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一篇談義大利十八世紀學術體制中的女性Bassi、Tambroni和Dalle Donne，接著談第二部份，1990年代、後冷戰時期的女性所遭逢的另一場戰爭——科學戰爭，而這場戰爭又如何讓女性主義者們以連結第一波與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來回應「女性大腦」的神話。
當代女性主義對女性生物學仍持矛盾態度……女性主義者，與其他人一樣，往往仍被困在舊有的自然／教養二分之中……這種受困的一個原因在於，「生物學」往往被視為固定不變、作為一個可被辨識的實體而存在……女性主義如今所需要的……是發展一種較不僵化的女性（事實上是人類）生物學觀，並將其理解為一種轉化，或變遷的過程。（註1，p. 347）
Birke採取的「不僵化的女性生物學觀」立場，被作者視為一次將第二波女性主義與第一波的思想者們連結起來的嘗試，例如其研究與達爾文式的女性主義者Antoinette Brown Blackwell（1825–1921）的觀點相連，反映出十九世紀許多女性所反對的生物決定論，其方式和取徑與當時的女性主義者極為相似。
不謀而合的，在美國有數位生物學家首次以「達爾文女性主義者」（Darwinian feminists）一詞，來界定Blackwell、Eliza Burt Gamble（1841–1920）等十九世紀解放論者的立場。提出該概念的關鍵學者有演化生物學家Patricia Adair Gowaty、生物學家暨性別研究學者Anne Fausto-Sterling，以及研究性擇、配偶選擇與動物溝通的專家Marlene Zuk，三位學者共同評論前述第一波思想者的論著，並寫到：
達爾文女性主義者聚焦於變異性——正如達爾文本人所做的那樣。她們主張，人類演化的一個關鍵特徵，在於發展彈性這一特質的擴展，進而導向行為能夠依情境調適的能力。（註1，p. 348）
作者認為科學史中的女性，不僅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徑，同時也提供了將兩波思潮連結的政治契機。透過將科學研究與科學史、政治與女性主義正式引入實驗室，來化解自然（本質論）／教養（建構論）的二元對立。而Gowaty、Fausto-Sterling與Zuk之所以選擇以集體發聲，作者梳理到有很大程度與近年來「科學、科技與醫學中的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的發展相互連結。儘管美國在1972年早已通過《平等就業機會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ct），但直到90年代，相關科學機構才開始正視對女性的歧視問題。1994年，麻省理工學院科學領域中的所有17位具終身職的女性教師，當中有16位開始蒐集關於女性科學家在該校地位的相關數據。該調查最後於 1999年促成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其上簽署者包括校長與理學院院長（註1，p. 350）。在這樣的氛圍中，Gowaty、Fausto-Sterling與Zuk進一步於1997年代表女性科學家社群，採類似方式挺身而出。
作者指出有趣的一點是，Byrke、Gowaty、Fausto-Sterling與Zuk的行動同時也包含一種自傳性的向度，顯見於某種與過去女性學者進行跨時、共時連結，並藉此自我回溯、產生論述的過程中（註1，p. 350）。而這種女性主義網絡的形構，亦可見於Tambroni的工作之中，如其在1806年那場不被認可的演說裡，回顧了一段整合性知識的歷史，點出女性的重要性。作者整理到：
Hypatia被描繪為「優於其世紀中所有哲學家的教師」，因為她同時受教於「哲學、數學與天文學」；Aspasia，蘇格拉底與柏拉圖曾將年輕學生帶到她面前，「使他們不僅學習裝飾的藝術，也從她的學說中獲益」；「傑出的 Laura［Bassi］，將其物理學知識與希臘語的宏偉嫁妝及拉丁語的雄辯結合起來，同時成為我之性別與其祖國的榮耀」；以及Dalle Donne，她在改革前即已取得醫學學位，並同時接受醫學與哲學訓練。（註1，p. 344）
而演說本身，便是由精湛的文學修辭、科學研究與科學史料揉雜而成，用以作為政治與文化、科學與文學相結合的證明。整場演說旨在為女性受教權辯護，甚至在最後直指對Dalle Donne的不公平對待。作者分析到，Tambroni有意忽略那些經常被男性同僚們加以援引、存在於中世紀神話中的女性教授，男性同僚經常在自我頌揚式的演說中援引她們，以凸顯波隆那案例的獨特性。在這裡，Tambroni反諷地提出在現實生活中一位位活生生、具專業，卻未被重視的女性學者。
對照之下可以看出這裡存在兩種回溯式的自我論述，雖然同樣朝向過去，嘗試以過去來建立我的存在（主張）基礎，但從Baudrillard在《物體系》的觀點來看：一者召喚虛構角色，另一者則面對真實人物；一者旨在建立屬我的獨特性，另一者則首先關注並延伸他人的思想；一者投入於封閉的自我論述中，另一者則將自己投身於開放的思潮當中。前者更像是與物的收藏關係，所收藏的女性角色是處在神話時間裡的物，供我自由召喚與運用，不用擔心非主體對象的抵抗。但此類自我敘事所建構出的網絡，既非共時亦非貫時，而是現在與過去兩段時間以中間省去的方式給錯亂地嫁接起來。後者則如Tambroni梳理自己與女性人物之間的關係，所建立的是一種相互傳承並共享的人際網絡，在該跨時與共時的連結網絡裡，Tambroni也將自己編織為其中的一員（而非如男性同僚首先以自己為中心），且有意凸顯一條自Bassi以來到Dalle Donne的脈絡。無疑地，這段組織起來的歷史本身即某人的論述，亦帶有自傳性質，用以對抗「女性大腦」的神話以主張女性受教權。
這也是為什麼以演化生物學或達爾文女性主義來解消自然／教養的二分，該取徑並不能讓我滿意。儘管他們投身並在女性主義的人際網絡中開闢出一條新的論述道路，而這樣的行動本身就具有解放性質。且儘管他們的論述內容亦如其行動，藉由搭建起對立兩端的共通性橋梁，來連結人類物種的動物性和人性。但很快地我們會發現到，我們並沒有真正的從遠古的智人那裡傳承一套以生殖為基礎的存活方式，這套故事通常出現在教科書裡，以物的方式植入進我們的知識收藏體系。雖然Lancaster同達爾文女性主義者強調演化過程中的靈活和彈性，而「彈性」如今已成為神經科學中一個被確立的技術術語，但若最終仍以生殖導向的存活為中心——或首先以任何論述為中心——這套知識論述本身無異於進行省略聯繫、失去人際網絡辯證性的神話橋接。
文章最後，作者嘗試將這個跨時和共時的女性主義網絡與當代科學中的性別化創新相連。
什麼是科學？《Nature》在創刊一百五十週年所進行特別研究中，嘗試回答此一問題。該研究由物理學家Albert-László Barabási所領導的團隊完成，對《Nature》期刊所發表論文之書目引用進行量化分析，揭示了過去一個世紀科學發展中的若干重要趨勢，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正是我們今日所稱的「整合式」或「跨／超學科」（beyond-disciplines）的研究取向（註1，p. 352）。「科學是一張網絡，每一篇論文都將先前的研究與後續的研究連結起來。」（註1，p. 351）
而矛盾的是，同一團隊又公布了一項針對1955至2010年間活躍的150萬名科學家之個人資料分析，指出：
矛盾的是，過去六十年間女性學者人數的增加，反而加劇了這些性別差異。然而，我們發現，在相同的總發表量條件下，男性與女性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量相當，其職涯影響力亦相當。這顯示，生產力與影響力上的性別差異，乃是由不同的學術職涯長度與退出率所解釋。（註1，p. 351）
這意味著僅有科學專業並不足以支持個人在學術界立足與長遠發展。就作者看來，要建立自身的位置，科學家還必須成為網絡中被認可的「神經節點」，故進一步的問題便轉向：為什麼女性往往無法成為節點？透過前面兩部份的爬梳，我們看見政治、宗教、戰爭、性別偏見和歧視、父權結構和學術體制，如何使女性難以進入或更容易退出網絡。將自我塑造為神經節點的男性科學論述（如Dalle Donne的導師Riviera），如何排擠女性在其中尋找適合自己的研究位置，而對作者來說，科學中的性別化創新正是一項來自女性主義人際網絡對傳統父權自我論述的挑戰，揭露科學背後的文化影響，為的是開啟人際與網絡之間辯證的可能。
註
- Govoni, Paola. “Feminist Networks beyond the Science Wars: The ‘Female Brain’ in the 1790s and the 1990s.” Notes and Records, vol. 77, 2023, pp. 337–52.
【延伸閱讀】
女性主義網絡與科學戰爭（上）：1790年代義大利的「波隆那案例」
Body Politics in Development（一）導論：「性別與發展」的流動實踐，以生命政治改寫發展進步論
Sexual Harassment, Psychology and Feminism（一）導論：我們共同創造的生活連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