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讀義大利學者Paola Govoni的歷史分析文章“Feminist Networks beyond the Science Wars: The ‘Female Brain’ in the 1790s and the 1990s”，跟上篇相比讀得非常開心，發現自己更喜歡這種通過史料考察、進一步提煉概念的文本。尤其Govoni併置1790與1990年代女性的學術發展，分析橫跨兩個世紀，女性學者們如何同樣透過建構一種「女性網絡」，來面對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戰爭」與「女性大腦」神話。感覺在閱讀的過程中也分享了一點這種跨時和共時的網絡體驗——而我認為這是單純的演化生物學式的連結所做不到的。
文章大致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梳理1790年代義大利的「波隆那案例」，第二部份討論1990年代的女性主義網絡如何回應後冷戰時期再度掀起的科學戰爭。第三部份為作者分析，探討跨學科與跨時性的連結，與當代STS發展、科學中的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 in science）之間的關係。除了整理我的閱讀筆記，也會延伸談一點我為什麼對上一篇演化生物學家Lancaster消解「女性大腦」的進路不甚滿意，儘管Lancaster的構想在90年代初作為嶄新的突破，與接下來要談的「達爾文女性主義」有類似共謀，兩者皆在女性主義史中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
在1732至1842年間，被視為落後且由宗教統治的義大利波隆那，出乎意料的有三位女性獲得大學教職、一位女性獲得醫學學位。在第一部份中，作者聚焦在獲得教職的實驗哲學家Bassi、詩人與希臘研究學者Tambroni，以及受打壓而始終被排除於大學體系的醫學學者Dalle Donne。其中又以Tambroni的女性網絡策略尤為突出。
Bassi能在1732年獲教職，得歸功於Lambertini所推動的城市形象改革。當時身為總主教的Lambertini（爾後成為教宗）基於大量有待考證的文獻，將「波隆那女性教授」視為可追溯至中世紀的知性傳統，且運用此一神話，將Bassi推舉為延續該傳統的代表，藉此重振日益衰退的國際形象。Bassi作為女性與知性代表，一方面旨在使整座城市重返過去榮耀，另一方面與其他為了家族利益而炫耀女性學者的例子做出區隔。雖然在某種程度上Bassi替後繼女性學者開啟了道路，但卻因作為女性中的「例外」，事實上是排除了一般女性受教育或進入學術的可能。可想而知，Bassi的職涯深受政治影響，之所以能享有罕見的特權，甚至地位與男性同僚平等，除了是「有別於一般女性」的存在，很大的關鍵仍在於——不管是出入學術場合的行為舉止還是學術研究——仍遵守女性端莊的規範。
不同於Bassi，Tambroni在多位學者的斡旋下於1793年獲得教職，尤其導師Aponte為關鍵人物。身兼詩人的Tambroni交友廣闊，以文學和書信拓展人脈，其網絡涵蓋了波隆那、義大利各地與其他國家的學者，以及重要的政治人物Aldini。然而過不久便進入拿破崙佔領時期（1796–1799），拒絕宣誓效忠的Tambroni與其導師Aponte流亡西班牙。1799年底，法軍暫時被逐出波隆那後Tambroni使得復職，但1800年法軍再次奪回城市，並推動高等教育改革，大幅削弱文學地位，並以「科學」取而代之。雖然Tambroni於1802年獲准加入科學院，但因人文社會背景且曾拒絕效忠，使其在學術圈裡的處境仍然艱難，於1808年被迫退休，又在1814年重獲希臘文教職。此時城市雖回歸教宗統治，但Tambroni以病重無法授課，最後於1817年辭世。Tambroni雖同Bassi享有特權，但不同的是這些特權和國際間的人脈網絡是他以詩人身分獲得的。Tambroni雖同樣受益於神職人員、政治人員與貴族的支持，但同時也得到學術圈的協助。作者認為，Tambroni有意積極建構一個「書信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中典型的女性網絡。也許是女性和學者的身份，Tambroni有感其地位並不穩固，加上各種經濟和政治因素，使他不得不將沙龍式的社交網絡與資產階級的制度網路相結合。也因為這樣的優勢，Tambroni的學術發展更加自主，甚至能在1806年的一場演說中，公開為女性學者辯護（雖然後來該場脫軌演說不被承認）。
擁有醫學學位的Dalle Donne就沒那麼「幸運」了。Dalle Donne自1804年起便開始主持助產學校，儘管擁有學位且著有科學出版物，卻仍被排除於大學體制之外，使Dalle Donne與該校被劃分為「屬於女性」的邊緣機構。Dalle Donne出生極度貧困的家庭，被收留他的舅舅發現其才智，而剛好舅舅有一位醫師朋友Rodati，Rodati亦認同Dalle Donne的才能，甚至將他描述為另一個Bassi。雖然在舅舅朋友的協助下，Dalle Donne得以接受醫學培訓，但其導師Riviera，卻旨在將他培育成「獨一無二」的「例外女性」，用以支持他「反對一般女性受教育」的立場。Riviera在1796年出版主張女性智力劣勢的著作，內容包含對「嚴格道德節制」女性的讚揚，並重申女性的家務責任，最後勸告義大利不要「羨慕外國與海外國家的教育」。之後在1799年，Riviera頒授Dalle Donne的博士徽章，此舉被傳頌為城市和學術圈裡的佳話。但諷刺的是，正是Riviera如何成功的授與Dalle Donne醫學知識，同時將其形塑為「例外女性」，才得以鞏固其立場並獲得民眾的普遍支持。Riviera的成功，事實上是建立在對Dalle Donne身為女性的否定之上。最後直到去世之前，Dalle Donne一直擔任一所助產學校的校長，該「專屬女性」的學校始終與大學分離，且經常遭受（男性）醫師的攻擊。
註
- Govoni, Paola. “Feminist Networks beyond the Science Wars: The ‘Female Brain’ in the 1790s and the 1990s.” Notes and Records, vol. 77, 2023, pp. 3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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