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州州立大學安德魯·李奇團隊曾經進行一個浩大的研究,他們檢視了《亞特蘭大憲法報》中記載由1882年至1926年期間,喬治亞州內發生的集體暴力事件。這段時間內,工作人員找到411件值得研究的事件,當中涉及515名受害者。工作人員發現,那些暴力事件涉及越多的壞份子,他們做出的暴力程度則會越高。
這個研究結果很有意思,當人們在群體當中,如果在場人(包括自己)都進行一些不合乎道德的問題時,我們很容易會將自己責任分攤在周遭人的身上。我們會認為自己參與其中,但需要承擔責任卻會較少,因而做出更加荒誕行為。相反,如果只有我們一人,當我們進行不正當行為時,我們心態上會知道自己需要獨力承擔後果,心理壓力會較大,對自己行為管束也會較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掀起反猶太人熱,數以百萬計猶太人慘遭迫害,他們不單止財產被充公,甚至被送進集中營,九死一生。戰後,不少德國人都認為自己在戰時是為勢所迫,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針對他們迫害猶太人的指控並不成立。這些德國人顯然受到責任分散效應影響。法國國家鐵路公司在二戰時,曾經協助德國將猶太人送到集中營,他們運送超過七萬名猶太人,當中只有三千人能夠幸存下來。其後,受害者將法國國家鐵路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賠償,鐵路公司代表表示當時他們也是受制於人,如果這說法屬實,當時公司主事人顯然也是犯上了責任分散效應。在和平日子中,相信沒有人會願意將活人送到死亡之地,但在戰火期間,由於看到其他人的作惡,鐵路公司主事人也許認為配合納粹主義能夠為自己帶來一線生機,同時他看到納粹主義這做出各樣瘋狂行為也沒有惡報,反而氣勢凌人,所以他們也願意參與其中,做出這些荒誕莫名的行為。
外國心理學家經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機觀察參加者在思考過程中,大腦的內側前額葉皮質的反應。根據生物學家多年研究,發現當人們想起自己的時候,內側前額葉皮質反應會較為活躍。實驗中,工作人員要求參加者思考一些關於一些是非黑白的問題,例如讓參加者想想自己有沒有試過偷別人放在雪櫃內的東西等等。結果發現,如果參加者獨自接受這些提問,他們內側前額葉皮質反應會較活躍,這代表他們在思考過程中比較着重自己。相反,如果參加者和其他人一起進行實驗,他們的內側前額葉皮質相對比較平靜,這說明他們認為這些問題內容和自己沒有太大關係。
社群內人數越多,大家便會互相將責任攤分,做壞事產生的後果將會以倍數計算,上面提到的案例都是責任分散效應的負面效果,但如果我們懂得將這心理使用在正面方面,得出正面的效果也能以倍數計算。舉個例子,有時候我們想出一些計劃能夠幫助公司踏上一個台階,如果孤身一人,我們未必夠膽向上司提出建議,因為害怕上司不接受的話,自己可能官位不保。相反,如果經過小組討論後得出新想法,彼此互相支持,大家就會更加願意跟上司分享看法,因為我們知道,上司即使有可能不同意我們,但他看見小組成員眾志成城,也不至於過分苛責,因而提出建議的風險成本將會降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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