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是中國憲政民主進程的嚴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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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近代接觸到自由民主思想,有一百多年了。但自由民主顯然過去不是,現在也仍然不是大多數中國人的追求和價值觀。即便聲稱追求自由民主價值的中國人中,也有相當部分對自由民主不甚瞭解或僅僅是將之作為政治號召口號,真正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國人少之又少,只能說是不絕如縷。況且要落實到行動上,願意付多大代價來追求自由民主,也是程度不同的。或受制於不自覺的專制行為習慣,在自覺意識層面可能接受和認同了自由民主價值,但由於成長于浸染於專制社會,多多少少會形成一些專制的行為模式而不為自覺意識所覺察;或受制于和屈服於外在的壓力。
為何自由民主的價值和行為模式在中國的傳播與擴散如此艱難呢?這跟中國「大一統」的政治結構密切相關。「大一統」政治結構和制度是中國樹立和普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轉型為憲政民主制度的嚴重障礙。
如果僅僅是「大」而不是「一統」,中國的各地區有較高的自主權或自治權,有差異性。那對自由民主價值的反應就會各有不同,出現對自由民主價值接受度高的地區的可能性就大。當這個地區建立起自由民主的良性制度,發揮出制度優勢,其競爭力就會高於其它地區,就會比其它地區發展得更好更領先。這樣就會出現示範作用,引起其它地區的模仿和學習,從而形成你追我趕的競逐格局。假以時日,整個中國就能逐步轉型為一個憲政民主的國家。
如果是「一統」而不大,中國這個地理範圍擁有多個完全獨立的共同體,即便起始點是專制,是「一統」,但因為小,更容易受到多方面的影響,會出現與「大」而非「一統」同樣的演化進程。比如臺灣、韓國等小專制共同體的憲政轉型。
而「大一統」,對外部世界的整體反應是單一的。而由於儒法專制主義思想根深蒂固,對外來的自由民主價值更容易出現排斥性反應。而且,「大一統」的內部性非常強,不容易受外部的影響。內部各部分的相互影響會大於它們受外部的影響。以數學而言,就好比一個球體,直徑越大,單位體積的表面積就越小;以物理而言,加熱物體,體積越大,溫升越慢。
更進一步,儒家的「忠孝」價值與「大一統」還有相互加強的效應。兩者構成倚生關係。儒家價值為「家國同構」或「家國一體」的「大一統」集權專制提供支撐,「大一統」集權專制又成為儒家價值的堅固堡壘。
2019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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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多維度對中國社會透視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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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還具有不可遏制的擴張性。一旦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導致與同邊地區的聯繫比較密切後,中央權力便會不惜一切代價要將周邊地區納入到「大一統」的結構中。因為「大一統」中央權力無法與周邊地區平等相處,這是其最基本的家長制支配與服從關係所決定的。要麼征服周邊地區,要麼被周邊地區所征服,就是不能平等相處。
「黨政一體」既可以看成是党的權力向政府延伸,也可以看成是党的權力向政府權力的轉移。現在靠各式委員會治國顯然不是長久之計,不正常。將來會出現兩種可能,一是重新回歸到党淩駕於政府之上。如果重新走向孤立或領導人的作風不同都可能出現回歸;二是党的權力消融於政府的權力之中,國家主席一職擁有實際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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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鄧是經濟上改革開放的啟動者和維護者,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有所建樹。但由於他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徹底,使得他所發起和主導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已陷於停滯;而且也使得他的政治體制改革成果和遺產目前遭到嚴重破壞。
中共在毛去世後對毛澤東思想的高度評價,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可能高度。同時將之界定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通過對之的繼承和分割,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陳雲等中共元老為輔的集體領導,並在江胡時期成為制度。相對于毛的獨裁專制,這就是寡頭專制。這進而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這就導致中國將更多的資源和時間投入到凝聚大眾成為一個統一行動整體,而不是增強個體能力上。在「改造國民性上」,就著重培養國民對組織的適應性,而反對培養國民的獨立性和發揮個性,要求一致性和消除差異。「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注重提高國民的教育水準和才能,僅僅夠用就行了,而不能損害組織的統一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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