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主權與新的內部民主––訪問保羅．倪可森（Paul Nicholson）

■尼克．佩傑–克拉克（Nic Paget–Clarke）／春雷 譯

倪可森，是西班牙瓦斯克地區「瓦斯克農民協會」（EHNE）的成員，也是「農民大道」（Via Campesina）「國際協調委員會」的成員。「瓦斯克農民協會」是西班牙「農民與牧農協調組織」（COAG）的一支；而這個「協調組織」，也是「農民大道—歐洲協調組」這「農民大道」在歐洲的組織的一環。至於「農民大道」則是世界各地農民組織的組織體，它也是那由小農、家庭式農民、原住民族、無地農等所形成的全球性運動的一環。

這篇文章，是“起動”雜誌（In Motion Magazine）的尼克．佩傑–克拉克（Nic Paget–Clarke）於「農民大道」在非州莫三鼻克的瑪托拉，舉辦“第五屆國際會議”中，所做的採訪。此篇文章刊登於：“起動”，2008.10.17。至於有關「農民大道」的介紹，以及第五屆“國際會議”的文章，請參閱：青芽兒35期，2009.07/ 08。

■倪可森：我叫倪可森，來自（西班牙）瓦斯克（Basque Country）。我是個住在比斯克灣（Bay of Biscay）靠近坎塔布萊安海（Cantabrian Sea）海邊的農民。就職業與養成來講，我是個酪農；但我不再從事乳品的生產與製造，因我已經沒有畜牧場了。但我仍有一小塊農地，也是一個合作社的會員；我們會用自己的農產品，來製造果醬、西打，與蜜餞。我們一共有14農戶。

■起動：能多講一些您所加入的合作社？

■倪可森：我們一共有14戶，成員多為專業的農民；有些則是兼業。在我們當中，約有一半是有機農民；即使我們販售的大多產品，並沒經過什麼有機認證。我們是在本地出售自己的農產品。我們也僱了6個人來做西打，一年可製造出十萬瓶西打。我們也會用在地生產的農產品，來製作各種的果醬與蜜餞。我們販售的範圍，都在半徑30英里以內。我們的合作社，到目前已有十二年了。在開初頭六年，我們沒賺到任何的錢；現在則是日有起色。我認為，尤其是在歐洲，小農戶要想生存下來，在地生產、在地銷售，幾乎是唯一的路子。在地生產，在地轉化，與在地銷售。

■起動：那麼這個合作社的內部，又是如何來運作的？會員是如何來作決定的？ 又是在做哪方面的決定？

■倪可森：我們首要的目標，是能在我們本地的市場—我們有很好的傳統市場—以及透過小商店，來販售新鮮的產品。我們有一個由四個會員組成的理事會，來決定重大的事務。我們之間的一位農友，則是來當協調者；協調整個生意、廚房的事務，以及販售事宜。我們只有一位協調者。另外我們還有一位銷售員，他也是合作社的會員。然後我們有五位工作人員，來負責生產果醬與醬汁。

■起動：在金錢方面，你們是怎麼來處理的？

■倪可森：我們一群在地的小農，會組起合作社，起先也是因在看到那競爭性農業，以及大型公司、大型行口、大型量販店產品佔有量的衝擊。而且我們則是想來保護本地的糧食生產系統、與本地買賣系統的運作。我們首先是發起了一個活動：“在地生產，吃在地。這對你們好，也對我們好。“

這是個大受歡迎的宣示，也因此帶動起一股風潮；然後我們就發展出一整套與餐廳、店家合作的策略。我們沒去找什麼高檔的市場。顧客都是本地居民。這不光只是價格的問題；它也是有關認同、食物品質的問題，有關知道是誰在生產出食物、食物又是如何生產出來的等問題。

而這最後又使得我們14戶農友認為：我們的產品，需要有附加價值。我們喜歡販售生鮮產品；但是在無法以生鮮方式販售時，我們就會來作轉換，轉做成西打、可口的黑苺果醬，美味的蕃茄醬。我們也會作辣椒醬。於是，又有蔬菜，又有果醬。

既然我們是處於山丘起伏的地帶，而濕度又很高。這是很典型的大西洋氣候。老天爺又時常會下雨。但我們倒是有非常多樣的食物。但由於整個地形是高低起伏，又有山，因此不可能會有什麼大型農戶、大農、工業式耕作的農民會跑過來。我們都只是小農園。我的農園有六公頃大。我們團體中的每個農園，也差不多都是這樣的大小。

我們開發出我們的產品。但目前，說真的，由於需求量過大，我們也只會採用一些非本地生產的農產來製造一些產品。這些產品或來自100、150英里以外。但我們會為這類的產品打上不同的標籤。至於生產系統的運作，仍維持原樣。

我們倒沒把產品賣到大賣場。這主要倒也不是為了什麼政治理念，而是經濟考量。我們支持本地的小商店。我們支

持本地的餐廳。我們也支持我們的顧客。我們沒把產品銷到大賣場，這是因如果這麼來做，你遲早會落得無法與它競爭

。你不可能在護著小商家的同時也在照顧著什麼大賣場。這就像美國的“沃爾瑪”（Wal–Mart）的情況一樣。即使它們對你說：「我們想購買你們所有的產品。」但就是不賣給它們。我們不賣，是因為大家很清楚：我們得維護一種多樣的商業管道；而且我們是靠著本地居民，才能生存下來。我們得來維持這合作社的身份；到目前為止，它運作得還算好。

我們當今最大的問題，倒不是什麼經濟上的存活。我們最大的問題，是缺少年輕人來加入。缺少年輕人來把我們的努力成果，給接棒下去。就經濟效益上來講，這門生意算是滿好的；而我們對將來也有許多的打算，但我們需要有新的農友加入。

■起動：年青人喜歡往都市跑？或是他們不願意加進來？

■倪可森：是的。農耕是種獻身；而年青人，至少是我們這一帶的年青人，則是想在社會中找尋其他的出路。畢竟，在都市，那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很吸引人。而這又是我們無法提供的。我們這兒傳統以來，就是個以漁、農為主的社區；在目前，這兩部門都陷入困境；這也造成本地的文化危機。但大都市還是有它的吸引力。我們有許多的後生，都去了那兒。

■起動：在你們那兒，還有其他的合作社嗎？你們在當地是唯一的？或這已是股潮流？

■倪可森：在瓦斯克，我們向來都是有很強的合作心態，小國寡民的心態。在我們這一小片地方，有35,000個居民，但至少有50個不同種類的合作社：產業的，服務業的，以及農業的。我們鄰近孟德拉貢地區（Mondragon），而孟德拉貢合作社的經驗，就我們來講，是它是太過於全球化了。在我們生活中有種文化，有種互助合作的傳統。像「瓦斯克農民協會」，它的社會基礎就很強；在我們這小小的郡中，就有100名以上的會員。互助合作，這是個很好的想法。但可不是在農地裡，我們可沒共享拖拉機（笑）。

■起動：因此，這個合作社是更著重在附加價值方面，而不在實際的生產？

■倪可森：沒錯。

■起動：而且是依據傳統的想法而行？

■倪可森：是的。是依照傳統。

■起動：是經過幾世紀流傳下來的傳統？

■倪可森：是的。像在我們「瓦斯克農民協會」中就有個防範火災的小組。我們有4,000位農友結合起來，來做各種相互支持的防範措施。相互來防範火災、盜竊、風災，與水災。

■起動：您認為：相對於跨國企業的運作方式，合作社運動算是另一種的出路？

■倪可森：我想我們得與各類可一起來協力夥伴，相互運作。這點很清楚。我們當然會對那些大型的合作式組織與集團，保持關注與批判。它們與我們，很不一樣。

■起動：那些能算是真正的合作式組織嗎？

■倪可森：掛羊頭的吧。它們原本都是小小的合作社；是在認識到：要想在競爭型市場中能有競爭力，能有效益、能存活，才組成的。但是，它們變得愈來愈大，愈來愈大，愈來愈大。到最後，大到你完全無法掌控；它們都成了另種公司型態。對我們而言，在各種小合作社、小協會之間的協力合作，才是重要的出路。

■起動：我們可對此多談一些。您認為那純粹是因團體大小與會員多寡，而造成這種路線上的差別？

■倪可森：不。這不只是有關會員多寡的問題。但很清楚的是，當合作社愈變愈大時，它也就愈難來維持它的初衷、投入，它原本的精神。你變得愈大，你也就變得愈全球性，愈有競爭力；然後你突然發現：原本那些負責經營合作事務運作的會員伙伴，一個個都成了整個企業中的經理。而原本一起合作的其他伙伴、或是農友，則對這合作社的運作，毫無掌控能力。我們看過這種事例。

我們當地有個合作社，它是由農友為了生產上所需的投入而組成；共同購買肥料，購買所有農務上需要的物品，像是：包裝袋，飼料等等。我們既然是小農，就會採用許多袋子，像是80磅的袋子。而這個合作社，到後來則是想更有競爭力，想賣得更多。想要多賣，它於是就把東西賣給更大的農場，而且是採用大的工業式配備。他們不再使用袋子了；他們用貨車。而貨車不會開去小農那兒。他們也就不再賣袋子給小農，這也是因袋子只能用小運輸車、而非大貨車來運送。到最後，這個合作社只能是靠著大型農場來存活。至於那些原本是合作社主人的小農，全給替換掉了。

歷史是會有週期的，它又全回轉了。目前這個合作社，也因那大型農場在面對全球競爭下，無法相比而歇業後，而變的搖搖欲墬。到現在，他們也看清楚：有許許多多的小農，是要比只有一或兩位大農，要好得多。

■起動：因此，這種覺悟是從經驗中產生出來？

■倪可森：是的。我們身為農民，一直是在由經驗中學習。這是四海皆準的道理啊。

■起動：我一位住在委內瑞拉的朋友，把這個叫做：“團結經濟”（solidarity economy），而用來抗衡資本主義經濟。您覺得這有道理嗎？ 這是否也是種覺悟？

■倪可森：是的。這是種覺悟。在悍衛與保護我們在地經濟時，我們很清楚：自己身為農民，我們也是本地社會的一份子；而且，像是有小型屠宰業師傅，有小商家，都對我們有好處；我們也需要一座小型屠宰場。我們需要有個整體的在地農業轉型。把我們的牛隻送到100英里以外的屠宰廠，宰掉、獻身掉，對這種方式，我們可無法來競爭。我們應把我們的牲畜，讓本地的屠宰師傅來做獻身，然後把肉類賣給本地的居民。我們需要有一個相比鄰的之處；這也是說：農民可以與小商家、與顧客相互協力合作；而且可形成一共識：我們得來捍衛我們在地的經濟。還有漁民，漁民也是一樣。

我們本地的學校，也有個協議：我們在學校念書的後生，只食用那兒子或女兒也在該校念書的牧農所生產的肉類。這可讓我們的小朋友，吃得健康。還有番茄與魚類，也都是由村中種出來、或捕起來的。我們不會去買外來的便宜食物。一開始，食物或會顯得貴一些；但是到後來，再由健康、由文化、由了解我們在地社區的角度來看，這完全划得來。

■起動：在從事這方面的事，像是來經營社區等，這會與地方政治有什麼關聯嗎？

■倪可森：當你涉入到這些村子的政治情況，沒錯，往往會有很大的爭論。政黨政治往往很難讓人們看到大家共同之處。而且政黨政治，往往只會在吵些雞毛蒜皮的事。但是每個人都不約而同的，形成一股社會氛圍：我們得帶動起我們的在地經濟。於是那些政黨也不得不跟著這氛圍走。也因此，任何想引進什麼大企業集團的甜頭與想法，也都給防止了。

但是，沒錯，在面對由外而來的政治勢力，由一些想引導我們邁向市場的政府機構而來的政治力量，想持續來維持原本的路線，確實是一場很艱辛的戰鬥。比如說，它們想讓我們開發出另一種的觀光，一種商業式觀光路線。另一種則是土地的使用，透過可蓋起第二棟屋子。另一個由外進來的重大問題，則是基礎建設。它們要我們開闢更大的馬路，以便讓更多的人來到海邊。

因此，沒錯。我們確實是受到很大的外來壓力。他們往往會說：要全球化，不要那麼的來保護我們的文化或我們的經濟。

■起動：有關牲畜方面，您為什麼會用到“獻身”這個詞？

■倪可森：我們一向都是在說獻身的啊。

■起動：這是表示您們對牲畜的尊重？

■倪可森：是的。在小型的屠宰場中，你可這樣做。對我們來講，這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說，如果你是位屠宰師傅，而我把那頭叫做：“黑仔”的牛賣給你。你會買“黑仔”，也是因你相信牠會有很好的牛肉。這一切程序都很清楚。我把“黑仔”帶到屠宰場，牠當天、或隔日就要獻身了；然後屠宰師傅會在那兒，會先帶牠回家。如果是在一個大型的屠宰廠，屠宰師傅、或是牧農，很明顯的是完全沒插手的餘地。

因此，我們也有場主要的戰鬥，那是來維護我們在地的屠宰場。我們已有14個鄉鎮議會，來支持再我們這小地方，開設一個新的、完全符合衛生標準的、合法得屠宰場。維持一個屠宰場，這對我們可是萬分的重要。因為如此一來，我們不只保有食物的品質、與為居民確認食物的來源；我們另外也可保障這地區約200位的屠宰師傅，以及2,000位非全職、但每人都會養上個八到十頭牲畜的農民。我們就是想保護這鏈鎖。這對我們，可是萬分的重要啊。

■起動：對糧食主權這想法，在歐洲不同國度的人，各有不同的看法？ 或您認為它更是種在地路線？ 您是如何來看糧食主權？

■倪可森：人們對它往往會有不同的了解。我想人們通常在談很多事的時候，不知道自己正是在說糧食主權。我直到目前所說的，也正是有關糧食主權的事。糧食主權，就一般公民、一般農民來看，那就是：在地經濟原本就應有自己的主權，這是種權利。首先，它是份權利，是份各個政府有責任與義務來為永續農業訂定糧農政策的政治權利。

政府要有來保護與調控市場，糧食進、出口的權利。調整糧價。那也是政府的政治能力，來說它們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它也是種經由社會需求，而來對市場做調控。而且是在糧食政策與農業政策上，不該有矛盾的做法。像是你不可能有個農業政策，它一方面在推動工業式、密集式的農業或糧食生產；另方面卻也想來保護在地的永續農業。這兩者無法相容。糧食主權，也就是把一種與社會與環境永續相關的生產方式，至於首位。

因此，我們所說的，已不只是糧實的充裕與否，一種自足的想法。而更是在指一種來決定政策的政治權利。“我需要這個。我不要那個。”這也是把在地的糧食生產置為首位的權利。以何種價格進口。以何種價格出口。

其次是有取得的權利。能得到土地，水源，種子。這也是往後的農民，不管是否是農家出身，有取得的權利。取得的權利。

第三，則是消費者有權利，來決定自己要吃什麼，來決定糧食是如何、以及是由誰生產出來。目前，消費者對這些，毫無管控能力；對糧價、對食物品質，毫無能力。而且我們甚至根本不知道是誰在生產出這些糧食。這些絕對是消費者應有的權利。糧食主權，不只是有關農民的權利；它也是公民影有的權利，來決定我們要吃什麼，食物是如何生產出來，是由誰來生產的。

■起動：在歐洲，糧食主權一般是帶有全國性，地區性的意思；而您卻談到在地性？

■倪可森：糧食主權只有從在地來形成；但說到最後，還是得由政府來決定政策。糧食主權，是一種相對於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的另種出路。它是相對於目前這種社會運作的另種路線；而我們得逐步的建立出來。我們會建立的很慢。但是在這世界，已有些國度也正在開創糧食主權的路線。這會需很長一段時間，但這也是指：改變政策，政策從頭來做改變。

■起動：至於「歐盟」，您怎麼來看它？它是件好事，是件壞事？或您有其他的想法？

■倪可森：的確。是存在一個歐洲，而且是有個歐洲共同的視角；但是那個視角太大、太廣泛了。至於我是否把它視為一政治性聯盟，我不確定；這應是另一個問題。但它絕對是非常、非常的多樣。歐洲在歷史、文化與風土，或任何事務上，一向是非常的多樣。既然是這麼的多樣，你很難想像來形成一個“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會要費上多大的心力。歐洲農業政策的作用，正如同美國的“農業法案”（Farm Bill），在國際上是來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推動自由貿易議程。而歐洲的農業政策、歐洲農業，也是地球上主要的農業；糧食第二大出口、以及糧食最大進口的地區。在歐洲這可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在以往，主要的經費預算，一直是用在糧食生產方面。於是歐洲共同農業政策，也成為全世界主要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且是在自由貿易的爭論中，主要是由歐洲在推動開放世界上所有的市場。

■起動：它比美國還用力？

■倪可森：是的。美國還有更多的保護主義手法。美國有它的軍事力量，作為政策的後盾。 歐洲的手法，則是想透過貿易，透過像那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自由貿易議程。「歐盟」，在WTO的談判中，也特別的、公開的說明：它們可以在透過把所有的經濟給自由化後，來犧牲掉農業；但是對此，我得指出：歐州的農業政策以幹掉千、百萬家庭式農園。在歐盟，我們每一分鐘會少掉三個家庭式農園。這對家庭式農園來說，可是個極為嚴重的問題。有許多的地區，由其是山丘或貧瘠地帶，農民日漸減少；或是以實際失去了農民。而整個潮流，也是很快的轉向由極少數農民掌控了大量的資源。這是對家庭式農園作持續的再調整；而糧食作物的種植，也給縮減成為只是少數地區、少數農民的事。歐洲，不只是在它工業式農業生產模式上，生產是給日益集中；而就整個社會來看，它也在消除小型家庭式農園的份量。

但歐洲是十分的多樣。在英國，在大不列顛，農民就像在美國一樣，約只佔總人口的1%。但是在歐洲其他地方，像是在義大利，就有8%，西班牙8%，羅馬尼亞25%。因此，這整個的狀況是非常多樣的；但這個政策，在各地卻是同樣的來把小農戶掃出農地；而來讓大企業集團來接手農耕。這是種由大企業所推動的農業政策。各種的貼補，就是這政策的手法；一主要的手法，來帶動起大型農場。你生產的愈多，就會得到更多的貼補。農業政策，可算是個讓農場愈變愈大、生產日益變多的推手。

在歐洲，你還會看到一獨特的情況，這也與美國很類似，那就是：一些大的糧食鏈集團，正控制著糧食的價格與分配。這對歐州會是個很大的危害。這些大型糧食鏈集團，像法國的、英國的，“家樂福”（CarreFour）、“好市多”（Tesco）等，不只正逐步的開始掌控消費者所吃的、以及如何去購買食物；它們更控制了農民本身，以及農民的收入。它們在控制這一切，它們還壓低價格，把送過來的糧食的等級壓低。契作式農業，這種大公司直接與農民簽約來生產糧食的方式，不但為農民、也對消費者帶來很壞的作用。

「農民大道」（Via Campesina）於西班牙的組織：「農民與牧農協調組織」，也會每個月來製做經濟分析；來追蹤農民得到的價碼，與消費者付出的價格。人們立了一個有關40項物品，如蔬菜、水果、肉類、牛奶等的價目表；而就同樣的產品，那付給農民、與消費者付出的價差，可以差到1300%到200%。

比如像是馬鈴薯，它沒有經過變價。但是在原本的、農民的價格，與終端的價格之間，沒任何理由，就可差到800%。唯一的原因，應是那些大型賣場、那些大型的糧食鏈集團的壟斷掌控。正是由它們來決定提供給農民、以及消費者的種種條件。過去十年來，在這方面確實是有個重大的轉型。

■起動：當您說到摧毀在地文化，您指的是集團式農耕的擴張，與家庭式小農的瓦解？ 如果是這樣，這其間的關連又是什麼？ 而這種改變本身，是否也隱含者反民主的趨勢？

■倪可森：確實是如此。確實如此。首先，在地經濟的瓦解，也造成那些靠著在地經濟中生存的農民的瓦解；然後是在地文化的流失。像過去30多年來，在西班牙您可看到上千個村落給荒廢了。人們離開村子，遷到大城市中。從1955年就開始這樣了。目前則是有股潮流，想來回復這些荒廢的村子。而這情況，尤其是在南歐的許多地方出現。移民，在地經濟瓦解。最後有人會在八月時回來度假，或是因退休而搬回來。而且有許多的村子，也給日本與德國的企業集團買走，給轉成老人退休村。它們把這些漂亮的老房子，重新整修；讓這些村子由退休的人來居住。

在這整個過程，文化的、社會的衝擊都是很大的。

於是我們可看到，一方面是一些政府想透過在與通貨膨脹作戰、而且維護貨幣主義策略（monetarist strategies），來抑制、降低糧價。而這個想為消費者降低糧價的意願，又與那企業集團想來壟斷政治過程的意圖、或政治能力相呼應。

很明顯的，在歐洲的這些政府，也因其它的利益原因，像是：便利建照取得、建設基礎工程與道路來便利糧食／里程的輸送等，來助長那些大型糧食鏈集團。讓大企業集團來掌控糧食，也可保住許多的既得利益。目前，實際在運作農業政策的，正是那些大企業；而這一切，確實是反民主的。

而且在鄉村治理的脈絡下，也出現反民主的情況。目前所冒出的，絕對是不合法的。它們在破壞一切既定的法規。目前，所有的政策都傾向於這種糧食消費、糧食生產政策；以至於大的跨國集團，更得以來擠壓農民與消費者。

它們愈箍愈緊；它們控制了我們所吃的，我們所生產的，我們如何來生產，以及糧食的價錢。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大公司的利潤。而這些政府呢，沒覺察到、也沒想來質疑這種運作體系正在摧殘民眾的社會、文化福祉。這，不是它們首要關注的。

這真得是很誇張。很誇張，是因為當你想與這些政府談判這些，你往往給認定是在反經濟、反金融。我們就有在全球所發生現成的五鬼搬運的金融危機。這是在週末一、兩天內進行的；然後沒事了。它們對這件事倒是處理得非常快。

說到氣候危機；在去年，那可是個大問題；人人都在擔心，整著社會也都在擔心。但政府一直是沒做甚麼回應；到現在，它們又說：氣候變遷的問題，沒這麼急。“我們得先來處理金融危機。“這整個政治決策的過程，愈來愈是給跨國集團牢牢的抓在手中；而我們正面臨這狀況。這也是「農民大道」第五屆大會所處理的一個主要議題。要如何來改變這種政策決定的方式，要如何來減少、來掌控這些跨國集團的政治力量等等。

■起動：您如何來評估「農民大道」尤其是在歐洲的努力？

■倪可森：由於沒多少的農民，我們的處境很艱辛。在「歐盟」，我們只佔總人口的4–5%。我們失去政治的影響力，文化的影響力。

■起動：您們是怎樣失去的？

■倪可森：這是因我們的農民數量縮減得這麼厲害；而且糧食這重要的議題也失去了份量。目前，在這波糧食危機下，我想人們應有新的體悟。人們會更加來留意像是狂牛症的問題。這也正是我們所在努力的。「農民大道」在歐洲各地的組織撐起了一個聯盟。這很重要。我們費了好大的勁，想建立起一個聯盟，來轉變那光靠自己獨自打拼是無法做到的，來轉變那農業政策。光靠我們自己，連轉變民意都做不到。

我們在努力發展聯盟的運作，也在與我們的盟友策劃方案。我們並未在為農民爭取經費，也沒在為農民爭取補貼。我們在農業方面，是在捍衛一種社會視角；一種相應於社會需求的農業。我們在努力策劃這些方案，而且是與消費者、與環保運動等一起來策劃；來更加能傳達出：糧食不僅僅是你吃下什麼，它還牽扯到更多的事務。它攸關到你的健康，它攸關到你的生活品質，它攸關到一社會視角，雇傭，以及在地認同等。

在歐洲，想要打贏這場仗，並不容易。能得到「農民大道」的支持，這對我們很重要。因為我們農民佔全球的一半，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是農民。而在歐洲，我們農民只佔4–5%。我們十分需要外界的支持。

■起動：那麼您們合作社本身的存在，就很重要？我想到有關自主的想法。

■倪可森：是的。這很重要。你會有像這個一樣的，有各種表現抗拒的方式。而我們也會在這實際狀況中，建立起我們的方案。

■起動：作為一種組織的方式，「農民大道」在村落中所作的組織工作，是否也就是您們在做的？

■倪可森：「農民大道」是個新的運動；大約14、15年了吧。我們大家一面走，一面建設起「農民大道」。我們隨時都在學習，而且來學習各種新的運作方式。這是個由下而上的組織；是個水平式組織。它怎麼說，都不算是個由上到下的組織。就全球的整體來看，「農民大道」只有四位專職人員。僅僅四位，這相對於我們或有三億的農民的運動來說。這也不是一個傳統聯盟式組織；而是個由下而起的運動。在其中我們共同來研擬我們的分析，與我們的方案。

那麼，說我們共同來研擬各種方案，來共同研擬有關糧食主權的方案，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是以自己的方式，站在自己的地方，處在自身的條件下，來做研擬。這也是我們滾動的方式。像是來爭取土地。爭取能來得到土地，得到水源，得到種子，農民所需的種子。我們有共同的位置，但是我們各自發展策略，在地的策略。像是對基因改造體（GMOs）議題。

■起動：您在這方面能多談談？

■倪可森：「農民大道」不論是在北半球或南半球，很明確的，是反對基因改造體。它在每個地方，各自打各自的仗，但又相互支持。像是在法國，目前已禁止所有的基因改造玉米。而只要一跨過邊界到了西班牙，馬上就會有超過60,000公頃基因改造玉米的農地。這就可明顯分出兩場不同的戰爭來。在法國，經由社會動員與直接行動的相互結合，它們的成就非凡。目前。在法國唯一會有基因改造作物生長的地方，是在密閉的環境中，用來做調查用的。

但是在西班牙，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我們要來動員農民。我們也與“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綠色和平”（Green Peace），“農民與牧農協調組織”，“鄉間論壇”（The Rural Platform），以及其他的盟友作聯盟。我們正努力來發展策略與各種行動計畫，來讓西班牙在基因改造體的擴散上，能大幅的縮減。

在歐洲還有另一種狀況，那就是地方政府。一些村子、鄉鎮，也像美國的一樣，宣布自己是無基因改造體的地方。像瓦斯克，就宣布是無基因改造體地區，沒生產基因改造的糧食。在歐洲有許多地區，也紛紛這樣做。像是在波蘭、奧地利一些地區；像是在義大利的托斯卡尼等地區。還有德國的一些地方。

這是一個運動，但不只是個反抗基因改造體的社會運動。像靠著收割這些玉米……在法國有個叫做：“收割者”（Faucheurs）的運動。他們這些人，專門來割收基因改造的玉米。他們通常在七、八月，在確定那些種植基改玉米的農地後，就會去收割那些玉米。而這件事也在媒體上引發極大的反響。然後社會開始爭論，有極大回響的爭論。到最後，他們達成了禁止基改作物的目標。因為一些中立的科學家也出面證實：基因改造體的污染，可達到100公里。如果基因改造體的污染，可到達100公里，那麼你將根本找不到一塊沒基因改造作物生長的地方了。

■起動：您們有與「歐盟」中任何以前是社會主義國度的農民合作？

■倪可森：有。但是很困難。在那兒沒有什麼社會運動，我們只得由“零”開始。我們也有它們一些會員組織，但是它們是非常、非常的微弱。任何事，都可拿來賣。許多跨國集團，也都購買當地最好的良田，來種植專門為生產生質燃料的作物。

■起動：在東歐，還有留下什麼合作社嗎？或它全部還是國家擁有的？

■倪可森：在當地，幾乎是沒有什麼家庭式農園。在波蘭一些地方有一些；斯洛伐尼亞也有一些。但是整體來說，你看不到有什麼社會氛圍，能引發出類似的運動。那是個非常個體化的社會。

■起動：這是種反撞的力道？

■倪可森：沒錯。

土地之日：巴勒斯坦

■起動：您曾在2002年3月，拜訪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倪可森：是的。

■起動：那是與「農民大道」有關？或只是個單純的、表示團結的動作？

■倪可森：那是「農民大道」協調委員會所做的決定：我們應派一位代表，在巴勒斯坦人歡慶土地之日的當天，去拜訪巴勒斯坦。我們去到那兒，拜訪巴勒斯坦一些農民組織。而也正是在當天，我們在喇馬拉（Ramallah）準備與農民組織會面之前，以色列軍隊佔領了巴勒斯坦。我們正巧碰上了。而我們的旅館，也正巧與醫院只有半英里。我們去到了醫院。我們在醫院親眼看到以色列軍隊禁止救護車開出去，去載送那些受傷的、或死亡的人。因此，國際性的「農民大道」也與其他的國際性團結組織共同合作，去搬送那些士兵不准動的傷者、逝者……

當時我們也很清楚：他們會進攻喇馬拉，是想來佔領，然後把阿拉法特圍起來。我們於是決定去阿拉法特在木卡達（Mukata'a）的總部。我們會與他們同患難。次日，我們試著接洽阿拉法特，我們去到木卡達；我們共有五位代表。很幸運的是我們是與CNN的記者一起去的；而他也成為我們的見證。由於他是見證，是媒體，他也排除了萬難。我們「農民大道」開了個小會，決定有些人該回去，去作報告；有些人應留下來。我們決定留下來。

但那次純屬巧合。「農民大道」並沒因以色列準備要進攻，而去到那兒。也沒特意安排說正是在那一天才去。做為農民組織，這一切都是巧合。但一旦軍隊進來了，你就得做決定。我們是個農民之間的運動，我們得捍衛全世界的農民。正巧遇到這種事。我們也曾身為其他代表團成員，去過其他的國度。

■起動：那麼您們與他（阿拉法特）談過話？

■倪可森：噢，是的。每天晚上都有。他是位很吸引人的人，有些羞澀。是一位讓人愉悅的人。他身體不很好。我們有很多的趣聞。

在談話現場，我們大約有30位國際人士，他另外有200位士兵護衛著。沒食物，沒水，廁所極為噁心；也沒電。而我們是被以色列軍隊包圍著。情況是非常的艱辛，但是對我們來說，那真的是很有意思。

與阿拉法特的關係……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們如果脫開政治上來看。他很清楚的，是巴勒斯坦民眾的領袖。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那些政治衝突是這麼的嚴重，他是巴勒斯坦民眾的領袖。也因此，我們去他那兒，來保護他生命。我們在那兒，來護衛他。

他每天晚上，都會走下樓；然後我們會一起討論。他不是個多話的人，但很有魅力。我記得第一週過的特別的辛苦，我們幾乎是沒水、沒電，一片漆黑。即使是在白天，也是暗的；因為在外面，全是軍隊。在四月五日，當天也是我生日，“阿拉法特，我們得在這兒來振奮些士氣；否則是愈來愈愈悶了。”“沒問題。”我們把所有的窗戶打開，讓光線進來。讓外面的軍隊能看到裡面在做什麼。我們辦了個大的聚會；他給我一份禮物：一個大盒子，東方式的珠寶盒。真漂亮。他是位很有禮節的人。他給我這個珠寶盒，而且說到：“我把這個送給您。但是我也給您一份艱難的任務：在這盒子中，裝滿珠寶。”

然後他拿出糖醃的栗子，共有12顆。我們把這些栗子，分成更小粒，放進銀盤中。這就是晚餐。

但是，這就是「農民大道」的角色。我們去過哥倫比亞，去過印度。我們去過巴西、菲律賓。我們都有代表，去過不同的國度，去親眼目睹當地的狀況。

■起動：在看到「農民大道」是這麼一路的走下來，您認為這次的“國際會議”有什麼特別之處？

■倪可森：當我們方開始、方成立的時候，我們說：我們得成為農民的聲音，而且我們要能掌握自己的未來。我們也不允許任何的NGO、任何人，來以我們的名義說話。我們，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就是我們的現在。今天，走到第15年，我們在全世界，有三億的農民夥伴，有200以上的團體。而且我們是代表著從北到南的農民組織；大家有共同的策略，來一起對抗新自由主義農業政策。

這是個很大的成就；而我們是以一種新的運作方式、一種新的內部民主來做到的。中、小農，無地農，原住民族，女農，農場勞工等，全一致了解到：我們必須來改變政策。而要想來改變政策，就得先來改變這世界。

農業，是我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而政策改變，也需要社會能先做改變。因此，這是個巨大的轉型運動。而且到目前，還能發出一致的聲調，一個非常清晰的聲音。那是希望的聲音；它為我在瓦斯克用自己的經驗在做抗爭，帶來了希望；而在巴西的抗爭，在印度的抗爭，這些也都是我的抗爭。而那個把目標全球化，變成大家的目標的想法，也引發出高漲的希望、能力，與相信我們能、我們也正在改變世界。我們在影響這過程。對此，我想您也了解，我們是非常清楚我們在紐轉民意，我們在改變目前這情況。

而這情況對我們家庭式小農而言，會是愈賴愈糟；我們也清楚此點。但我們也在其他的戰場戰勝。像我們就讓家庭式農園的危機，廣為人知。我認為「農民大道」的成就之一，就是我們把這危機，清楚的給攤在談判桌上。WTO走不下去了。它無法繼續走下去，主要是因它原本所採用的糧農政策；也是因我們經由各種的鬥爭，而得以在談判桌上，提出其他的出路，以及譴責當今所發生的事。在1993年之前，從來就沒什麼人會正眼來看農耕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往，一些NGOs也曾呼籲要正視這個危機。但我想目前是不一樣了；我們農民本身已有清楚的身份。許多機構，也開始注意到我們；而我們也有更多的空間。

■起動：那麼「農民大道」做為草根的網絡有何特別之處？

■倪可森：很根本的。沒其他的方式啊。在了解到在地球上這麼多樣的事務，竟然是只可用這種方式連結起來。這是個由下而上的運動，網絡、內聚力、發展共識等皆是如此。它需要全新的運作方式。我認為這可是個非凡之舉。我不清楚在往後的10年間，「農民大道」會成為怎樣；但到目前為止，它的成就可是非凡的。▋

＊“起動”（In Motion Magazine），2009,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