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十二）：比賽放水其之四

這是放水球系列的最後一篇，來談解決方案。

我認為從運動倫理學的角度能提的建議不多，但前一篇停在台灣棒球文化的問題，那不妨就從重新建構運動文化開始談起。

要建構棒球的整體文化，最具體且直接的方式就是「人人打棒球」，盡可能擴大參與棒球運動的普及性。但台灣也有推「全民運動」，卻長期淪為口號。那該怎麼做呢？

前述之「空洞的棒球文化」。這個空洞化的棒球文化本身還是有一些殘餘，可能是具體的設備、設施、師資人才等等，也可能是精神層面對於「棒球」的興趣與認同感。但專業化的棒球運動顯然已走到瓶頸，在現有的軟硬體基礎之下，「把餅做大」，或許才有改變棒球文化的機會。

政府該做的就不是專心組代表隊，拚國際排名，而是在更多地域推展低強度的學校棒球運動，將對專業運動員與教練的投資，部分轉移到一般學生身上。資源不再集中於少數團體（棒協？我就是講棒協）的手中，甚至直接開罰那些禁止打棒球的學校。

「可是打棒球會打傷人呀！」

學生不知道怎麼解決就算了，但教職員幾歲了？這種事還要問教育部嗎？動腦吧，只是不罰不動腦而已。日本人是怎麼解決問題的？美國人呢？出國考察不該只有吃大餐夭壽讚。

我認為政府甚至可以設定只要常人組隊參賽，就能獲得低度的獎勵，像是場地與器材租送。而大量的新球隊與賽事，會帶出眾多的教練機會與衍生工作需求，原有的棒球運動金字塔頂端的專業球員們也有更多元的就業機會。

全民運動的層次做得夠好，棒球的實際參與者就不是為了要拿獎項、獎金，或甄試、免役資格而打棒球，而是因為「好玩」。久而久之，運動目的將會轉變為「打棒球就是為了打棒球」，不再是為了錢。

棒球運動不再是「手段」，而成為「目的」本身。打棒球，就是為了打棒球，不為其他什麼。那對於棒球，台灣人就能發展出一種新的共識與想像，這種共識改變了傳統對棒球的「威廉波特」心態以及其遺留（指運動專業化、菁英化、畸型的高強度訓練、嚴重缺乏人文素養、社會適應能力不佳的運動社群），而是由棒球運動中奮戰的榮譽感、共同合作的成就感、努力過後的幸福感等集結起來的共識。

雖然還是有人在意今年冠軍是誰，但會有更多人在意自己場上的表現，在意「終於能打到變化球了」，在意「孩子對於新手套球型滿不滿意」。棒球原是別人的事，現在已成為自己的事。

這種新的「棒球社群」將與現有台灣棒球社群大不相同，新的棒球社群就是整體社會，不像過去是由少數的、特殊的運動菁英所構成，因而容易與社會產生對立與分離。

在這種新格局之下，社會成員都是棒球運動的參與者，他們不會破壞這個活動，也會主動保衛這個活動，掃除意圖傷害這個實踐的行為者或組織。因此要重建棒球運動的文化，就是提升實際參與，才能建立一個新的「聯防」體系。

但這樣就夠了嗎？

還不夠。還有一個需要改造的部分，我之前在談成因時有暗示，但沒有明講。

先來看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都是1997年職棒放水案當事人在解釋自己為何涉及放水時的私下談話；於2005的職棒放水案中，亦再次出現類似的答辯策略（涉及學長學弟的尊卑關係），此外還提及受到教練的影響而放水。

這就是「學長學弟制」與「師徒制」的影響，這是種「倫理」。我的田調結果亦指出，多數球員不但並未缺乏倫理觀念，反而還特別看重「倫理」，看重某種長幼有序的互動模式。而放水問題所隱藏的結構性因素，就是過度看重這種有問題的「倫理」。

專業棒球社群的「倫理」觀念與社會上一般大眾「倫理」觀念有所不同。棒球界把特定幾種德行的地位拉到最高，而排斥了其他常見的德行，以學術用語來說，就是棒球界的「中樞德目」（樞德，cardinal virtues）系統出現一些問題。

不是缺乏德行，而是偏離常軌。

「樞德」是對個人或單一社會而言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德行。每個社會都有其樞德體系，但一個社會之中也會有許多小社群，這些小社群也可能有自己的樞德體系。在被視為同文化的單一社會中，其樞德概念通常適用於其下所有的小社群，但也會出現特例。

像是黑道的道德規範與樞德系統，與同處一社會的其他成員就有點出入。如果中華文化圈的樞德是「仁」，那麼黑道的樞德則是某種變形的「孝」（傳統的父子關係類比於黑道的師徒）與變形的「義」或「友誼」之德，也就是「義氣」（傳統的兄弟關係類比於黑道的「兄弟」）。

棒球界的樞德系統很類似於黑道，因為其樞德也包括了變形的「孝」與「義」德。他們非常重視師徒與前後輩關係，甚至超越了與親生父母及血親兄弟之間的關係。

這或許是因為球員自小離家接受集中訓練，須要重建一套家庭關係機制，教練因此成為新的父母，而學長、學弟則成為新的家人。維護這種機制，成為圈內人在這個體系中生存下去的關鍵，如果做不到，或有所違反，可能會被棒球圈排除或成為邊緣人。擁有類似架構的還包括軍隊及一些特殊技術團體（師徒制傳承技術的手工技藝或藝文表演）。

這些社群都有共通的特性，包括進出不易，有一定技術門檻，外人難以打進核心，成員多是自幼就加入，這也造成演化上的「小島效應」。它們由原有社會的樞德系統中「演化」出具自身特色的變形的樞德系統，就像被海洋阻隔的小島生態圈會演化出與大陸不同，適應在地條件的生物特徵。

這兩種變形的樞德都是原生社會的「孝」與「義」所「特化」而成，不過台灣社會中，孝與義不是樞德（台灣的樞德是「仁」）。這種封閉體系讓原本並非首要的德行變成最重要的，且因過度強調其重要性，亦使其內容產生質變。

對父母的孝順，變成對師父或長輩的「絕對服從」，與他人良善互動的義（「義」原來是指適宜的行動），轉變成為兩肋插刀的「義氣」。為了維持這種封閉的體系，這樣的樞德轉變很自然，也不得不然。

棒球界樞德系統的問題在於「不穩固」，容易自我崩壞。這種變形的「孝」，也就是對教練的服從（以下簡稱V1）以及變形的義，也就是「義氣」（以下簡稱V2），並沒辦法穩固支撐該社群的其他德行。一般說來，樞德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支持或產生其他重要性較低的德行。

當我們強調與擴張一種原本並不特別重要的道德規範或義務時，可能因為這個道德規範的內在缺陷（就是因為有這種缺陷，所以這種德行並未如此重要），而造成不可逆的危險後果。

比如說，V1與V2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這種強制性容易讓行為者成為工具，讓運動員成了教練的「工具」，以達成教練或「學長」的命令為榮。

在許多基層棒球的球隊中，球員是教練或校方追求名利的工具，被濫用、消耗，也被輕易的拋棄與遺忘。但問題並不只在於工具化，因為台灣大多數的教育與勞動都有類似的現象，而是作為受害者的球員並沒有發現自己是受害者，反而因為完成了V1或V2的「神聖命令」，而覺得達成了某種道德與價值上高點，獲得了幸福感。

這牽涉到一種「自以為的正當性」。就像有些人主張「球員某甲放水，是因為教練某乙過去的提拔以及教學的關係（師徒關係），才會答應配合收錢及放水。」

他們認定某甲之所以放水，不是某甲的道德判斷錯誤，而是來自教練某乙的壓力。對某甲而言，這就是V1的壓力，如果這事有錯的話，也是某乙有錯，某甲反而是對的，他完成了教練交付的工作。

因此一個「工具」的自我判斷可能是這樣的，當教練要求我這樣做的時候，我就必須如此執行。不這樣做，我就是個「壞」球員。因此，只要有教練的命令，我在場上就可以故意傷害對方球員，可以投出故意觸身球，可以參與集體的鬥毆。如果我都照教練的意思做，那不論我做了什麼，我都是個「好」球員。

這就是樞德的威力，也可看出當我們把V1與V2當作樞德的時候，會帶來什麼樣的危險。V1所帶來的致命傷並不只是讓球員找到逃遁的藉口，甚至還取得「自以為」的道德正當性，這個「自以為」包括了他個人自以為，以及這個社群內部的自以為。這種自以為的正當性，會與社會整體的道德正當性產生衝突，否則我們就不會唾棄放水的行為，而是會為了教練球員間「師徒情深」而深深動容。但實際上社會中多數人都為這種師徒關係感到不以為然。

這種矛盾遠比兩造（球界與球界之外）所想像的還來得嚴重。研究者應該不難發現，當社會指責軍隊或棒球圈犯了某些道德錯誤（與大社會道德標準產生衝突）時，這兩個小圈圈通常只有表面接受，內部其實「不以為然」，因為「我們有自己的一套」，「你們不懂我們在想什麼」。

而V2與V1同樣來自於家庭的倫理架構，V1來自於傳統的父子關係，V2則來自於傳統的兄弟與友誼關係。在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V2現象，就是常引起討論的「學長學弟制」（當然此制度也有V1的成分在）。

學長學弟制與師徒制都有父權特性所造成的問題。學弟對於學長的要求，除了有來自於V1（師徒部份）的反對力量外，都應該接受。所以V1大於V2，V2又是V1的延伸。因此依學長的命令或要求行事，就是「好」學弟，反之，就是個「壞」學弟。

學長學弟制也不是全無可取之處。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學長可以幫助教練執行其鞭長莫及的部份。因為經費短缺，一個教練要帶二、三十，甚至五、六十個球員，除了技術指導外，若還涉及生活起居，也未免太強人所難。透過分級與委任管理，在不增加成本的狀況下，一方面可以有效管理並分攤訓練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訓練年長球員的管理與技術能力，算是一舉兩得。

除了實際上的好處，這種制度也有其道德正面意義，必如說教導學生尊敬長上，對於紀律的服從、忍耐，以及服務心等等。但講到學長學弟制，我們更常看到的多半是其負面的影響，像是制度中的私刑、體罰、不當管教等等。

隨著時代改變，傳統的學長學弟制也逐漸衰退，並受到來自體制內外的各種挑戰。真正弱化學長學弟制與師徒制的，其實是年輕一輩的自主意識抬頭，而不見得是因為這種制度因濫用而崩壞。這種年輕一輩「不服管教」的現象，在軍隊（或軍校）與各種運動團隊中都可以看到。

在職業棒球員裡，大約可以用民國63～65年（1974～1976）來劃分前後兩種典型，在這個年次之前出生者，對於傳統觀念及團隊合作較為支持，之後出生者則較強調個人成績與表現。

此外，學長學弟制與師徒制的弱化，並不一定是良性的發展，很有可能是以其他的「惡」取代過去之「惡」，從「還有人可以管一管」變成「無人可管，亂成一團」。

那要怎麼解決這種樞德偏離的問題？開課來教一教？「懂」倫理學，和「具備」道德能力是兩回事。若要對成人或一個小社群進行道德觀的調整，或許利用現成資源與既有經驗會更有效果。

師徒制或學長學弟制是可以利用的操作場域。雖然這兩種制度在時空環境變遷下日漸受到挑戰，而且其所產生的不良後果也備受質疑，但其最大的優勢在於「行之有年」，已有一定文化積累，社群內的成員都知道其概況為何。我們只需要變更其道德活動的軸心價值，也就是V1與V2。

那究竟要如何在現有關係的架構中變更樞德？我的建議是，只要移走V1及V2的絕對性，或是逐步的削弱其存在基礎，就可以在這個社群中恢復台灣社會原有的樞德系統。用較口語的用詞來描述，就是削弱教練與學長命令的絕對性。為什麼呢？

大社會的德行觀念一直存在於球員、教練的大腦裡，並沒有離開過，也不需要教。步出球場，走回家庭或是與圈外的朋友交往，甚至只是去街上買瓶飲料，吃碗麵，V1與V2並不能發揮出影響力，這是因為沒有那樣的人際關係制度來運用這兩種德行。

我們只要削弱V1與V2的優勢地位，並在日常的訓練、競賽、集體生活過程中，透過行動與獎勵來突顯普遍道德原理理的重要性，就可將原本居於核心的V1與V2代換掉。但為了強化這種效果，我們還需要提升球員反省的能力。

我個人較為推薦，實務上也最適合基層教學的反省法，是「映現法」。其理論依據是，當我們批評或觀察別人的缺點時，其實看到的是自身的擔憂與恐懼。對方只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的缺失。

所以，教練不應老是「講古」、「耍屌」，而是時時刻刻提醒學生你不是聖人，會做錯事，會下錯命令，此外也要建立討論的機制，甚至要求球員每次練球都要找出教練與自我的缺失，並且提示他們講出的教練或自身缺點，是他自身最在意、最擔心的事。讓他們自行消化問題與找出解決方案，如果實在想不出來，再告知現有的最佳方案為何。

只要具備反省能力，教練就不需要花費太多的精力在品德教學上，因為學生、球員會自己想，自己判斷，自己去找答案，就算一開始反省的是球技問題，之後也會轉而應用在人際、道德、價值與未來等等的重大人生議題之上。自救永遠比他救有效，讓他學會自己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直接用講的，效果往往不佳。

從運動倫理層面出發，我的解決建議大致如上：「重建棒球運動文化」、「提升運動員反省能力」。除此之外，當然還需要其他領域的配合，像是法律制度與政治層面，不過再多扯，就超出本系列討論的範圍了。

在談放水案的最後的最後，要提一件頗讓人意外的觀察結論。在過去的田野經驗中，我發現不會涉入放水案的職棒球員，通常是「圈外人」、「邊緣人」、「人緣不好的人」、「怪咖」，也就是不擅長與其他球員溝通，孤鳥型的人。

這些人很容易被看成是壞人，但他們卻通常能閃過大災難。

並非因為這些人的「道德高潔」，而是因為他們被排除在人際圈之外，一方面無法接觸到結構性的放水資訊，另一方面則有更多時間思考自己與他人，並讓他們有機會質疑與批判團隊，因此「倖免於難」。

這算是「因禍得福」嗎？

經過這些年的思考，我覺得這比較算是「鬧中取靜」。

關於台灣職棒的放水案，已經講得太多，還有許多重要的議題值得我們討論。就此打住吧。

系列回顧：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一）：運動家精神與遊戲家精神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二）：公平競爭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三）：從愛國心到國族主義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四）：當運動成為信仰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五）：生活與紀錄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六）：禮節、規則與行為共識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七）：暴力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八）：歧視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九）：比賽放水其之一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十）：比賽放水其之二

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十一）：比賽放水其之三

《渣誌》：一人雜誌社

封面圖片來源：Stuart Seeger @flickr  CC by 2.0

編輯：宅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