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Lancaster在“A Feminist and Evolutionary Biologist Looks at Women.”（1991）中主張：
- 人類演化並非以單一物種為單位，在理解人類的演化與適應時，有必要各別了解兩性的生殖差異與策略。
- 相較於男性，女性對生殖的努力、資源分配與決策更加積極。
- 女性能夠靈活調整生殖策略並適應環境，乃是其作為人類女性的重要特質。
然而這種基建於生物本質論的建構式觀點，看似將能動性的身體重新納入討論，但究其本身，仍舊在生殖差異的框架下來理解我們的身體。就Raewyn Connell看來，Lancaster的立場正是典型的「雙元論場」，性別既是機械般的生物程序，亦是受性別角色互動影響的「畫布」。但最終，被視為基礎的生物性仍作為最後還原的解釋力，使得「在生物性的框架中，各種社會制度都行得通」（註1，p. 97）。
基建於人類演化生物學的基礎，Lancaster的系列論點蘊含該視角的兩個重要概念：適應環境，以及生殖利益的性別策略差異。前者指人類對生存與繁衍的重視，後者則指家庭形式如何成為可預測的資源網絡，優化女性獲取資源的能力。在此脈絡下，人類適應被窄化為生殖與繁衍，而所謂演化而生的家庭形式，則被解讀為在生殖差異下，必須依附男性的女性為謀求資源，策略性主導的結果。當代社會的人類適應，以及圍繞於此的相關行為，彷彿時代錯亂般被橋接在遠古時代的動物性行為之後。
然而，這兩個概念可以說是人類演化生物學的根基，Lancaster亦同多數學者關注人類家庭的適應與起源，認為與非人靈長類雌性的生殖策略相比，人類女性面臨一系列特有的適應需求（註2，p. 1）：
- 高度承諾於同時撫養多個、營養依賴性強且年齡不同的子女；
- 在生產（生計、資源獲取）與生殖之間，不斷進行權衡取捨；
- 常與男性達成協議，以換取其協助養育子女，條件是男性對子女有合理的生父確信（paternity confidence）。
但不同的是Lancaster認為，不管是Alexander（1979）「人類物種適合『輕度』一夫多妻制」的主張、Lovejoy（1981）從化石紀錄尋找人類二態性與食物共享的證據來支持「一夫一妻制」，還是Foley與Lee（1989）試圖重建原始人類的演化歷程，或是其他學者（Hrdy, 1991；Steklis & Whiteman, 1989）以人類缺乏發情期來解釋人類偏向一夫一妻的依附；在這些研究背後，皆隱含著一種特有的人類適應，循著生物演化程序，該類型的人類適應是最根本、自然且原始的，而其他形式的人類交配與家庭制度都是衍生的、不那麼自然，或是被個體迫於限制而採用的替代行為，而非人類生物學、心理學與行為最支持的模式（註2，p. 2）。有別於堅稱人類具有某種獨特的生物本質——使既作為動物又同時是理性的動物——，Lancaster延伸Irons（1979）與 Haldane（1956）的觀點，主張「對環境差異的靈活回應是人類對社會生態變異的核心適應」（註2，p. 2）。Lancaster的雙元論場企圖以靈活回應來保住人性，同時又想將該特點無縫地與亙古的物質性發展相連，以動物性來提供確證。
Lancaster以行為演化生物學的理論進展為依據，指出「所有動物都必須從環境中獲取資源以生存與繁殖，而資源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分布方式對動物交配與養育後代的策略至關重要」（Clutton-Brock 與 Harvey, 1978；Dunbar, 1988；Emlen 與 Oring, 1977；Wrangham, 1979, 1980）。由於人類在繁殖時需要在資源分配上作一系列選擇，如生殖的時間安排、子女數量，以及在交配與養育子女之間的能量與風險分配，這也延伸出兩個概念（註2，p. 3）：
- 交配投入（mating effort）：指任何能增加生育成功，但以其他適應度組件為代價的投入。
- 父母投入（parental investment）：指任何為子女投入以增加子女適應度，但以父母對其他子女的投入能力為代價的行為（Trivers, 1972）。
多數理論家便由此分析男女因其二態性而產生的資源策略差異，而Lancaster的論述有很大程度奠基於此：男性傾向於追求盡可能多的受孕，且不承擔過高風險與競爭成本；女性則必須獲得足夠資源，以將胎兒養育至成年。換言之，男性將策略映射到女性的分布，女性則將其生殖策略映射到養育子女所需資源的分布（註2，pp. 3-4）。而使男性調整其策略的關鍵在於：女性是否需要他人協助養育子女。放到當代社會來看，還是不乏如此典型的男女生殖差異論述，男性有所謂的劈腿基因，女性則是天生的照顧者。但我們真的要相信這種脫離了實際生命經驗的本質性解釋嗎？已有研究指出人類並不完全屬於二態性，有相當多人介於之間，而大腦可塑性對行為的影響則更勝基因。
Lancaster論到，與其他大型哺乳動物、高等靈長類動物相比，人類產下的後代數量少、品質高，不僅孕期和哺乳期較長，投入照顧與保護的時長也往往貫穿女性的整個生命歷程。不只要照顧營養依賴的嬰幼兒，往往也必須同時保護並投入資源於少年個體。高成本與高價值的後代衍生出「人類家庭」此類專門化的適應策略，一方面有利於延長父母對後代的投資，使孩子具有特殊的資源或技能（如聘禮、嫁妝、房產或穩定的工作），另一方面則讓串聯資源以適應環境的女性，能有更加穩定且易於優化的系統。由男女勞動分工、食物共享、協作餵養組合而成的人類家庭形式，不僅有利於女性的生殖策略，也大幅降低男性狩獵維生的風險，女性向男性共享所採集的食物，以彌補男性狩獵勞動的不確定性。而對女性而言，協作餵養最積極且可靠的成年人通常是與子女基因有利益關係者，於是女性以所謂的生父確信（paternity confidence）來換取父職投入。養育子女的高成本，在這裡被Lancaster替換成現代社會、有利後代適應的資源，但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是否能如此對讀解，Lancaster並未進一步說明，而圍繞著唯一生殖目的所展開的論證，有多大程度忽略了其他因素，又有多少部份來自於不切實際的個人主義所做的推論。
基於上述人類家庭特點，Lancaster進一步主張其具有機會性的調整策略。由於女性的生殖生物學為一套適應性複合體，涵蓋生物及社會行為層面，對情境高度敏感（Lancaster, 1986, 1989a），旨在支持養育高成本的子女，故由此形成的人類家庭模式亦具有廣泛變異，包括一夫一妻制、多配偶制、單親制及一妻多夫制（Betzig et al., 1988）。簡言之Lancaster認為，人類在面對環境與社會變異時具有彈性調整的策略，如高制度化的傳統體系為保障生父確性，出現女性幽禁、處女檢驗，或對女性貞潔高度重視的觀點。或現代社會中為什麼女性單親家庭比例創歷史新高，是因為女性在全球經濟鏈下提供對資本家而言更優惠的勞動力，女性工作機會多於男性，亦不再如從前仰賴男性資源。此外，男性也不再是唯一的資源供給者，原生家庭與國家安全網也能作為女性資源串聯的節點。Lancaster認為這能解釋工業化社會中底層青少年的單親現象，年齡15-19歲的底層女性，她們更可能在生命歷程中優化生殖時機，以兼顧母嬰健康、母體生育力，以及獲得原生家庭所提供的撫養資源。Lancaster根據演化生物學的解釋是另人擔憂的，縱使他似乎以「一位女性主義者」的視角出發，但我們很快可以想見某種回歸根源的本質化論述——而Lancaster的生物學基礎也支持這點——就像男性劈腿是因為基因，處女檢驗也是根源於女性自身的生殖策略。而要解決男性失業與失婚，以及處理「單親女性家庭增加的『問題』」，可能的方法便是回到原先自然的家庭狀態，若要如此，是不是就要倒推歷史，讓男性重新成為資源唯一的供給者，並使女性回歸天生的生殖與照顧者？而在對青少年單親現象的解釋中，更可見Lancaster生殖目的導向的生命經驗觀點，完全忽略了其他社會因素，有沒有可能那些看似優化生殖所帶來的好處事實上加劇了整個家庭的生存困境，而所謂的策略性行動事實上沒那麼女性自主，更大程度是性別結構的影響？
以生殖生物學為基礎，一路從動物、哺乳類、靈長類推演到現代社會，由此層層嫁接以求最終能解釋女性生殖行為與資源策略，這樣的論證是令人質疑的。Lancaster也承認人類所面對的環境－－遠古環境與現代社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卻仍然相信人類的適應能力（專指繁衍後代）能從演化生物學與人類社會生態學的視角來看，說明其變異性，同時保留對該變化進行預測的可能。而這種演化預測只聚焦在生殖差異會有什麼問題？以及如果性別不是ＸＹ染色體或男女生殖差異的話會是什麼？可參考相關的文章討論《性別的世界觀》（一）：什麼是性別？、《性別的世界觀》（二）：性別如何作為歷史？。
註
- 蕾恩．柯挪，劉泗翰譯（2011）。性／別的世界觀。台北：書林。
- Lancaster, Jane B. “A Feminist and Evolutionary Biologist Looks at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 34, no. 6, 1991.
【延伸閱讀】
《性別的世界觀》（一）：什麼是性別？
《性別的世界觀》（二）：性別如何作為歷史？
【“Trans”parency ·「跨」透透】研討會（上）：跨性別到底是在跨什麼？
【“Trans”parency ·「跨」透透】研討會（下）：跨性別到底是在跨什麼？
生態女性主義（二）：擺脫本質論和再現支配的第三條路徑，從Ortner的解決方法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