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動理論（affect theory）在近二三十年來影響許多人文學科發展，遍及哲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傳播學、文化研究等等，幾乎能想得到的人文學科都受到這波「情動轉向」的思潮影響。如何理解情動？以及其與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或連結？在開始啃讀Patricia Clough的專書之前，我推薦先閱讀Chris Ingraham的期刊文章“To Affect Theory”。文章開頭，Ingraham分享自己的尷尬經驗，每每有人問到：「什麼是情動理論？」總是回答得難以讓人（自己）滿意。“To Affect Theory”一文或許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完成令自己滿意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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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情動理論發展，大約出現在1990年代中期，學者們關注「情動」這個模糊標籤下的實踐問題。有的召喚Spinoza、有的談Freud，爾後又有Cvetkovich的女性主義進路和Innis對媒介理論的關懷。也是因此，當今我們談論情動理論時會簡單歸類出四種系譜：Spinoza–Deleuze–Massumi 的哲學／本體論取向系譜、Freud–Tomkins–Sedgwick的心理學／精神分析取向系譜、Cvetkovich–Ahmed–Pedwell 的女性主義／文化政治系譜、Innis–McLuhan–Peters 的媒介理論系譜。情動理論的複雜也就在此，每個領域有不同的著墨和對不同「影響」的聚焦，但是，到底是什麼情動理論？Ingraham的初步回應指出其中一個特點：事實是，我認為「不知道」情動理論是什麼，本身就是重點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正是情動理論之所以重要、以及其運作方式的一部分。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情動理論是什麼」，而在於「實踐情動理論所帶來的作用是什麼」。（註1，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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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嬰兒為例，在尚未進入語言之前，嬰兒的身體有必須完成的事，並且就去做。他們與遭逢的世界諸物打交道，從乳頭到面龐、從小毯子到嬰兒床，這些力量、強度、生成就是我們所稱的「情動」（註1，p. 3）。這些相遇，相互阻礙或相互形成，是在彼此之間誕生並產生影響。嬰兒床之所以成為嬰兒床，是因為一個軟綿綿的小生物睡在那裡；而嬰兒之所以成為嬰兒，是因為他是一個足夠小、足夠需要嬰兒床來照顧的小生命。進入語言之後，情動依然存在，只不過「更換了身體部件」，且隨著語言、邏輯、推理、規範、結構等等的身體化，逐漸遮蔽了身體化情動不斷發生的事實。借用Deleuze和Guattari「無器官的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註2，pp.149-166）語彙，情動被描述為一種不受規訓的身體潛能。而這個潛能反過來看，也反映了「非我」的存在總是比「我」的存在多的多。Ingraham認為，情動不僅屬於個人（我），也不僅僅是屬於他者（非我），情動存在於兩者之間，多於「我」、少於「我們」（註1，p. 3）。
到這裡，情動還是很抽象，Ingraham提醒到我們必須注意描述情動所使用的詞彙，以更好地理解情動：「力量」、「強度」和「生成」，以及情動是先於語言、先於意識的存在。Ingraham談到，「它」是一種因果牽引，將各種關係拉向其自身的力量，而這股力量可能凸顯，也可能不顯著，可能與「感覺」或「意義」毫無關聯（註1，p. 3）。就我而言，情動像是Merleau-Ponty所說的「諸多力的線」（lines of force），它構成、拉扯我們的行動，使我們具有與環境互動的前於意識的經驗。這些線或交織或離散，有密度、也帶有吸引我們投入的力量，讓遭逢之物彼此生成。從知覺結構來看，情動永遠是那使聚焦可能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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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的一系列問題是，既然情動先於意識、無法為我們掌握和控制，那麼該如何論述我們根本無法聚焦的「它」？情動真的存在嗎？如何證明它存在？
Ingraham回應，正如Massumi所言：「沒有科學家曾經觀察到一種力。甚至牛頓也未曾看見重力。只能觀察到力的效果」（註3，p. 160）。Lauren Berlant更進一步強調：「關於情動的事情是，它沒有直接證據；但任何事物也沒有直接證據，因為所有過程都需要在接近固態的形式中折射」（註4，248）。換言之，我們可以透過情動所採取的「近似固態的形式」來聚焦它，而這也再次提醒了我們，情動必得透過「中介」來認識。否則，我們永遠只能看到情動作用的結果。
語言，即情動近似固態的形式（solidity-approximating forms）。Ingraham認為，情動和語言是一種鄰近的側邊關係，而非前後順序上的關係。語言本身是中介，又作為第二序的行動來擾動世界。當我說「幫我開窗」時，窗戶並沒有真的被開啟，然而這句話卻在我和他人之間提升了「使窗戶開啟」的可能，我說出來使這句話成為一條有力的線，提升「使窗戶開啟」的行動密度、它牽引他人行動、並且使我與他人遭逢時構成彼此，就像嬰兒和嬰兒床。語言就像是情動的世俗化版本。但是我們得記得：「生命透過情動的盈餘而存在。沒有任何生命擁有它們，因為它們總是逃逸。情動將我們牽繫，卻超越我。」（註1，p. 9）
回到起初「什麼是情動理論？」的提問，作者以Edward Schiappa的說法提出轉化問題的可能。Schiappa（2003）區分了「本質事實」（facts of essence）與「使用事實」（facts of usage）。我們不應透過某種理性主義的柏拉圖形式理論去尋找本質事實，也不應僅依靠更具經驗可驗證性的模式去尋找使用事實，因為那可能大錯特錯或前後不一（註1，p. 10）。Ingraham摸索出的第三條路是，我們應該從「應該如何理解這個詞」的角度來思考定義。於是乎情動理論被Ingraham視為to affect theory，讓「應該如何理解這個ＯＯ」轉動存在在各學科內部僵固的認識論取徑。
關於情動轉向的影響，Clough在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提出了四種轉向：創傷主體到機器組裝、有機體身體到非有機生命、規訓與再現到控制與資訊、生產與消費到情感的流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
註
- Chris Ingraham. “To Affect Theory.” Capacious: Journal for Emerging Affect Inquiry 3.1 (2023), 1-14.
- 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2005).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 ophrenia. Translated by B.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ssumi, B. (2002).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erlant, L. (2020). “Intimacy and Depletion in the Pedagogical Scene. An Inter view with Lauren Berlant.” In: B. Dernikos, N. Lesko, S. D. McCall, and A. D. Niccolini, ed., Mapping the Affective Turn in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edagogy.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pp. 24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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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 Harassment, Psychology and Feminism（一）導論：我們共同創造的生活連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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