視這些「街頭占卜官」，將其與「江湖騙子」並列，認為他們是為了「金錢」而操弄「預言」，威脅政治與社會穩定。
結語
埃特魯斯坎「占卜官」並非單一的群體。「私人占卜官」藉由投靠強大「統帥」來尋求個人升遷；而「公共占卜官」則基於家族傳統與羅馬官方的培養，成為「共和」制度與「元老院」的捍衛者。然而，隨著「凱撒」與「奧古斯都」開啟的「君主制」時代，這種依附於「共和政體」的傳統占卜官也隨之走入歷史的沉默。「占卜官」的政治參與史，實際上就是一部羅馬從共和轉向帝制的縮影。
參考書目： Haack, Marie-Laurence. “Chapitre II. L’engagement des haruspices étrusques au service de Rome.” Les haruspices dans le monde romain. Pessac: Ausonius Éditions,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