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鐘21響　因傅斯年而來的一些感觸

　　不久前，我在網路上忽然瞥見「台大學生會推校園轉型正義，校友連署搶救傅鐘」這樣的新聞標題，心裡納悶：台大學生會是準備拆掉傅鐘嗎？否則為什麼會招來校友聯署搶救？在詳細看了各媒體的相關報導後，才曉得事情的始末應該是：

　　台大學生會向校務會議提案由師生共組校園轉型正義小組，調查與公開歷史事實，推動清除具威權意象的校園空間等。台大校友中心在校友的line群組說學生會此舉「恐涉及傅鐘、傅園等」，結果就有校友發起「搶救傅鐘」的聯署活動。雙方人馬並在台大校務會議場外拉布條互別苗頭，校友會這邊說「學生會向當權者獻媚」，學生會這邊則說「校友會造謠抹黑」，他們在提案裡根本沒有提到傅鐘。台大校務會議的結果是投票否決了學生會成立校園轉型正義小組的提案。

　　這個事件到此暫告一段落。是非黑白，每個人的心中自有一把尺，我無意置喙。不過說起傅斯年、傅鐘和傅園，倒是讓我產生一些感觸：

　　我在高中時代就從書刊中知道傅斯年的一些事蹟，所以在剛上台大的第一堂國文課，老師要我們寫一篇自我介紹時，我就在那篇文章裡說（大意），我服膺已故的傅斯年校長所說要「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我覺得台大不是什麼高級職業培訓班，而應該是一個有志青年追求知識和真理、結交朋友的理想學府，我很高興能進台大接受這樣的洗禮。

　　雖然後來才知道「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其實是史賓諾莎說的，傅斯年校長以它來期許自己和台大師生；而一個念醫學系的人說要來「追求知識和真理」，似乎也有點好高騖遠；但無可諱言，它曾經撼動我年輕的生命，點燃我想要當一個知識分子的熱情。

　　記得台中一中和台中女中的台大聯合校友會迎新晚會，就在傅園裡舉辦。雖然已知傅園就是傅斯年的墓園，但第一次親臨，看到希臘神殿式建築中間擺著的大理石石棺（主辦同學還在神殿的角落和石棺上點著白色蠟燭），我凝視石棺上篆刻的「傅校長斯年之墓」在燭影中明滅，仍不免胸中波濤起伏。

　　位於椰林大道和行政大樓間的傅鐘，是為了紀念傅斯年而建的，也是台大的上課鐘。進台大不久，一次在新生大樓上課，老師在鐘聲響完後進教室，露出神祕的笑容問：「你們聽到剛剛傅鐘敲了幾下嗎？」同學們面面相覷，老師說：「是敲了二十一下。」然後自問自答：「為什麼是二十一響呢？因為傅斯年校長說：『一天只有二十一個小時，剩下三個小時是用來思考的。』傅校長希望你們不只要好好讀書，更要認真思考。」思考、思考、再思考，這的確是一個一流大學的校長應該有的看法和說辭。

　　傅斯年當台大校長的時間其實不到兩年（在任上因腦溢血而過世），但卻成為最受推崇、最讓人緬懷的一位台大校長。我想除了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健將，憂國憂民且不畏權貴，公開為文指責孔祥熙、宋子文，在擔任北大代理校長時雷厲風行，擁有崇高的學術和社會聲望外，更因為他在混亂的時局中，臨危受命，打消赴美看病的念頭，出掌台大。

　　雖然時間很短，卻做了很多事：譬如裁退濫竽充數、不適任的教職員，力邀大陸知名教授前來台大任教，將「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立為校訓，訂定現代化的教學與校務制度、規章等，讓台大脫胎換骨，為建設台大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圖打下基礎。

　　其間最受注目的應該是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當時的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認為台大和師大是匪諜的大本營，要求進校肅清匪諜，傅斯年以「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底做；三、不能流血。」做回應。四月六日當天，警總司令彭孟緝帶軍隊進入校園前，傅斯年警告他：「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當天，台大被抓了不少人。事後，傅斯年也盡其力營救出不少證據不足、無辜受牽連的學生。

　　「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被幾年前太陽花學運的學生拿出來傳頌。當然，還是有人對「傅斯年是學術自由、校園自主之捍衛者」的說法不以為然，因為他最後畢竟同意讓軍隊進入了校園。但我們要考慮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時局下，他的選擇其實相當有限，我倒是比較認同他所說的另段話：「我不能承認臺灣大學的無罪學生為有罪，有辜的學生為無辜，此之為公平。不能承認任何人有特權，此之謂公平。我既為校長，不能坐視我的學生受誣枉。」

　　傅斯年的學術成就如何，不是我能談的。但他早年認為顧頡剛對少數民族的研究破壞了「中華民族一體」的框架，而說「為學問而學問，不管政治……最為可痛恨者此也。」「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惡影響及於政治，自在取締之列。」我覺得這是違反「學術自由」的。

　　以前有一段時間，當被問及我對中醫的看法時，我會以「傅斯年說：『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中醫的很多觀點跟我所受的醫學教育也有太多的矛盾，傅斯年的說法是何等犀利而又痛快（難怪會被稱為「傅大砲」）！但後來我已很少再這樣引用，除了自覺「躲在大砲背後」不太光彩，更因為認為傅斯年的說法太獨斷，在本身對中醫還沒有太多了解之前就發此豪語，並非理性的知識份子該有的作風。而他對擁有深厚傳統的台大醫院的整頓，跟當時的醫學院院長杜聰明鬧得頗不愉快，也被認為是外行指導內行。

　　這不是什麼責備賢者，而是每個人都有缺點、弱點和盲點，不必隱惡揚善地去製造完人神話。但即便如此，我還是相當敬佩與喜歡傅斯年，從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執著與可愛：他在過世前，對舉薦他的朱家驊說：「你把我害了，臺大的事真是很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斷送在臺大了。」抱怨歸抱怨，但他還是奮力而為，也許他認為建設台大是他當時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吧（或我替他這樣認為）！

　　根據其妻子俞大綵的回憶，傅斯年在腦溢血而死的前一天晚上，還穿著一件棉袍伏案寫作，俞大綵勸他早點休息，他擱筆說：「趕寫文章，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因為他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

　　傅斯年留給台大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對現在的我來說，也許只剩下「愛人」較有意義。但要怎樣「愛人」呢？傅斯年說：「剋服自私心，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在這個誰也不服誰、互相指摘與撕裂的社會裡，期待所有人在說話為文時，都能花點時間思考（不必三個鐘頭）：「我的所說所寫，裡面包藏了多少自己的私心和利害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