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上一篇討論，作者進一步指出，嘗試吸納後結構主義的交織性理論帶有三種承諾：複雜性的承諾、批判性的承諾，以及克服分裂的承諾。依作者之見，三者不是基於錯誤的理解，就是建立在虛假的回應之上。
其次是批判性的承諾，儘管交織性被視為一種批判性的研究取向，但在專刊、會議及相關文選中，卻不見真正的批判性聲音。作者舉出在EJWS的會議社論名單中的學者，清一色持相同立場，主張交織性如何有用，而在這樣的定見下，這種批判努力更像是一種偽批判，集中於「概念的流動與轉化」、「重新檢視交織性」、「加法傾向」以及「缺失元素及如何納入」等議題（註1，p. 239）。另外「批判性表演」的例子如Lykke一再邀請批判性的討論，但卻只在交織性作為「節點」（nodal point）的前提下才被歡迎（註1，p. 240）。然而「節點」一詞出自後結構主義理論家Laclau與Mouffe（1985），提出當認可一個節點時，同時也就排除任何不相信此節點作為參照點的話語。此外還有辯論交織性究竟是作為隱喻、理論、方法還是視角（Staunæs 與 Søndergaard, 2006），亦被作者歸類為冒稱的批判性討論。反之就作者而言，真正的批判僅只是「質疑交織性是否是解決其所宣稱問題的唯一方案」。
最後是克服分裂的承諾，之前我們已論到，結構主義傾向的女性主義學者將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黑人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等，視為削弱女性主義統一力量的分裂者。然而就作者看來恰好相反，結構主義者才是因此擔憂而模糊化了批判聲音、削弱了女性主義本該有的政治性同化者。作者認為這些長期鬥爭的理論並未被明確表述為衝突，而是被視為「差異」、「分裂」、「不同脈絡」、「不同版本」或「觀點」，並被形容為「親緣關係」（kin-related），彷彿它們可以被結合、「聯合」成一個名為交織性女性主義的單一整體（註1，p. 241）。作者更質問到：為何這種交織性理論對一個早已處理多維度權力議題、但採用不同本體論框架的女性主義，缺乏承認？（註1，p. 241）換言之作者質疑這個承認與否的關鍵，係由兩者在本體論上的差異所導致，故在該「缺乏承認」的基礎上，對結構主義者而言如何統一分裂便被凸顯為有待解決的問題。
通過以上梳理不難發現作者的基本立場，認為交織性作為結構主義者的統一大業，更根本的旨在回應兩個排徊不去、時不時出現製造女性主義－－某種理論結構－－混亂的幽靈：後結構女性主義，以及黑人女性主義。回到1990年代後期，學術女性主義幾乎被關於差異與身份的討論耗盡，以致於交織性被引入時，後結構主義被用作一個多維度、細緻且複雜權力觀的象徵，但這種納入卻缺失了後結構主義的基本前提：即準確呈現世界是不可能的（註1，p. 243）。同樣的，交織性也關乎中產階級白人女性主義與後殖民、黑人女性主義之間的對立與整併。2000年代初期，出現「女性主義理論整體危機」的恐懼（Knapp, 2005: 256），據傳性別將被多元文化主義或種族／族群所掩蓋（另見Lykke, 2003a）。而這場辯論延燒到北歐國家更為激烈，一者指控另一者分裂女性主義運動；被指控的一方反過來指責對種族主義視而不見（Carbin, 2010: 14）。就作者而言，套用交織性作為解決二元對立的方法，就如Spivak所說：「幫助白人女性主義者『拯救』黑人女性主義者免於其本身的挑戰。」而黑人女性主義對交織性的貢獻，則常被簡化為「性別、階級與種族之間關係的理論化」（Davis, 2008: 70）。
總的來看，作者主張交織性之所以成功，乃是因為：
它［交織性］是一種既不提供主體本體論也不提供權力本體論的理論。交織性之所以首先取得成功，正是因為它不符合作為理論的這些要求，因此「每個人」都覺得它適合「自己的研究方式」。任何人都可以在交織性提供的（至少）一個範疇中認同自己，這使得它成為一種深刻的自我同一女性主義，不僅封閉了其他未來，也封閉了那些拒絕這種自我同一計畫的女性主義。（註1，p. 245）
而作者擔心建構主義版本的交織性，已成為某種在新自由主義議程下忽略資本主義壓迫的能指。該能指以過於泛化以致沒有人能反對的價值（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等）來排除緊張與批判。畢竟我們很難不同意像「社會位置相互交織」、「範疇彼此交纏」或「權力關係是複雜的」這樣的陳述。結果是，這些缺乏本體論述、沒有實質意涵的句子誘惑著女性主義讀者進入一種不可能產生反對意見的論述，而這個理論如今被稱為「交織性」：一種將顯而易見的事實－－一切皆相關－－歸屬於某個特定女性主義理論的論述（註1，p. 245）。
如果說交織性確實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比喻，能夠很好地形象化女性主義的發展脈絡，那麼作為重要的理論奠基，去闡釋與辯證該脈絡便是必要的女性主義哲學問題。這次文本作者的批判便心繫於此，質疑交織性真的能夠如此概括而論、作為系譜的基礎嗎？且進一步提問除了交織性，我們還有沒有別的可能？然而時至今日，交織性已站穩它在女性主義學術圈裡的重要位置，缺乏交織性的論文被視為不及格的。交織性被預設為一種好的研究取徑，而我們也很容易接受這種越加複雜便越加深刻理解社會的認識論觀點。儘管90年後已有不少女性主義學者（如Ramazanoglu、Stanley和Wise、Harding、Stanley）致力於方法論或認識論的探討，但最具爭議性的本體研究至今仍在少數。
註
- Carbin, Maria, and Sara Edenheim. “The Intersectional Turn in Feminist Theory: A 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vol. 20, no. 3, 2013, pp. 233–48.
【延伸閱讀】
語言轉向之後的女性主義史學（上）：如何解消後結構女性主義帶來的主體性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