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只有這份刊物刊得出來

Q：對我們這些不是學科學的人來說，《科學月刊》其實是社會性的存在，所以接下我想請您跟我們談一下，您在當總編輯時的重要事件。

蔡：如果就科月本身內容來講，那個論文事件不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我覺得在總編輯的任內，要怎麼說，我覺得我對科月做了比較重要的事情是，我讓文編有更多的空間在科月裡面發揮 …………

我們的專業文編，我都覺得他們是在做功德，因為其實那個酬勞是不多的，所以某種程度，我也希望說能夠找到一個激勵大家願意投注更多熱情在這邊工作的方法。所以我想在我一年多總編輯的期間，我對月刊做了比較多、比較好、比較值得談的事情是，我讓文編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回到論文造假那件事情，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意外，我沒有預期到這件事情會變得那麼大。大概在2016年11月的時候，我一個在美國的學弟把這個pubpeer的連結給我。因為我是臺大動物系畢業的，廣泛來講算是台大生科院的系友。那個時候郭明良才剛從台大生科院的院長轉到高醫去當副校長沒多久，所以我就想說，怎麼是自己母院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我那時候本來只是想說，就一篇論文出問題。論文出問題，郭明良不是第一個，其實學界一直都有，不是什麼新鮮事。所以那時候並沒有意識到說怎麼會是那麼連續的犯罪，而且是大規模的犯罪。

本來我只是認為，也許是裡面哪個研究生或是哪一個博士後出錯了，捏造了什麼東西，所以那時候本來想頂多就是寫一篇文章批評一下，談一下制度，或者是說這種論文審查方式的問題。只是沒想到後來越滾越大，變成一個連續性的造假事件，而且牽扯到的層面越來越大。

因為事情是在11月中開始的，那一直到11月底的時候，我就面臨一個很奇怪的抉擇，就是我要不要大規模的報導這件事情？我要用什麼樣的規格來報導這件事情？當然一開始的考量是，這是一個生物醫學的事件，那些涉案的都是生物醫學的大咖，我自己就是唸生物的人，我每年還要申請科技部計畫。那這些人，這些涉案的人，其實有一部分我還認識，所以不只是計畫、研究上的關聯，還有很多是人情上的關聯。那我到底要涉入多深在這裡面，這其實是一個很掙扎的過程。

但就剛剛提到的，因為科月總編輯的背後有一個很巨大的歷史背景，我還記得後來有一次跟劉源俊老師吃飯的時後，他就問我說有沒有壓力，我就說有啊，壓力很大。他說我們那時候外面有警總在站崗，我一聽就覺得那我不應該覺得有壓力了，那個是受威脅的程度差很多的事情。

那時候我其實掙扎，掙扎了很久，因為我在總編輯這個位子，如果報導了，因為我是總編輯，這本刊物做了什麼樣方向的報導，不管稿件是誰寫的，總編輯就一定要擔那個責任，有問題一定是找總編輯。所以那個壓力某種程度是來自於我自己的職涯考量，因為我還在學界裡面，我才剛升教授沒多久，想說我距離退休還那麼久，我真的要跟這些人開幹嗎？萬一打輸了怎麼辦？因為我從博士班，我是台灣的土博士，某種程度我對台灣的學術界還蠻了解的，至少對於人事的鬥爭是蠻了解的。

所以一開始對我來講是很大的壓力，但最後真的是因為你在這個位子上，背後有那麼長的一段歷史，逼得，哈，說起來，我沒有在第一時間辭職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我應該在第一時間就辭職，但我沒有在第一時間辭職，我還在總編輯的位子上，而且那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寫了第一篇評論。

其實我一直到12月都還很樂觀地以為2016就可以把這件事情解決掉，沒想到後來會拖那麼久。就是因為科月這樣的一個歷史包袱 --- 說包袱好像不太對啦，應該說，這個承擔 --- 就自然地被推了去做。

這也要感謝耀寰的支持，因為他是理事長，萬一這樣的報導對科月有什麼，不管是銷售或有什麼其他的，比如說像那時候，在報導之前我一直在想我有沒有什麼可以被跟拍的事情，有沒有什麼發票的事情，萬一到時候被人家拿出來爆料怎麼辦。真的是先檢討自己，到底有沒有什麼大大小小的骯髒事情，要先想一遍，免得到時候被人家反爆料，你就下台了，那這個下台就會連累到這本刊物的名聲。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也猶豫了這一點，不過耀寰還是非常非常的支持，我記得他就說頂多台大不訂我們的科月而已，然後就做了…………

後來在跟台大纏鬥的期間，我覺得光靠我們的FB是不夠的，應該要藉影響力更大的媒體，後來我們有很多文章就直接放到蘋果日報那邊去。的確影響力就不一樣，因為我們放到蘋果日報，連結會連結回來我們自己的網站或FB，所以相對的，那段期間也算帶動了我們的一些流量。所以就媒體的效果來講，這件事情能夠引起社會比較廣大的注意，那真的是蘋果日報的功勞，他願意提供獨立媒體這樣的版面。

Q：但《科學月刊》就是鼓起勇氣做了這件事情，並且真正的纏鬥下去，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蔡：其實我覺得我個人大概就在2016年11月掙扎了一陣子，後來從12月開始，我就觀察了，兩個禮拜，沒有什麼我的新聞上去；三個禮拜，沒有什麼我的新聞；四個禮拜，我那個時候又越罵越兇，也沒有我的新聞，那我大概沒有什麼很骯髒的事情被人家抓到。所以其實那時候對我來講就，了不起，因為我自己評估，我了不起就幾年沒有科技部計畫，反正我已經升教授了，我沒有升等的壓力，即便沒有計劃，我想依我那時候做實驗庫存的data，我應該還可以保有讓自己三年裡面都有paper。

所以我自己也評估了我的子彈有多少，我最擔心的是被人家爆料什麼骯髒的事情，後來沒有這些事情，那剩下的就是計畫跟論文發表的這種，那我自己盤點一下我的庫存是夠的。

所以實際上到2016年12月開始，對我個人來講就比較沒有那樣的負擔與壓力。那時候的壓力反而是變成說，科學月刊適不適合一直報導這件事情？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要，我們是有訂戶的刊物，訂戶如果每個月收到的刊物都在談同一件事情，那也是很怪的。所以那時候我小心拿捏的是，到底有多少的資訊是要放在科月裡面，那有多少資訊是放在蘋果報就好，有多少資訊要放在科報，有多少資訊要放在FB。所以對我來講，反而比較需要思考的是這方面的事情。

至於說那個報導內容，倒是還好，因為我自己就是在學術界裡面的人，我有夠多學術界的朋友，反正我不要把他們的名字公開的話，其實是有很多人願意幫我的。所以那時候不管是在內容上面，或是在一些證據的檢視方面，那個倒是還好處理。

所以初期我是擔心我個人被爆料，那到了後期是我一直在拿捏說，到底那個報導的篇幅要多大，才不會讓我們的讀者覺得疲乏。一方面我也在評估說，我們這樣的報導，到底對社會的實質貢獻會有多大。因為其實那個時候有報紙、廣播、電視的邀約採訪，我一度也考慮說是不是上去講。但是後來跟幾位編輯委員，跟幫我整理資料的朋友討論完之後，立定的一個原則是，我不上廣播也不上電視，因為資訊太容易被扭曲了…………

到了2017年四月，事情已經持續了六、七個月了，我自己的評估是，從楊泮池宣布不續任之後，社會大眾都認為這件事情解決掉了，那不管我們再怎麼樣的報導，那個影響效益是非常非常低的。甚至可能會引起一些反感，因為已經開始有人認為我們是被某些團體利用要去追殺台大，或著是跟他們的校長、或者是跟台大醫院的人事有關，會有這種負面的聲音漸漸出來。所以那時候我才決定說，大概四月的時候，報導就應該告一個段落。

告一個段落，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總編輯下來。

我從總編輯下來其實有一個是私人理由和一個公務理由。私人理由是那時候我的健康狀況並不好。在那段處理的期間，壓力還是很大，學校正職的工作還要持續，還要維持刊物的準時出刊，其實那個時候壓力是大的，我自己的健康是出了一些問題。還有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了耽擱，所以我需要時間喘息一下。

那另外一個公務理由就是，如果要讓這件事情從科月放下來，要用什麼方式才能夠很乾脆地放下來？如果我繼續擔任總編輯，因為我知道台灣的這種論文造假、學術造假的事情不會只有這一件，一定會持續下去不會消失，如果我還在總編輯的位子，所有人都會期待說，如果又有一件新的，那為什麼你們科月只報導台大的，之後發生的你就都不理？所以我也想說，應該要有一個比較乾淨俐落的轉折。最簡單的就是負責這件事情的總編輯下來，新的總編輯上去，那新的總編輯可以有新的、比較多的、名正言順的新作法可以做。

就基於這兩個理由，我在2017年四月底，辦完張昭鼎紀念研討會之後，我就下了總編輯的位子。

Q：你花那麼多時間用《科學月刊》的力量去做論文造假案的追蹤，我們覺得這是一種社會責任的表現，就是想像中的媒體之社會責任。那就你來說，你覺得科月走到現在，科月對台灣最重要的責任在哪裡？

蔡：的確是個一個社會責任。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這麼久，為什麼我們會持續追蹤了七個月。那是因為我覺得媒體在台灣有一個現象是，對於任何事情都只是一時，短時間關注就好。但短時間關注其實能夠發揮的實質效果是有限的。我想當時台大所有的，不管是台大的行政高層或是搞公關的人，大概都沒有想到會有一個刊物這樣盯著他們半年以上。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跟台大醫學院的幾個朋友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們也問了我說，為什麼？因為那時候事情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了。我跟我的朋友說，我想做一件有效的事情，因為我知道如果只撐一個禮拜、兩個禮拜，那所有的事情絕對不可能有任何改變，所以我說我一定要撐到這件事情，至少看到有一個很明確的轉變才會停。

也剛好只有《科學月刊》有本錢做這件事情，因為我想任何一個考慮銷售的刊物，絕對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所以只有《科學月刊》有辦法做這件事情。之前說的科月的缺點在我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發揮到淋灕盡致：因為就總編輯想做，所以總編輯說了，就一直做。然後我們又不怎麼在意讀者喜好，就是說這是我們的缺點，但也因為這個缺點，我們有辦法一直撐住，撐住到七個月這麼久。

雖然這個事情實質上沒有很大的改變，但至少在表面上有被處理了，至少涉案的校長說不續任了。那這就像說您剛剛提到的，社會責任，《科學月刊》其實在這件事情之前，已經有幾次比較大的事件，像比較早的紅樹林保護的，還有台灣要不要發展太空科學，要不要發射衛星，甚至包括這幾年關於教改的問題。《科學月刊》跟《科技報導》在很多材料取捨上面，我覺得，到現在都還有秉持著當初1970年代的那些前輩們，那些前輩們很年輕的時候的豪氣：就是我們這份刊物是希望能夠啟迪這個社會，以科學的精神來看待事務，以科學的精神來處理 --- 不只是科學的事務而已，還包括我們的日常事務。

就我剛剛提到的，因為我們一直有那麼多缺點，所以我們所吸引的這些人，參與的人，其實某種程度都是看到這些經營上缺點的人。因此我們可以很沒有包袱的，可以不用去管銷售量，不用去管讀者的點閱率，純粹就想說，如果就「是」跟「非」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要做什麼樣的建言。

然後這樣的建言，也只有這份刊物刊得出來，反正總編輯說OK，編輯委員沒有多大意見，那我們就刊。我想這個社會責任的源頭，都來自於我們創刊的精神，也因為創刊那樣的精神，形成了《科學月刊》很獨特的經營架構，所以我們可以讓這個精神一直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