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續上篇。
在整理女性主義與後結構主義遭逢時的三種態度後，循第三條路徑的Canning企圖重寫「經驗」與「論述」這兩個術語的意涵，帶出前者隱含的能動性，以及後者之中的身份概念。
更具體地說，我意圖透過探究主體在特定歷史情境中如何中介或轉化論述，來梳理論述與經驗之間的關係。為此，我將思考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場域，尤其是身體在主體性或身份形成中那個曖昧難解的位置。（註1，p. 373）
Canning談到，自1960年代以來，「經驗」一詞作為社會史的關鍵字，尤其出現在對受支配或不可見群體的歷史研究中。如在勞動史裡談階級與生產關係，而在女性史裡則將其理解為受性別壓迫的女性經驗，並作為女性團結或身份認同之基礎（Mohanty 1992, 76）。如Dorothy Smith將經驗視為女性主義社會學的基礎，作為女性的立足點，能構成替代性的場域，使既有的社會學典範與理論得以受到質疑。因為女性的立場通常「位於文本中介的論述之外，卻又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的現實之中」。Delany則致力於紀錄那些過去被忽視的生命經驗，將書寫理解為再製與傳遞，讓經驗所獲得的知識能夠加以傳遞。
然而，對Joan W. Scott而言，這種「使經驗可見」的策略反倒忽略了對結構的探討，如意識形態如何再現父權規範？差異如何被建立、又如何持續運作，以及它如何、又以何種方式，構成那些在世界中觀看與行動的主體（1991, 777–78）。Scott的觀點雖啟發不少研究轉往關注結構性的議題，但Canning卻認為，這種將「差異的論述建構」與「個人如何經驗差異」對立起來的分析進路，最終將導致研究領域裡新的「排除」現象。如其指出：
Scott的議程或許預示了一種全新的歷史研究類型：同性戀性的歷史，而非同性戀者的歷史；「黑性」的歷史，而非黑人的歷史；陰柔性的建構，而非女人的歷史。〔…〕這個「而非」，隱含於他所建立的對立之中：一邊是差異的論述建構，另一邊則是人們如何經驗差異（以及延伸而言，基於該經驗而形成的身份），並支撐著她關於探究後者會在某種程度上排除前者的主張。（註1，p. 375）
為了消解該二元，Canning透過歷史資料揭示出勞動史或女性史學家在使用「經驗」一詞時，通常所指的不僅僅是「經歷事件本身」，往往也涵蓋「人們在經歷事件的當下，如何理解那些事件」（Sewell 1990, 64）。故「如何理解」同時也是一種對自身的抽離，並使重新框定、重新組織或創造性的再挪用成為可能（Lüdtke 1985, 304–5, 312–15）。換言之Canning認為，在人們闡述經驗以及反身性地理解自身經驗的同時，這種重構與解釋世界的過程，就是能動性的彰顯。經驗與能動性兩者實密不可分，能動性賦予經驗意義，其中預設了對「歷史主體」的理解。而這種理解，也是對個人的生活世界、行動背景之結構性的理解。
接著Canning針對Scott的文章分析到，儘管其論點凸顯了女性勞動建構中的論述性，卻對其背景和社會脈絡之關聯保持模糊。依Canning看來，儘管該分析豐富了論述系統內部的意涵，卻未追問在這一論述中，政治經濟學家何時，以及為何開始「看見」女工？19世紀中葉，政治經濟學家試圖影響輿論並將其觀點轉化為政策，這一論述爆發的結果為何？（註1，p. 379）而Canning的處理洽與Scott的分析形成有趣的對讀，Canning旨在檢視論述中的多重主體位置、社會空間與權力的差異，視之為理解個別主體如何受支配、或抵抗的關鍵。Canning將人的多重「身份」帶進結構性的論述討論，與其對經驗與能動性的聯結關懷一致，皆指向了身體的可能性，以至於他與Scott對社會改革論述的解讀，在幾個面向上有所不同（註1，pp. 382-4）：
- 關注論述如何以及為何出現，以及歷史世界如何被內化或記錄於文本中。
- 關注的不僅是成為霸權的論述，也包括那些受爭議並被轉化的論述的物質後果與意識形態效果。
- 關注社會改革論述的主體與客體。不僅旨在恢復政治經濟學家對工業世界危險的強烈論述，也旨在將那些勞動被性別意識形態記錄的人視為主體。
上述取徑建立在Scott所忽略的幾個面向上。一是忽略了「論述」的歷史背景與脈絡，導致抽離現實的真空討論。二是忽略了與「論述」關聯的物與意識形態效果，例如論述如何重塑工廠及界定其性別層級與秩序？如何重構家庭與國家、性與社會秩序之間的關係，並因此塑造了德國福利國家的形成與政策擴張。三是忽略了對主體的探討，如工作文化與工作身份之間如何緊密嵌合或拉扯，使顛覆發生，或持續內化勞動論述的運作。
最後，Canning將對「經驗」與「論述」的重寫與分析收束於身體政治的探討，以及對歷史書寫／再書寫的啟發。回顧Canning的歷史分析，1920年中期的女體不僅出現在工會作為一個被工廠勞動所界定的身體——與機器的接觸、對生產配額與加速的服從、易受事故與慢性病侵襲；也同時通過所佔據的多重主體位置，打破主流論述所賦予的單一母職身份。而不同身份與位置的女體並非切斷與劃分出二元的工作領域（紡紗／哺乳），而是將不同領域聯繫在一起，使最終推動女性上街頭的原因，是身體經驗與所承擔的各種耗損，從烹飪、洗衣、清潔與修補無休止的家務勞動循環，到工廠機械對身體的機械化與消磨，以及身體對疾病、傷害或強暴的脆弱性，再者是流產、死胎，以及伴隨疼痛與併發症的妊娠等等。這些身體的毀損恰恰標誌出身體不可逾越的極限，而就Gagnier（1991, 60）看來，這正是被剝奪「自我自然邊界」的身體成為抗爭的場域，女性對「極端身體屈辱或邊界喪失」（extreme physical abjection or loss of boundaries）的經驗塑造了她們的抗爭，使她們轉化為主體（註1，p. 395）。Gagnier引用女性自身的強烈術語來解釋這種邊界喪失：
她們持續遭受位置錯置、子宮移位、子宮下垂、乳房腫塊、乳房吊帶、產褥熱、丈夫對生殖器官的虐待、卵巢寒冷、靜脈曲張、大理石般的腿……、產後組織在母體內生長、身體束帶與腿帶束縛、嚴重出血……、白腿，以及工廠機械令人精神崩潰的磨擦聲，有一種「她們的身體隨機械旋轉」的感覺。（Gagnier 1991, 59-60）。
沿著Gagnier的思路，Canning主張女性的身體化經驗能夠佔據論述空間，從而挑戰主流論述，身體不僅成為複雜的書寫與主體性抗爭場域，也挑戰了論述作為單一決定主體及其經驗的視角。這個主體敘事，是從「身體內的主觀孤立」轉變為「對國家提出主張的主體」的過程——她們抗拒對勞動身體的疏離，並學會「利用身體改變文化」（Gagnier 1991, 63）。Canning對經驗與論述歷史化的企圖，也可以說是一種再書寫以肉身化的工作，藉此將女性主義與後結構女性主義之間的斷裂以身體聯結起來。
註
- Canning, Kathleen. “Feminist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Historicizing Discourse and Experience.” Signs, vol. 19, no. 2, 1994, pp. 368–404.
【延伸閱讀】
語言轉向之後的女性主義史學（上）：如何解消後結構女性主義帶來的主體性危機？
〈家務勞動的認知維度〉：邊煮飯邊顧小孩，女性不被看見的高負荷多工勞動
平等與社會（二）：Esping-Andersen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
Body Politics in Development（二）生殖的身體：拚經濟底下的生殖女體與人口控制
情動轉向（一）：to affect theory
研究方法論（一）：走進田野，如何以身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